“与人为善”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这段话大意是：子路，别人把他的错误指给他，他便高兴。禹听到善言，就给人敬礼。伟大的舜更是了不得，他对于行善，没有别人和自己的区分，抛弃自己的不是，接受人家的是，非常快乐地吸取别人的优点来从事善行。自他种庄稼、做瓦器、做渔夫一直到做天子，没有一处优点不是从别人那里吸取来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行善，这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所以，君子最高的德行就是偕同别人一道行善。
　　后世学者对孟子此义多有阐发。宋朝的周敦颐说：“仲由（子路）喜闻过，令名无穷焉。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讳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程颐日：“夫与人为善，君子所乐；乱国之聘，夫子亦往。”朱熹云：“与，犹许也，助也。取彼之善而为之于我，则彼益劝于为善矣，是我助其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劝于为善，君子之善孰大于此！此章言圣贤乐善之诚，初无彼此之间，故其在人者有以裕于己，在己者有以及于人。”
　　与人为善的基础是善与人同。善与人同包括“舍己从人”和“乐取人以为善”。“乐取人以为善”是“舍己从人”的扩大和提高。“闻过则喜”的子路和“闻善则拜”的禹是“舍己从人”的典型。“舍己从人”的精神更进一步的主动和积极的表现就是广泛地向群众学习，吸取所有的善，集合到自己身上，以此为快乐。这样主动积极的乐善精神会自然而然地不断鼓舞自己和别人。因此，作为乐之泉源的“为善”，意味着互相帮助大家共同为善，所以说“取诸人以为善”即“乐取人以为善”，就是“与人为善”或“善与人同”，这就是舜的伟大之处。
　　那舜到底是如何與人为善的呢？明朝的袁了凡讲了个小故事，“昔舜在雷泽，见渔者皆取深潭厚泽，而老弱则渔于急流浅滩之中，侧然哀之，往而渔焉；见争者皆匿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揄扬而取法之。期年，皆以深潭厚泽相让矣。”过去，舜在雷泽这个地方打鱼的时候，看见大家都争相占据鱼多的好地方，老弱渔民只好在急流浅滩中打鱼。舜并没有对争抢的渔民加以斥责，只是看见有谦让的渔民就大力赞扬鼓励，一年之后，谦让互助之风盛行。袁了凡最后说：“夫以舜之明哲，岂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工苦心也。”
　　孟子认为所谓人性，就是上天赋予人类所独有的内在性质，即善，也即道德，这是人类高于禽兽之处。因为人性中具有“善端”，善的因素和萌芽。孟子认为，把“善端”加以保存、培养、扩充，充分发挥，达到完善的境地，那就是圣人。“圣人与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孟子提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追求学问即教育的作用没有别的，就是把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罢了。“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保持赤子的善端（良知、良能），便是教育的任务。孟子认定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在于把天赋的善端加以保持、培养、发展和扩充，或把已经丧失的善良之心找回来，使之发扬光大，进而成为圣贤。
　　中国古代圣贤与古希腊哲学家在论述人性之善与教育作用的观点上十分相近。苏格拉底说“没有人有意作恶或无意为善”“没有人有意追求邪恶的东西或者他认为是邪恶的东西。趋恶避善不是人的本性”。孟子与苏格拉底都将“善”规定为既是普遍的，又是内在的，都认为一切美德都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本心。所以只有理性，而不是感性，才能把握善。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也说，“学习即回忆”“认识就是回忆”“一切研究、一切学问只不过是回忆罢了”。学习并不是从外部得到什么东西，它只是回忆本性中已有的知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话与孟子说的“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仁义礼智根于心”何其相似。因而，东圣西哲都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启发一个人对固有善性的自觉，都强调只有自觉向自身内在追求，才能把握普遍、绝对的“善”。既然趋向于善是人的本性，而善又存在于人的思维和心中，那么他们就必然把强调内省的道德自觉当作教育的重心和作用。这就是“与人为善”的人性论基础。
　　（常朔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