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人说起自己家乡来，都会以这片土地丰富的物产、近代工业的成就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而自豪。水果如苹果、梨、葡萄、樱桃，农作物如大花生，还有很多近代轻工业如钟表制造、葡萄酒酿制等，本地人津津乐道，外地人赞不绝口。但是它们源自何处，许多人都语焉未详，也不大深究。其实，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教士自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传来的。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到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比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时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1882或18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 College of 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同样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梅里斯，1862年携夫人来登州，传教之外，与夫人创办登州启喑学馆，将西方现代聋哑人教育首次引入中国。该校1898年迁址芝罘，成长为今天的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梅里斯的另一贡献是从美国带回大花生种，经推广，成为胶东各地广泛种植的作物，花生以及相关产品出口，创汇多多。1895年病故，埋葬在登州基督教墓地。
　　郭显德是另一位重要人物。1863年他二十八岁那年携新婚妻子，来到上海，次年来登州，后转芝罘，在山东传教共五十六年。史载，郭显德在传教过程中注重基督教与儒家学说之间的沟通，强化对教徒人格的培育，在山东受感召的皈依者达到三千余人。他热情兴学（烟台二中前身会文学校之外，在牟平、栖霞、莱阳等地开办学校四十余所），办医务机构（他和夫人是闻名遐迩的毓璜顶医院的奠基人）。他的声望之高，连对“洋教”刻骨仇恨的义和团也流传这样的戒律：“外人不杀郭显德，国人不杀赵斗南”（按：赵斗南系郭之弟子，牧师）。郭显德1920年卒于烟台，数以千计的各界人士出席葬礼，身后哀荣备极隆重。他也葬于毓璜顶的西侨公墓。
　　回家之前，我就听说毓璜顶的西侨公墓已被毁，但据说还存有几块残碑。承在毓璜顶医院工作的表妹和妹夫的帮助，大年初六下午，在一场雨夹雪降临前的阴霾天里，总算看到了那几块墓碑。它们散落在烟台警备区医院的院子里。先看到的是两块仿佛是棺材上的盖石，面呈人字形，两面分别刻有死者姓名、生卒年月、职衔以及颂词。取水来洗去上面泥土，其中一块盖石上的名字令我大吃一惊：Alexander Williamson——这是大名鼎鼎的韦廉臣的棺盖啊。韦廉臣，苏格兰长老会牧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早在烟台开埠之前的1855年就来烟台传教。他在上海创建同文书会，创办《万国公报》月刊，是近代传播西学的重要平台，维新巨子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受这份刊物影响很大。棺盖上刻着“法学博士”的头衔，当是韦廉臣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为表彰他在中国的成就而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曾与他在烟台共事的传教士李提摩太说：“无论从体格、智力和精神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巨人。”他的身世和成就，许多近代史著作都有所论述。在棺盖的另一侧用英文刻着这样的话，译言略谓：“他居于对法官耶稣归来时欣喜复活之渴望中，遥远国度里长久历程后迷途人终回归其永恒之罗马城”。
　　找到郭显德墓碑时天色已经暗淡，不过碑文大致上还算完整。一面是英文，另一面是中文。院中尚有散落方尖碑、石座、残碎碑石若干，天色已晚，雪花飘落，不及细观了。
　　据说，毓璜顶西侨公墓是在朝鲜战争时期被毁的。那正是两国交战，反美情绪激荡的时候。不过战争是活人之间的事情，在战场上我们尚且要优待俘虏，为什么在大后方会迁怒于这些早已死去了的人，何况他们还是些传播福音与科学知识、兴办教育、治病救人、改善民生的使者呢。想象当年掘坟鞭尸、砸石毁碑的情景，人们是否想到这些人生前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种种美好事物？不仅如此，即便我们对于传教士作用的评价有分歧，但这墓地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批判者也可以把它作为生动的教材注释，毁尸灭迹又是所为哪般？
　　2006年，我曾访问日本北海道大学。那座大学的创办人是美国农学家克拉克博士，他在教学的同时也秘密地传播基督教。虽然他在日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但日本人为纪念他，在大学校园里立了他的铜像，学校有以他命名的克拉克会馆，学校的校训是他的话（“男儿当自强”，英文“Boys, be ambitious！”），甚至北海道大学的徽记也是克拉克的头像。当时我好奇地问执掌该校中国法教席的铃木贤教授：“二战日美之间成为敌国时，有关克拉克的这些标记也都继续保留么？”
　　“为什么要改变呢？这是历史啊。”铃木教授神情不解地反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