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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8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十三，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法场上风雨如晦。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慈禧太后已经下旨，要在这里处死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
第一个喋血的是31岁的康广仁，受刑的时候他喉咙被绳紧勒，无法作声。
第二个是33岁的谭嗣同，在砍头前他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4岁的林旭，他是封疆大吏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婿，被允许可以穿官服受死。临刑前，他请求说几句话，监斩官充耳不闻，林旭于是不再说话，从容就义。
第四个是49岁的杨深秀，他也是喉头被绳索紧勒，无声赴死。
第五个是41岁的杨锐，他是朝廷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被捕后张之洞拼命为他向朝廷求情，说杨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毫无关系，但是慈禧太后并未理会。临刑前他说：“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最后是39岁的刘光第，他刑前大喊，不经审讯就杀他们，这是违反大清律的。据说他受刑时坚持不下跪，砍头后尸身不倒，围观者为之惊骇不已。
各有不同
虽然同日血溅菜市口，但是六位罹难志士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康广仁是变法核心人物康有为的弟弟，但是他并非变法的核心人物。虽然康有为办报纸、创学会等所有活动，康广仁都参与其中，但大部分是事务性工作。康广仁还发起妇女不缠足运动、开办大同译书局等，他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般激进，最激烈的主张也只是废除八股文考试而已。对于维新变法，他曾劝康有为：“阿兄（康有为）归广东上海，（梁）启超归湖南，专心教育，著书撰述，激励士人爱国之心，养成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必当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大行改革，才可望成功。”康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过对维新变法的看法：“阿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皇上无权，安能有成？”
相比温和的康广仁，谭嗣同比康有为、梁启超还要激进得多。康有为到死还是个保皇党，而谭嗣同在他秘不示人的著作《仁学》中，继承顾炎武等人的民贵君轻观点以及西学思想，矛头直指君主专制，扬言“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曾多次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谭嗣同认为此举一可换得列强对变法维新的支持，二可为中国争取10年自强的时间。
最年轻的林旭，在早年与康有为并不熟悉，戊戌变法前一年，他还在刻意避免与康有为接触。此后他的观点受康有为影响，逐渐开始认可维新之论，甚至以康有为弟子自居，在入选军机处之后，林旭的行为也较为激进。尽管如此，军机大臣廖寿恒在戊戌政变之后求情时仍不认为林旭与康有为是一党。
杨深秀与康有为没太深的交往，1898年他跟维新变法有关的第一道上书，内容是劝告清政府不要妄想借俄国之力阻止德国侵略山东，他力主变法保国不可依赖外国。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抓的第一拨儿维新党人也没有他，他是随后上书质问慈溪太后为何囚禁光绪，而遭拘捕杀害。
刘光第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刘光第参与了一些维新活动，还曾以身家性命替康有为担保；另一方面刘光第被杀后抄家发现了他弹劾康有为的奏章，尚未写完。私下里，刘光第对维新派与守旧派的争端并不认可，他说“新旧两党，互争朝局”令他寒心，同时又自诩“好在自己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
真正冤的是杨锐。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对维新派的一些做法很不认可，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康有为“缪妄”，不过保守派也没有希望，他更倾向于不改变政体的自强运动。其军机处同僚高树后来回忆说，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很有意见，私下里形容谭嗣同是“鬼幽”、林旭为“鬼躁”，声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戊戌政变之前，杨锐甚至要发声明说自己与康有为毫无关系以避祸，只是后来怕因此导致同僚关系闹僵而作罢。
殊途同归
若问戊戌六君子的共同点，那就是救国的理念。
这六人中，康广仁是跟随其兄康有为一直搞救国的，而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五人，均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后，在清政府丧权辱国之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杨锐慨言“二十年卧薪尝胆”，刘光第上《甲午条陈》，谭嗣同愤而著《仁学》，杨深秀思“甲午之耻”，林旭有诗云“分明家国千行泪”，救国图存，雪甲午耻，成了这群观念并不相同的知识分子的共识。
在民族大义之外，这六人的另一个共同点则让他们同赴一死，那就是对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似态度。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而这六人出于不同考虑，都站在光绪皇帝一边，这才是慈禧太后痛下杀手的关键。杨深秀本来没事，却在戊戌政变后质问慈禧为何拘禁光绪；刘光第在戊戌前就上书要慈禧把权力给光绪；谭嗣同、林旭直接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最后救援光绪的活动；杨锐对甲午之战中慈禧的作为公开批评。这些举动本就是慈禧的大忌，在戊戌政变的你死我活中，更成了慈禧举起屠刀的动机。
维新变法中的皇帝与太后权力之争，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是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历史上，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变法之前宣扬的君主立宪、开议会、定宪法等关键政治主张，即使是在百日维新最顺利的时候，也没有被光绪皇帝提起过一次。光绪皇帝下令执行的维新政策，也无非是发展工商业、废除八股文考试等一般政策。光绪皇帝对变法维新的兴趣，和从慈禧太后那里争回权力的兴趣，究竟哪个更大一些呢？答案恐怕只有光绪皇帝自己知道。
（责编：石磐）
第一个喋血的是31岁的康广仁，受刑的时候他喉咙被绳紧勒，无法作声。
第二个是33岁的谭嗣同，在砍头前他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第三个是24岁的林旭，他是封疆大吏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婿，被允许可以穿官服受死。临刑前，他请求说几句话，监斩官充耳不闻，林旭于是不再说话，从容就义。
第四个是49岁的杨深秀，他也是喉头被绳索紧勒，无声赴死。
第五个是41岁的杨锐，他是朝廷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学生，被捕后张之洞拼命为他向朝廷求情，说杨锐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乱党”毫无关系，但是慈禧太后并未理会。临刑前他说：“糊里糊涂地死，真是死不瞑目。”
最后是39岁的刘光第，他刑前大喊，不经审讯就杀他们，这是违反大清律的。据说他受刑时坚持不下跪，砍头后尸身不倒，围观者为之惊骇不已。
各有不同
虽然同日血溅菜市口，但是六位罹难志士的主张是大不相同的。
康广仁是变法核心人物康有为的弟弟，但是他并非变法的核心人物。虽然康有为办报纸、创学会等所有活动，康广仁都参与其中，但大部分是事务性工作。康广仁还发起妇女不缠足运动、开办大同译书局等，他远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般激进，最激烈的主张也只是废除八股文考试而已。对于维新变法，他曾劝康有为：“阿兄（康有为）归广东上海，（梁）启超归湖南，专心教育，著书撰述，激励士人爱国之心，养成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必当有成，然后议变政，救中国大行改革，才可望成功。”康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过对维新变法的看法：“阿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而皇上无权，安能有成？”
相比温和的康广仁，谭嗣同比康有为、梁启超还要激进得多。康有为到死还是个保皇党，而谭嗣同在他秘不示人的著作《仁学》中，继承顾炎武等人的民贵君轻观点以及西学思想，矛头直指君主专制，扬言“誓杀尽天下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戊戌变法之前，谭嗣同曾多次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谭嗣同认为此举一可换得列强对变法维新的支持，二可为中国争取10年自强的时间。
最年轻的林旭，在早年与康有为并不熟悉，戊戌变法前一年，他还在刻意避免与康有为接触。此后他的观点受康有为影响，逐渐开始认可维新之论，甚至以康有为弟子自居，在入选军机处之后，林旭的行为也较为激进。尽管如此，军机大臣廖寿恒在戊戌政变之后求情时仍不认为林旭与康有为是一党。
杨深秀与康有为没太深的交往，1898年他跟维新变法有关的第一道上书，内容是劝告清政府不要妄想借俄国之力阻止德国侵略山东，他力主变法保国不可依赖外国。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抓的第一拨儿维新党人也没有他，他是随后上书质问慈溪太后为何囚禁光绪，而遭拘捕杀害。
刘光第的情况很复杂。一方面，刘光第参与了一些维新活动，还曾以身家性命替康有为担保；另一方面刘光第被杀后抄家发现了他弹劾康有为的奏章，尚未写完。私下里，刘光第对维新派与守旧派的争端并不认可，他说“新旧两党，互争朝局”令他寒心，同时又自诩“好在自己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
真正冤的是杨锐。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对维新派的一些做法很不认可，在给张之洞的信中说康有为“缪妄”，不过保守派也没有希望，他更倾向于不改变政体的自强运动。其军机处同僚高树后来回忆说，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很有意见，私下里形容谭嗣同是“鬼幽”、林旭为“鬼躁”，声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戊戌政变之前，杨锐甚至要发声明说自己与康有为毫无关系以避祸，只是后来怕因此导致同僚关系闹僵而作罢。
殊途同归
若问戊戌六君子的共同点，那就是救国的理念。
这六人中，康广仁是跟随其兄康有为一直搞救国的，而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五人，均是在中日甲午之战后，在清政府丧权辱国之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杨锐慨言“二十年卧薪尝胆”，刘光第上《甲午条陈》，谭嗣同愤而著《仁学》，杨深秀思“甲午之耻”，林旭有诗云“分明家国千行泪”，救国图存，雪甲午耻，成了这群观念并不相同的知识分子的共识。
在民族大义之外，这六人的另一个共同点则让他们同赴一死，那就是对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相似态度。维新变法的一个主要矛盾就是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而这六人出于不同考虑，都站在光绪皇帝一边，这才是慈禧太后痛下杀手的关键。杨深秀本来没事，却在戊戌政变后质问慈禧为何拘禁光绪；刘光第在戊戌前就上书要慈禧把权力给光绪；谭嗣同、林旭直接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最后救援光绪的活动；杨锐对甲午之战中慈禧的作为公开批评。这些举动本就是慈禧的大忌，在戊戌政变的你死我活中，更成了慈禧举起屠刀的动机。
维新变法中的皇帝与太后权力之争，到底到了什么程度，是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历史上，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变法之前宣扬的君主立宪、开议会、定宪法等关键政治主张，即使是在百日维新最顺利的时候，也没有被光绪皇帝提起过一次。光绪皇帝下令执行的维新政策，也无非是发展工商业、废除八股文考试等一般政策。光绪皇帝对变法维新的兴趣，和从慈禧太后那里争回权力的兴趣，究竟哪个更大一些呢？答案恐怕只有光绪皇帝自己知道。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