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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掉下日寇战机
东利渔村，是我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一个靠近敌占区的小渔村。1944年1月7日，当地上空雾气茫茫的天空与大地连成了一片。上午8时左右，突然有―架涂着“药膏旗”的日军飞机从云雾中颠簸穿出，不一会儿就像醉汉似地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最后这个特殊“演员”经过一番空中挣扎后，便一头扎进了渔村西北角附近的一条小河里。
当地一位渔民发现后，立即跑回村里向村干部做了报告。
村长王永松立马找来民兵连长徐广进和民兵徐广庆，在简单说明敌情后，便命令他们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活捉日军飞行员。然而此时村里的大多数民兵都已出海打鱼，为了对付敌伪的海上袭扰，他们还带走了民兵连的全部武器，村里只留有少数几个赤手空拳的民兵。军情紧急，时间不容耽搁。徐广进、徐广庆二人顾不上再找其他民兵，马上带上一颗根据地土造的手榴弹就朝着坠机方向奔去。
当徐广进、徐广庆来到飞机跟前时，日机驾驶员已从飞机里爬了出来。只见他摔得鼻青脸肿，脸上还划出了多处血痕，飞行服也多处扯烂。
此时，这个日军飞行员见徐广进、徐广庆两人冲了上来，便龇牙咧嘴瞪着眼睛，手里握着一根铁管，惊慌之余还摆出一副日本武士要拼命的架势。
在双方对峙当中，日军飞行员发现徐广进两人没有带枪，而且还是土头土脸的当地农民，其惊恐的面孔立刻换成了傲慢的神色。只见他马上用铁管在沙地上划写出“大日本皇军”5个字，写完后十分傲慢地指给徐广进两人看，嘴里还叽里呱啦说着半生的中国话，声称他是“大日本皇军”飞行员，让徐广进将他送到就近的日军据点里去，“大日本皇军会大大奖赏你们”。
徐广进见日军飞行员如此狂妄，也毫不示弱地顺手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下了“中国八路军”几个大字。日军飞行员见后，其傲慢的神态立马像变戏法似的换成了惊恐的面孔。看来，日军在与“中国八路军”经过多年交手后，早已领教了这支抗日劲旅的厉害，八路军的威名在日军飞行员当中也有很大影响。
就在双方进行“笔战”的时候，徐广庆发现日军飞行员身上也没带武器，只是在裤兜里装着一排大号子弹（即飞机上专用的航空机枪子弹），便準备扑上前将其活捉。日军飞行员见势不妙，拿着铁管拔腿就跑，徐广进俩人见状，便紧紧追了上去。
然而日军飞行员却仗着训练有素，在河边的沙地里越跑越快，不一会儿就像兔子似的很快将他们甩在了后面。
不能让敌人跑掉！情急之中，徐广进果断朝日军飞行员投出了自己携带的土造手榴弹，渔民长期练就的投渔叉本领，使手榴弹十分准确地砸在日军飞行员腿上，将其砸了个跟头，但却没有爆炸。
原来徐广进为了抓活的，并没有将手榴弹拉弦，目的只是阻止日军飞行员逃跑。没想到这个日军飞行员马上从地上爬起来，捡起了土造手榴弹又继续拼命奔逃。跑到附近山地时，日军飞行员猛然躲在一个山石后面，随后单腿跪在地上，从裤兜里取出一颗航空机枪子弹塞进铁管里，然后用手榴弹猛地一击，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底火引爆的火药推力将弹头射了出去。
原来这个家伙是在用铁管自造“枪支”进行“射击”。徐广进和徐广庆只得放慢追赶脚步，分散从两面包抄过去。就在这时，村党支部书记孙法章带领8个民兵赶来支援。
日军飞行员见民兵人多势众，便不敢再用土办法向民兵人群“射击”了，惊恐之下只得拼命向县城方向逃去。
在经过几里地“超强竞赛”后，日军飞行员再也无力奔逃了，只得像一堆烂泥似的瘫倒在地上。孙法章见状，立即指挥民兵机警地从四面围了过去。一个身材魁梧的民兵出其不意地冲到日军飞行员背后，将这个刚站起身来手持铁管准备拼命的“囊中之物”拦腰抱住，大伙儿随即一拥而上，夺下了日军飞行员的铁管，协力将其按在地上，将其绑了个结结实实，然后用杠子抬到了村里。
日军飞行员被俘后，很快就被押送到了第五军分区司令部。
铜墙铁壁：敌俘难逃“天网”
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这个被活捉的日军飞行员名叫山田井马，是日军陆军航空兵驻山东一个飞行战队（即飞行大队）的中尉飞行员。坠落的飞机为九七Ⅱ型战斗机，是日本30年代末制造的一种单翼轻型战斗机，曾在中国战场大显淫威，但故障率较高。
开始审讯时，山田井马态度蛮横，只承认飞机是从济南基地起飞，前往青岛执行任务。令我军没想到的是，他还是侵华日军一个高级指挥官的儿子（据史料查证，他开始只承认是日本关东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后因日军搜寻失踪飞行员未果，通过中间人找我方谈交换条件时，方知他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1月7日这一天，他奉命驾机去青岛，途中飞机因发生机械故障而坠落在东利渔村附近的一条河里，没想到被我民兵抓了个正着，成为日军在整个山东战场少有的一名被俘飞行员。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山田井马被俘后，由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独立团1连派一个排的战士看押。刚开始他非常害怕，时常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甚至几次企图自杀。因为他非常后悔上飞机前没有带上自卫武器，飞机上的机枪又在坠机时损坏无法使用，他只得在狼狈爬出飞机时拿了一个机械维修用的铁管和几发航空机枪子弹当武器防身。
为吓阻民兵靠前，他将飞机机枪子弹塞入铁管“自造枪支”，用徐广进投出的未爆手榴弹敲击底火进行“射击”，结果左手掌被爆炸的飞机机枪子弹炸伤，最后竟被一群他认为是“土头憨脸的中国乡下农民”抓了俘虏，实在有损于“大日本皇军”“天之骄子”的脸面。此事如果传了出去，不仅他日后无法在军界待下去，也会使父辈们的颜面丢尽。后来经我军敌工部门再三做工作，山田井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由于山田井马失踪后日军派出大批兵力四处搜查，我看守部队不得不为此经常转移。每当夜里通过日军的封锁沟时，被押送战士“五花大绑”并用毛巾塞住嘴巴的山田井马总是趁靠近炮楼时拼命挣扎，想方设法弄出声响，企图引起炮楼日军的注意乘机逃脱，结果挨了看押战士的一顿痛揍。后来转移到解放区中心地带，山田井马的逃跑企图才有所收敛。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情绪，体现共产党八路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军区敌工部门不但在生活上给他以很多优待，而且还给他外出散步的自由。然而没有过多长时间，山田井马竟利用八路军给他的优待再次耍起逃跑的“小聪明”来。 在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不知何种原因，山田井马竟从所住的草房顶上开了个“天窗”逃跑了。由于天黑路滑，他没跑多远就迷失了方向，只得溜进附近村子一户人家打探道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太太给他打开门并端水给他喝，还拿来吃的让他充饥。
虽然山田井马身穿中国人的服装，声称是做生意的迷了路，但他那半生不熟夹杂日语的中国话很快露了马脚，老太太立刻机警地让小孙女叫来民兵，几经询问就把他当作奸细捆绑起来，使其再次成为他所认为土得掉渣儿的抗日民兵的俘虏，被一群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用大刀土枪押解“原路返回”。
山田井馬被押送回来后，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心里极度恐慌，但八路军并没有给他任何处罚，反而依旧优待他。我敌工干部再次严正告诫他说，你不要打算逃跑，解放区大得很，你是跑不出去的，只有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才是安全的。如果再跑的话，你会被所有痛恨你们的中国民众打死的。
通过现实教育，山田井马逐步感觉到共产党八路军与他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一样，他们不仅通过英勇作战让日本“皇军”吃尽了苦头，而且还把广阔农村的农民发动组织起来，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武装，形成抗击日军保卫家乡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样的军队和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随着认识的提高，山田井马消除了恐惧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交换战俘：敌寇甘吞“苦果”
山田井马坠机后，山东日军当局大为惊慌，很快就派出飞机到潍县和昌邑北部沿海一带多次搜寻，日军驻山东的第五十九师团还命令独立第一、第五、第九混成旅团分别派出地面部队进行拉网式大搜索，但每次都无果而返。
不甘罢手的日军又于1月下旬从潍县等地出动800多人，由当地汉奸便衣队带领，赶赴昌邑北部进行大规模搜寻。他们不仅用武力逼迫当地民众提供情况，而且还带上糖果等小礼品找小孩和老人，多方打探山田井马的下落，企图将这个“宝贝疙瘩”营救回去，但忙活半天，结果还是毫无结果。
无奈之下，日军便派出飞机在我根据地上空多次投撒传单，宣称只要释放被俘的飞行员，他们愿以大批武器进行交换，也可以另提条件，他们均可无条件照办。后见撒传单没有效果，日军只得厚着脸皮派出人员多方寻找关系与八路军接触，其驻济南的宪兵特务机关的头目还亲自出马与我方人员见面，请求八路军帮其查找飞行员的下落，并就释放条件进行谈判。
对于日军的多次要求，我渤海军区经过仔细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仍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我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这些都是在对敌斗争和反“扫荡”作战中被俘的当地重要抗日干部，并尽量扩大交换我方被俘人员的数量。
经过我方人员与日军几次交涉，双方很快达成了战俘交换协议。按照协议，日军当局先行第一批释放了李震等10多名被捕的重要抗日干部，并“赠送”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武器弹药，我方则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由军分区部队将他带到日军指定的地点，再由民兵交还给了日方。随后，日军按照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战被俘人员30多人。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少有的一次交换战俘事件，我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方被俘抗日干部获释后，又继续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
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在出狱后短短两个月就带领地方武装连续端掉了十余个日军炮楼，在各乡迅速建立起抗日政权，并粉碎了日伪军发起的报复性大“扫荡”，配合八路军主力歼灭大批日军和伪军王砚田部数百人，受到中共领导的山东省行政委员会的嘉奖。
公安局长李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出狱后，带领锄奸队员在一个月内就深入虎穴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受此震撼，当月底，临淄伪警备队驻白兔丘据点14名士兵，在打死日军小队长和5名日军并焚毁据点后，向我抗日政府投诚。
对此，当地汉奸头目便一个劲儿地指责抱怨日军当局不该为搭救飞行员而“放虎归山”，日军当局自己也连连后悔不已。
东利渔村，是我山东解放区昌邑县一个靠近敌占区的小渔村。1944年1月7日，当地上空雾气茫茫的天空与大地连成了一片。上午8时左右，突然有―架涂着“药膏旗”的日军飞机从云雾中颠簸穿出，不一会儿就像醉汉似地在空中进行“特技表演”，最后这个特殊“演员”经过一番空中挣扎后，便一头扎进了渔村西北角附近的一条小河里。
当地一位渔民发现后，立即跑回村里向村干部做了报告。
村长王永松立马找来民兵连长徐广进和民兵徐广庆，在简单说明敌情后，便命令他们立即组织人员前往坠机地点活捉日军飞行员。然而此时村里的大多数民兵都已出海打鱼，为了对付敌伪的海上袭扰，他们还带走了民兵连的全部武器，村里只留有少数几个赤手空拳的民兵。军情紧急，时间不容耽搁。徐广进、徐广庆二人顾不上再找其他民兵，马上带上一颗根据地土造的手榴弹就朝着坠机方向奔去。
当徐广进、徐广庆来到飞机跟前时，日机驾驶员已从飞机里爬了出来。只见他摔得鼻青脸肿，脸上还划出了多处血痕，飞行服也多处扯烂。
此时，这个日军飞行员见徐广进、徐广庆两人冲了上来，便龇牙咧嘴瞪着眼睛，手里握着一根铁管，惊慌之余还摆出一副日本武士要拼命的架势。
在双方对峙当中，日军飞行员发现徐广进两人没有带枪，而且还是土头土脸的当地农民，其惊恐的面孔立刻换成了傲慢的神色。只见他马上用铁管在沙地上划写出“大日本皇军”5个字，写完后十分傲慢地指给徐广进两人看，嘴里还叽里呱啦说着半生的中国话，声称他是“大日本皇军”飞行员，让徐广进将他送到就近的日军据点里去，“大日本皇军会大大奖赏你们”。
徐广进见日军飞行员如此狂妄，也毫不示弱地顺手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写下了“中国八路军”几个大字。日军飞行员见后，其傲慢的神态立马像变戏法似的换成了惊恐的面孔。看来，日军在与“中国八路军”经过多年交手后，早已领教了这支抗日劲旅的厉害，八路军的威名在日军飞行员当中也有很大影响。
就在双方进行“笔战”的时候，徐广庆发现日军飞行员身上也没带武器，只是在裤兜里装着一排大号子弹（即飞机上专用的航空机枪子弹），便準备扑上前将其活捉。日军飞行员见势不妙，拿着铁管拔腿就跑，徐广进俩人见状，便紧紧追了上去。
然而日军飞行员却仗着训练有素，在河边的沙地里越跑越快，不一会儿就像兔子似的很快将他们甩在了后面。
不能让敌人跑掉！情急之中，徐广进果断朝日军飞行员投出了自己携带的土造手榴弹，渔民长期练就的投渔叉本领，使手榴弹十分准确地砸在日军飞行员腿上，将其砸了个跟头，但却没有爆炸。
原来徐广进为了抓活的，并没有将手榴弹拉弦，目的只是阻止日军飞行员逃跑。没想到这个日军飞行员马上从地上爬起来，捡起了土造手榴弹又继续拼命奔逃。跑到附近山地时，日军飞行员猛然躲在一个山石后面，随后单腿跪在地上，从裤兜里取出一颗航空机枪子弹塞进铁管里，然后用手榴弹猛地一击，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底火引爆的火药推力将弹头射了出去。
原来这个家伙是在用铁管自造“枪支”进行“射击”。徐广进和徐广庆只得放慢追赶脚步，分散从两面包抄过去。就在这时，村党支部书记孙法章带领8个民兵赶来支援。
日军飞行员见民兵人多势众，便不敢再用土办法向民兵人群“射击”了，惊恐之下只得拼命向县城方向逃去。
在经过几里地“超强竞赛”后，日军飞行员再也无力奔逃了，只得像一堆烂泥似的瘫倒在地上。孙法章见状，立即指挥民兵机警地从四面围了过去。一个身材魁梧的民兵出其不意地冲到日军飞行员背后，将这个刚站起身来手持铁管准备拼命的“囊中之物”拦腰抱住，大伙儿随即一拥而上，夺下了日军飞行员的铁管，协力将其按在地上，将其绑了个结结实实，然后用杠子抬到了村里。
日军飞行员被俘后，很快就被押送到了第五军分区司令部。
铜墙铁壁：敌俘难逃“天网”
渤海军区敌工部门经过审讯查明，这个被活捉的日军飞行员名叫山田井马，是日军陆军航空兵驻山东一个飞行战队（即飞行大队）的中尉飞行员。坠落的飞机为九七Ⅱ型战斗机，是日本30年代末制造的一种单翼轻型战斗机，曾在中国战场大显淫威，但故障率较高。
开始审讯时，山田井马态度蛮横，只承认飞机是从济南基地起飞，前往青岛执行任务。令我军没想到的是，他还是侵华日军一个高级指挥官的儿子（据史料查证，他开始只承认是日本关东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儿子，后因日军搜寻失踪飞行员未果，通过中间人找我方谈交换条件时，方知他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1月7日这一天，他奉命驾机去青岛，途中飞机因发生机械故障而坠落在东利渔村附近的一条河里，没想到被我民兵抓了个正着，成为日军在整个山东战场少有的一名被俘飞行员。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当事人回忆，山田井马被俘后，由渤海军区第五军分区独立团1连派一个排的战士看押。刚开始他非常害怕，时常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甚至几次企图自杀。因为他非常后悔上飞机前没有带上自卫武器，飞机上的机枪又在坠机时损坏无法使用，他只得在狼狈爬出飞机时拿了一个机械维修用的铁管和几发航空机枪子弹当武器防身。
为吓阻民兵靠前，他将飞机机枪子弹塞入铁管“自造枪支”，用徐广进投出的未爆手榴弹敲击底火进行“射击”，结果左手掌被爆炸的飞机机枪子弹炸伤，最后竟被一群他认为是“土头憨脸的中国乡下农民”抓了俘虏，实在有损于“大日本皇军”“天之骄子”的脸面。此事如果传了出去，不仅他日后无法在军界待下去，也会使父辈们的颜面丢尽。后来经我军敌工部门再三做工作，山田井马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由于山田井马失踪后日军派出大批兵力四处搜查，我看守部队不得不为此经常转移。每当夜里通过日军的封锁沟时，被押送战士“五花大绑”并用毛巾塞住嘴巴的山田井马总是趁靠近炮楼时拼命挣扎，想方设法弄出声响，企图引起炮楼日军的注意乘机逃脱，结果挨了看押战士的一顿痛揍。后来转移到解放区中心地带，山田井马的逃跑企图才有所收敛。为了消除他的紧张情绪，体现共产党八路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军区敌工部门不但在生活上给他以很多优待，而且还给他外出散步的自由。然而没有过多长时间，山田井马竟利用八路军给他的优待再次耍起逃跑的“小聪明”来。 在一个刮风下雨的夜晚，不知何种原因，山田井马竟从所住的草房顶上开了个“天窗”逃跑了。由于天黑路滑，他没跑多远就迷失了方向，只得溜进附近村子一户人家打探道路。一位面目慈祥的老太太给他打开门并端水给他喝，还拿来吃的让他充饥。
虽然山田井马身穿中国人的服装，声称是做生意的迷了路，但他那半生不熟夹杂日语的中国话很快露了马脚，老太太立刻机警地让小孙女叫来民兵，几经询问就把他当作奸细捆绑起来，使其再次成为他所认为土得掉渣儿的抗日民兵的俘虏，被一群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用大刀土枪押解“原路返回”。
山田井馬被押送回来后，认定自己必死无疑，心里极度恐慌，但八路军并没有给他任何处罚，反而依旧优待他。我敌工干部再次严正告诫他说，你不要打算逃跑，解放区大得很，你是跑不出去的，只有老老实实待在这里才是安全的。如果再跑的话，你会被所有痛恨你们的中国民众打死的。
通过现实教育，山田井马逐步感觉到共产党八路军与他所了解的其他中国军队不一样，他们不仅通过英勇作战让日本“皇军”吃尽了苦头，而且还把广阔农村的农民发动组织起来，建立起农民自己的武装，形成抗击日军保卫家乡的“人民战争汪洋大海”，这样的军队和人民是不可战胜的。随着认识的提高，山田井马消除了恐惧心理，也打消了逃跑的念头。
交换战俘：敌寇甘吞“苦果”
山田井马坠机后，山东日军当局大为惊慌，很快就派出飞机到潍县和昌邑北部沿海一带多次搜寻，日军驻山东的第五十九师团还命令独立第一、第五、第九混成旅团分别派出地面部队进行拉网式大搜索，但每次都无果而返。
不甘罢手的日军又于1月下旬从潍县等地出动800多人，由当地汉奸便衣队带领，赶赴昌邑北部进行大规模搜寻。他们不仅用武力逼迫当地民众提供情况，而且还带上糖果等小礼品找小孩和老人，多方打探山田井马的下落，企图将这个“宝贝疙瘩”营救回去，但忙活半天，结果还是毫无结果。
无奈之下，日军便派出飞机在我根据地上空多次投撒传单，宣称只要释放被俘的飞行员，他们愿以大批武器进行交换，也可以另提条件，他们均可无条件照办。后见撒传单没有效果，日军只得厚着脸皮派出人员多方寻找关系与八路军接触，其驻济南的宪兵特务机关的头目还亲自出马与我方人员见面，请求八路军帮其查找飞行员的下落，并就释放条件进行谈判。
对于日军的多次要求，我渤海军区经过仔细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决定用山田井马换回仍在狱中坚持斗争的我渤海行署公安局长李震和临淄县长李铁锋等10余人，这些都是在对敌斗争和反“扫荡”作战中被俘的当地重要抗日干部，并尽量扩大交换我方被俘人员的数量。
经过我方人员与日军几次交涉，双方很快达成了战俘交换协议。按照协议，日军当局先行第一批释放了李震等10多名被捕的重要抗日干部，并“赠送”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武器弹药，我方则遵照协议释放了山田井马，由军分区部队将他带到日军指定的地点，再由民兵交还给了日方。随后，日军按照协议又释放了第二批我方作战被俘人员30多人。
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少有的一次交换战俘事件，我八路军和抗日政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我方被俘抗日干部获释后，又继续战斗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
临淄县县长李铁锋在出狱后短短两个月就带领地方武装连续端掉了十余个日军炮楼，在各乡迅速建立起抗日政权，并粉碎了日伪军发起的报复性大“扫荡”，配合八路军主力歼灭大批日军和伪军王砚田部数百人，受到中共领导的山东省行政委员会的嘉奖。
公安局长李震（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铁道部副部长等职）出狱后，带领锄奸队员在一个月内就深入虎穴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给敌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受此震撼，当月底，临淄伪警备队驻白兔丘据点14名士兵，在打死日军小队长和5名日军并焚毁据点后，向我抗日政府投诚。
对此，当地汉奸头目便一个劲儿地指责抱怨日军当局不该为搭救飞行员而“放虎归山”，日军当局自己也连连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