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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岁的杜维善并不善谈，谈话中偶尔流露出的眼神也颇有几分凌厉。每一位知道杜维善身世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将他与熟悉的一个形象暗暗做对比，那便是他父亲杜月笙，这位被称为上海黑帮教父的人物，几乎成了旧上海的符号。
遥远的父亲
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我才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一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
说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多面的父亲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词堂记》。
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总归是能分红的。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政治内外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像万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抗战爆发后，父亲转移到了重庆，他和早期帮会里的人关系渐渐疏远了，相反，与蒋介石这些人走得近一些。父亲在重庆时跟戴笠走得很近，所谓走得近，就是帮助戴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帮助国民政府抗日。
蒋介石和父亲的关系，坦白说就是利用，因为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控制上海，他要利用父亲在上海的关系实现间接控制，而父亲是不做官的，无所谓蒋介石对他怎么样，所以这种利用也是单方面的。
抗战胜利后没多久，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上海有很多人跟我父亲过不去，警备司令吴铁城也到处抓他的小辫子!可能是在蒋介石看来，那时他已经不需要通过我父亲来控制上海了。蒋介石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三哥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三哥被抓进去后，有传言说蒋经国要枪毙他，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句话：“我有8个儿子，枪毙一个无所谓。”我相信说这话时，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世态炎凉的。他们对杜家可能有所顾忌，三哥被判了6个月后放出来了。听说有人跟蒋夫人说，真把我三哥枪毙，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父亲到底是向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样问就不了解我父亲了。父亲一向两面都帮，他不会得罪人的。两党都在争取他，而他也在找寻自己生存的空间。
1949年春，国共之间即将胜负分别之际，或许是考虑到父亲的影响力，双方都通过各自渠道来游说他，争取他。但父亲最后还是选择了香港。我相信父亲的心里很明白，他一辈子的立场是不做官，去台湾他能做什么?而且即便去了台湾，国民党待他也不会怎么样。大陆这边，上海解放后一个新政权怎么可能容忍帮会存在?他对此很明白，所以他也只能留在香港。
到了香港，他也始终不愿意对政治多发表看法，他对他最信任的门生陆京士讲，两个党都是兄弟，为什么要打来打去呢?父亲还是拿帮派的观点来看政治；他看得太简单了，政治肯定比帮派复杂得多。
海上旧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母亲叫姚玉兰。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他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3个人才知道。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
现在市面上出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偶尔我也会翻几下，但没有更多的兴趣。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证实父亲的事情比较困难，牵涉到政治问题就不好写了。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经过世。1979年我回来的时候，在上海还见过我家的账房先生，他叫黄国栋，当年不愿意跟我们去香港，愿意留在上海看住我们的房子，结果后来被送到青海劳改了许多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氛像今天这样宽松，账房先生肯定有许多事情能够讲出来，可是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讲。几年前他也去世了。父亲的事情就只有他的几个学生比较清楚，陆京士、万墨林等，但他们留下的回忆也不多。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
遥远的父亲
小时候跟我父亲在一起的时候非常少。1949年我们到了香港以后，我才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那时和父亲接触也不多——平时我早早就上学了，放学回来，吃完饭要睡觉了，见了面叫一声“父亲”，然后就快快走开。平常我们吃饭也是分开的，我、姐姐和母亲在一个台子上，父亲和一班人在另一个台子上。
就像在影视或小说里看到的一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互相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少不了的。我的母亲是第四房太太，她不太会用心计，但在杜家任何一房太太，如果不用心计就要败下阵来。每位太太身边都有一些参谋给她们出谋划策，怎么争宠，怎么夺权。母亲也有很多参谋。
在杜家，兄弟间的斗争也很厉害。父亲有11个孩子，我是男孩子中的第7个，但是因为我年龄小，也不住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涉及其中。父亲想培植大哥杜维藩，但实际上他是个阿斗。大哥喜欢喝酒，我父亲常常骂他：你代表我请客，可是客人刚刚到你就醉了，你还怎么代表我?但杜家的接班人始终是他，父亲的观念始终变不了，所以在他留的遗嘱里，长子和长孙的遗产多一份，其他几个都是平分一不过这些事情，也都成为旧中国的一个背影了。
其实父亲从来不是上海滩最有钱的人，但给人的感觉是他名气最大，在上海他也能够控制一些东西。父亲的一个观念是不做官。像他那样很早就闯荡江湖的人，很注意结交各方关系。
说父亲是“青红帮老大”是历史事实，但称父亲为黑帮老大，我不太同意。青红帮是非常时期非常特别的一个产物。正式的青红帮并不是打打杀杀，就是讲做生意你要在“帮”，当时如果不在“帮”，你就没有保护人，就休想在上海滩混。还有，赌博和抽大烟也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在老公馆，有父亲比较要好的客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上烟，这好像是个规矩。但是拿现在的社会观念来讲，这就是犯法。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不想为他辩解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看待他。
多面的父亲
很多人对父亲的印象都来源于上海滩的那些电视剧，以为他们整天过的是刀光剑影、打打杀杀的生活。当然电视剧必须这样拍，否则就没人看了。
《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当年曾见过父亲，还写了一篇《杜月笙传》，徐铸成文章中说，以为像杜月笙这样大亨式的闻人，纵使不是红眉毛、绿眼睛，总该是一介草莽赳赳武夫，但见面后，只是一个修长身材、面色带青的瘦削老人，看上去手无缚鸡之力，言谈中也少带“白相人”常说的粗话。
父亲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没怎么受过教育，所以对我们的教育看得特别重要。父亲对文人一直有一种向往，也对他们很敬重。章太炎与父亲的私交甚好，1930年父亲在家乡买了50亩地，造了“杜氏家祠”，章太炎不但为杜家编了家谱，还写了洋洋千言的《高桥杜氏词堂记》。
每逢春节过年，在杜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上海滩的人都知道给杜先生拜年是不会空着手回去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年关将至，父亲就让手下到几个银行调钱到家里来，还有米，米倒不成问题，因为老公馆的管家万墨林是上海商会的，所以无论多少米万墨林都能拿来。那时候来老公馆拜年是排着队来的，包括很多穷人、乞丐，只要到大门口来给杜先生拜年，总归是能分红的。
不论对父亲有何评价，有一点是公认的：在民族大义上，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父亲反日的立场是始终没有改变的，我想这一点跟帮会有关系，老一代帮会里的人对日本人有仇恨，帮会里有很多观念也传袭下来。但最主要的是，父亲有一个很强烈的“中国人”的意识，所以他非常恨日本人。
政治内外
抗战一开始，父亲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上海各界组织救护队伍。即便在父亲撤到重庆以后，海外很多捐赠的物资或救济品，都由父亲接收后运往内地。他在上海布置了很多人在日占区做地下工作，暗中帮助国民政府，像万墨林、徐采臣，徐采臣是日本通。高宗武和陶希圣要逃离汪精卫阵营时，蒋介石就是通过我父亲，要万墨林暗中帮助他们。而日本投降时，国民政府要接收上海，父亲也做了很多稳定上海的事。
抗战爆发后，父亲转移到了重庆，他和早期帮会里的人关系渐渐疏远了，相反，与蒋介石这些人走得近一些。父亲在重庆时跟戴笠走得很近，所谓走得近，就是帮助戴笠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也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上，帮助国民政府抗日。
蒋介石和父亲的关系，坦白说就是利用，因为蒋介石始终没办法控制上海，他要利用父亲在上海的关系实现间接控制，而父亲是不做官的，无所谓蒋介石对他怎么样，所以这种利用也是单方面的。
抗战胜利后没多久，父亲和蒋介石的关系就出现了裂痕。上海有很多人跟我父亲过不去，警备司令吴铁城也到处抓他的小辫子!可能是在蒋介石看来，那时他已经不需要通过我父亲来控制上海了。蒋介石为了挽救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三哥杜维屏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三哥被抓进去后，有传言说蒋经国要枪毙他，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句话：“我有8个儿子，枪毙一个无所谓。”我相信说这话时，他还是能够感觉到世态炎凉的。他们对杜家可能有所顾忌，三哥被判了6个月后放出来了。听说有人跟蒋夫人说，真把我三哥枪毙，以后的事情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现在很多年轻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你父亲到底是向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样问就不了解我父亲了。父亲一向两面都帮，他不会得罪人的。两党都在争取他，而他也在找寻自己生存的空间。
1949年春，国共之间即将胜负分别之际，或许是考虑到父亲的影响力，双方都通过各自渠道来游说他，争取他。但父亲最后还是选择了香港。我相信父亲的心里很明白，他一辈子的立场是不做官，去台湾他能做什么?而且即便去了台湾，国民党待他也不会怎么样。大陆这边，上海解放后一个新政权怎么可能容忍帮会存在?他对此很明白，所以他也只能留在香港。
到了香港，他也始终不愿意对政治多发表看法，他对他最信任的门生陆京士讲，两个党都是兄弟，为什么要打来打去呢?父亲还是拿帮派的观点来看政治；他看得太简单了，政治肯定比帮派复杂得多。
海上旧事
父亲喜欢京剧，他后来娶的两位太太——我母亲和孟小冬都是京剧演员，母亲叫姚玉兰。父亲跟京剧界的关系也很好，他与梅兰芳很早就认识了。我父亲娶孟小冬做太太是梅、孟两人分开以后的事情。
我猜想父亲暗恋孟小冬好久了。一方面她唱得很好，用现在的眼光看，她也称得上是一位艺术家。另一方面孟小冬比较会用心计，也很会讨父亲喜欢，在我父亲面前常常会说笑话，逗他开心。孟小冬除了普通话，上海话讲得也很好，父亲可能跟她交流起来比较顺畅。不像我母亲，虽然嫁给父亲那么多年，但基本不会讲上海话，后来我太太常常问我母亲怎么跟我父亲沟通。母亲回答：“他听得懂我讲话，我听不懂他讲话。”
梅兰芳与孟小冬的分手，并不是那么简单，可能牵涉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但是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也只有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他们3个人才知道。我想孟小冬对我父亲还是有感情的，否则她不会跟父亲一块儿到香港来。。父亲在去世的一年前和她结婚就是给她一个名分，否则在遗嘱里怎么分财产呢?孟小冬晚年过得不错。她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我父亲留给她的和她自己当年挣的钱过活，她对钱也没有特别多的需求，就是希望有朋友每天到她那里去。
现在市面上出了很多杜月笙的书，正史野史都有。偶尔我也会翻几下，但没有更多的兴趣。在我看来，没有一本书会写出一个真正的杜月笙，父亲当年在国共之间参与了很多机密事，但这些事情他不和我们家人讲。证实父亲的事情比较困难，牵涉到政治问题就不好写了。至于我自己，年轻时没有意识到要了解杜家历史，等现在想了解了，很多重要人物已经过世。1979年我回来的时候，在上海还见过我家的账房先生，他叫黄国栋，当年不愿意跟我们去香港，愿意留在上海看住我们的房子，结果后来被送到青海劳改了许多年。如果当时的政治气氛像今天这样宽松，账房先生肯定有许多事情能够讲出来，可是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敢讲。几年前他也去世了。父亲的事情就只有他的几个学生比较清楚，陆京士、万墨林等，但他们留下的回忆也不多。有些事情也许永远成了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