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一看标题，似乎这是几件不大搭界的事情。把看似不搭界的事情联系到一起，是福尔摩斯的过人之处，也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智慧。很多时候历史的真相就像从地下起出的一堆破碎的陶片，历史学家的技艺，就是拼接、缀合这些碎片，努力复原陶罐当年的样貌。也许我们足够幸运，最终能够拼出一个完整的器物；也许留下来的碎片实在太少，而这个器物对我们好奇心的诱惑又实在难以抗拒，就会有各式各样的拼接者在各个孤立的碎片之间努力建立起合理或不合理的关联。在碎片的边缘无法衔接的空白之处，就是各种联想、猜想和假说自由飞翔的空间。
　　印刷术的起源就是这样一堆高度挑战历史学家技艺和想象力的碎片。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面对这些碎片，不断提出各种假说。这些碎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史料中关于早期印刷术的各种片段记载，一类是零星出土的早期印刷实物。对这些史料的不同解读，以及关于现存实物真伪和断代的不同观点，导致了万花筒般关于印刷术产生年代的众多学说。唐代已经出现了印刷品实物，因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印刷术发明五代说、宋代说不攻自破。而唐贞观十年说（张秀民先生力主）、隋朝说、南北朝说，甚至汉代说，则各有所据，聚讼纷纭。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出土了新的印刷品实物，旧的纷争尘埃尚未落定，战场上又腾起新的硝烟——域外有人开始挑战中国作为印刷术发明国度的荣誉。在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上，韩国学者如获重宝，咄咄逼人，中国学者逐条批驳，寸土不让。战场从学术界一直延伸到媒体、民间乃至和国家外交联系在一起。活字印刷术、汉字的联合国申遗之争，让人不禁想到时下一些聪明人致富的捷径——抢注商标和网址。直到孔老夫子、西施、李时珍也纷纷被人强拉着去加入外籍，这场纷争更显现出光怪陆离的诡异之象。想来大洋彼岸的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国家竞争新概念的时候，也没估计到会把东方的古圣先贤和旷世佳人一同惊动起来。
　　尽管枪来棒往，热闹非凡，但其实这场论争甚至闹剧并无多少新意。关键是近年来再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史料或实物发现，因而所剩下的也就是在既有的材料基础上无休止的自说自话和意气之争了。说到底，要还原陶罐的原貌，还是要靠发现更多的碎片，或者找到更高明的缀合技术。恰在此时，地球彼端一个英国人以一种别样的冷峻发言了。他的出现似乎有些突兀，因为他好像不属于这个圈子，他的专长既不是出版史，也不是科学技术史，他本是个宗教史学者。坐在欧洲汉学重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书斋里，他以一种前人从未有过的眼光端详着这堆已经被人审视过无数遍的碎片。他面前这道缀合题的难度与他人并无二致，但是他所尝试的解法却是大有不同。他从人们不曾属意的地方找来一些新陶片，语出惊人地说它们也属于这个陶罐。他在碎片之间建立的联系出人意表，大胆而跳跃。他的招数和别人全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出格，如果在武林或是棋界，只怕是要被目为怪拳或“妖刀”的。然而正是因为此佬“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路数，要让那些饱受在原地打圈圈的无休止的争吵疲劳轰炸的读者精神为之一振。
　　说怪也不怪，他只不过是从他的老本行来看待印刷术起源的问题。宗教与印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人们早就注意到，印刷术发明初期，印刷物几乎是清一色的宗教出版品。东方的雕版印刷是从印刷佛经开始的，古滕堡发明的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首先印制的是《圣经》。为什么总是宗教印刷品？需求量大，宗教狂热，似乎很好理解，但是没有人深究过，为什么单单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特定的地方，诞生了宗教印刷品。
　　巴雷特——原谅我关子卖得久了些——长期浸淫于中古宗教史的研究，这使他看待印刷术起源问题时独具只眼。他在探究宗教与印刷术起源之间的关系时，绝不是简单的、想当然的，而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情景之中，这多少让印刷术的起源看起来有些“偶然”。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或许值得怀疑，但绝对够吸引人，够给力。
　　公元二至五世纪，全球气候变脸。和我们现在担忧温室效应不同，当时的灾难是气温骤降。据史料记载，低温使得陆地环抱的渤海海域也冰冻起来。公元五三五至五三六年，北半球遭遇了近两千年来最剧烈、持续时间最长的寒冷天气。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在其名作《战记》（History of the Wars）中说，五三六年全年阴霾蔽日，瘟疫流行。中国史籍《北史·魏本纪第五》载：“是岁，关中大饥，人相食，死者十七八。”此时正值中国南北朝战乱时期，恶劣的天气导致作物绝产，严重的饥荒和骚乱更加剧了局势的动荡。据气候学家分析，造成该年罕见恶劣天气的原因，可能是南太平洋上拉包尔（Rabaul）火山大爆发，巨量火山灰飘散全球，遮蔽阳光，引发“核冬天”效应。也有科学家认为是受到来自太空的宇宙碎片的影响。
　　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灾难性的天气在世界范围内对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灾荒、饥馑、动乱、瘟疫，压抑、愤怒、焦虑、绝望，这一切都成为宗教情绪滋生的温床。末世论抬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渴望寻找心灵的慰藉。佛教自东汉以来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盛极一时。这段时间恰好与全球气候的灾变期暗合，“南朝四百八十寺”与天上飘浮的火山灰或太空尘埃或许不无关联。
　　南北朝时，除了两个不太友善的北朝皇帝之外，帝王和民间普遍崇信佛教。阿育王是古印度最伟大的君王，也成为后世东方帝王弘扬佛法的榜样。阿育王本是嗜血暴君，在帝业如日中天之际，放下屠刀，皈依佛门。阿育王弘佛的标志性举措，是广施八万四千块佛骨舍利，其中有的进入中国。这种行为成为崇信佛法的帝王们仿效的对象，史载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为复兴北周武帝时遭到压制的佛教，向各地散发了一百零七个佛陀舍利。传到中国的佛骨舍利毕竟是有限的，而佛经则是佛的法身舍利，因而散播佛经可以获得与散发佛骨舍利同样的功效。隋文帝曾供养佛经十三万卷，隋炀帝则供养了超过九十万卷的佛经。五代吴越国王钱俶在位期间，印造《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广施四众，一九二四年杭州雷峰塔倒塌时这批佛经曾大量出土，这是典型的仿效阿育王的行为。 　　小乘、大乘佛教先后传入中国，而后者很快在汉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大乘佛教强调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因而产生了多佛、“千佛”的观念。大乘佛教鼓励大量复制佛像、佛经，并认为这样做能够积累善业。据说造一个带有佛经的佛塔，相当于一千万个普通的善业。偶像复制，也体现了佛教的轮回转生观念——生命如同从模板中不断重现。大规模地塑造佛像、抄写供养佛经，成为南北朝时佛教兴盛的一大景观。隋文帝复兴佛教时，曾敕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
　　手工复制的效率毕竟太低了。尤其是塑造佛像，非具有一定的艺术功底不办。为便于佛像的复制，印度从六世纪末开始用机械方法复制佛像、佛塔。对此，西游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述说：“印度之法，香末为泥，做小窣堵坡，高五六寸，书写经文以置其中，谓之法舍利也。”其中“窣堵坡”与英文stupa对应的是同一个词，即佛塔。这种用模子复制佛像的方法也随着佛教向外传播，中亚地区曾出土制作泥质小佛像的模子。在今天的西藏地区，仍盛行用铜质的模子大批量地塑造小佛像、小佛塔，这就是所谓的“擦擦”。
　　复制佛经要简单得多，用纸笔抄写就可以了，只要识字就可以胜任。但要在纸上复制出佛像、手印等，则需要具备一定的绘画技能。尤其是充满神秘主义色彩，注重仪轨和咒语的大乘密教传入中国后，移植了中国传统的道教印咒符箓，陀罗尼经咒等“真言”从最初的诵念变而为神符，书于纸上具有护身驱邪之功效。七六四至七七○年，日本称德女天皇为平息叛乱，发愿印制百万塔《陀罗尼经》，就是因为陀罗尼经咒中写道：“置塔之出，无诸邪魅、夜叉、罗刹……于彼国土若有诸恶先相现时，其塔即便现于神，变出大光焰，令彼诸恶、不祥之事，无不殄灭。”现存最早的一批印刷品，无论是在国内成都、西安出土的单张佛经，还是日本的百万塔《陀罗尼经》、韩国庆州佛国寺出土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均为《陀罗尼经》，其原因正在于此。
　　成都、西安出土的梵文、汉文《陀罗尼经》，均为单张印刷品，而非日本和韩国发现的卷轴装，应属于最早的印刷品形态。这两个地方出土的《陀罗尼经》形式大体相同，以经文、佛像和手印构成回环图文。这些繁复的形式用传统的抄写方法是很难大量复制的，因而催生了机械复制的方法。斯坦因在敦煌的纸本、绢本佛像和图样以及壁画中，发现了用刺孔漏印的方法复制图像轮廓的技术。敦煌和吐鲁番等地，还发现了大量印在纸上的连排小佛像，并出土了用来印制这种小佛像的金属印模，显然是像盖章一样一个个捺印上去的。这些都是印刷术发明前夜较为原始的机械复制佛像的技术。唐初玄奘法师曾在长安大慈恩寺用“回锋纸”大量印制普贤菩萨像，施与信众，不过那时玄奘用的可能已经是印刷方法了。
　　有了大乘佛教大规模复制佛像、佛经的强烈需求，有了模制泥佛像、纸上佛像复制，以及长久以来印章、石碑传拓、织物印刷等一系列技术准备，有了纸的发明提供的新材料，印刷术的发明可谓呼之欲出了。
　　在印刷术起源的研究中注意到宗教的重要作用，巴雷特绝不是第一个。但是将宗教气氛浓厚的根由追溯至全球气候变化，并清晰地勾勒出从大乘教义到印刷术诞生的“路线图”，巴氏则首居其功。这是他作为宗教史家的优势，他脱出以往窠臼的独门绝技所在。他甚至颠覆了我们关于印刷品的概念，以及对于印刷术发明动机的想当然预设。他棒喝读者，最初的印刷品并非如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那样是读物，而毋宁说是“圣物”。它们被印出来，并非是作为知识的载体而被阅读，而是作为一种宗教物品而被供奉、被使用的。
　　巴雷特提出，在当时的中国，印刷术在信息传播方式上的变革意义其实并不像我们此前认为的那么重要。在印刷术出现之时，纸作为廉价的书写载体已经使用了几个世纪，抄写复制技术本身也十分便利，朝廷和社会上有大量的楷书手、书佣、经生等职业抄写人提供文献复制服务。巴雷特指出，纸和强大的手抄本文化实际上可能反而使得印刷术发明的可能性降低。对比中国雕版印刷术和欧洲近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发明前后的情形，写在羊皮纸上的欧洲中世纪手抄本成本之高是相当惊人的。一部好的《圣经》手抄本，可能要用掉五百头牛犊的皮。因此中世纪的手抄本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同时也带有某种神圣的性质，开本厚重，装帧华贵，用宝石、象牙、黄金来装饰封面的并不少见。提供公众阅览的书，会用链子锁住，以防被人拿走。著名的古滕堡《圣经》印制了不到二百部，大部分印在纸上，但有约三十五部仍印在犊皮纸上。为了印制这三十五部犊皮纸《圣经》，需要杀掉五千头牛。与欧洲昂贵的羊皮纸书比起来，中国手抄本的价格可谓低廉至极。比较中西印刷术发明的前夜，中国抄本的产量要远远大过欧洲。六世纪末隋文帝独孤皇后供养了四十六部“一切经”（即《大藏经》），卷轴数超过十万件；而十五世纪中叶在欧洲专门为大学师生复制书籍的抄写坊里，一部书能够抄写四百份已经算是“庞大的数量”了。换言之，中国的手抄本已经很廉价、很普及了，我们真的是因为复制书籍的便利而发明了印刷术吗？
　　这无疑是个颠覆性的观点。巴雷特把印刷术起源中宗教因素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甚至有一种排斥印刷术起源中其他因素的倾向，比如更便利地传播知识和信息的需求。这种看法不无可议之处。比如我们把眼光向后移几个世纪，北宋初年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官私出版业迅速成长，使得社会上书籍流通的数量大大增加，读书人获取书籍大为便利。景德二年，国子监祭酒邢向宋真宗报告说，自己幼年读书时，“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苏轼曾感慨老一辈人年少时连《史记》、《汉书》这样的书也难读到，侥幸碰到了要赶紧抄下来珍藏，如今满世界都是书，读书人得书太容易却不再认真读书了。这些都说明印刷术的出现确实大大提高了书籍复制效率，有效地促进了知识传播。
　　巴雷特的这些观点已经够让人眼花缭乱的了，但真正的大戏其实尚未开场。不是吗？本书的主人公——“发现印刷术的女人”还没登场哩。
　　《发现印刷术的女人》，这个书名起得像侦探小说，不大像一般板起面孔的学术著作。我看到艾朗诺（Ronald Egan）评论说书名起得很“嚣张”，信然，不然怎么叫“妖刀”呢。其行文也颇有散文笔法，比如书的开头，想象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the Venerable Bede）坐在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贾罗（Jarrow）的修道院里，目光跨越辽远的欧亚大陆，遥望地球那头则天女皇治下的东方国度。书中像这样带着读者神游历史的笔触比比皆是。更妙的是作者精心设计的谋篇布局和叙事结构，可谓千回百转、曲径通幽，每逢山重水复，却又柳暗花明。其间疑影重重，步步惊心，而作者则如福尔摩斯探案一般，洞察毫厘，抽丝剥茧，追根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