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为保障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革命立宪最终不是很难逾越的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孙中山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是外交部长。
　　这个当时看起来美好的构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清朝末年，革命派、立宪派和清政府成为主要的三种政治势力。革命派与清政府势不两立，立宪派则处于两者间，与两者都有联系，但又都不获信赖。立宪派的骨干张謇感慨：“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
　　立宪派梁启超起初和革命党往来很密。他流亡日本，孙中山曾多次到访，二人大谈革命。
　　但是孙中山是倒满主义者，梁启超认为勤王的旗号最为合宜。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要不要排满。革命党当时认为满洲入主中国为亡国，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则坚持满洲人掌权，是与明朝朱家易主，而不是亡国。
　　与海外两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不同，当时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之间常常互通声援。比如湖南立宪派龙璋是革命党领袖黄兴的密友，凡反清革命的，都引为同志，大力资助革命经费，不惜出卖家产，还利用自己的汽船为革命党购运枪械。
　　“一个国家发展，肯定有不同意见。一个走激烈路线，一个走温和路线。其实革命与君主立宪都是从西方来的东西。革命受法国影响，君主立宪受英国、日本影响，都是想建立一个民主形态的国家而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82岁的学者张朋园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朋园一直致力于对立宪运动的研究，曾经出版专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等。他反对将立宪派看作是落后保守势力。
　　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对清廷无比失望的立宪派，特别是抱有实业立宪情怀的立宪派，开始倾向于同情革命，甚至推动革命。比如山西代表、曾任山西总商会副会长的渠本澄宣布，“三次请愿国会不成，当急取葡萄牙革命主义”，因为对于那些为着保护和促进实业而主张立宪的人，从君主立宪到共和立宪并不是很难逾越的。
　　武昌起义时，革命党的力量不足以推翻清廷的统治。革命是在多方推动下进行的，立宪派的力量举足轻重。袁世凯的幕僚张一评论：“辛亥革命，皆以咨议局为发端。”一些原咨议局大员后来干脆直接成为新政府的都督。
　　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牵手革命党人，开始短暂的合作期。除了数省始终如一的合作外，合作有的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也不过三数月而已。这和“革命的蜜月时期”相像，即当革命发生后，专制政权被推翻，革命成功的气氛出现了，这时出来掌握政权的人大多是有声望而较为温和的人，张朋园如是说。
　　立宪派卷进革命，“该破坏的未能破坏，该建设的未能建设。”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开始衰退，而社会与政治都没有得到快速改革。为着自己的理想目标而激烈的革命者不满意于这种温和与稳健，以至于出现激烈的行动，产生恐怖和屠杀，将掌权者推倒。立宪派中的佼佼者，四川的蒲殿俊和湖北的汤化龙，都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执掌革命政府，但又很快被迫下台。
　　民国初年，第一届国会选举，“大众人民在这次空前的大选中是茫然的，对政治有兴趣的只有极少数的精英分子。他们有求变的观念，但自身的利益优先。那茫然的群众是孤苦无依的。”张朋园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