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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纬》是纬书的一种，是对《易经》的附会发挥，它强调物的发展“有始、有壮、有究”，是一个具体生动的过程，并认为“物感动类相应”，促进了汉魏六朝“物感”说的发展。
关键词：易纬；物感；，汉魏六朝；相应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79-02
纬书兴盛于西汉中叶以后[1]，据讲纬的人说，孔子作六经，恐怕后人不能完全理解，又作了些补充说明的著作，相对于“经”而言，称之为纬[2]，七纬以配七经，《易纬》即是《易经》的补充说明之作。但在实际上，纬书其实是方士化的儒生假托孔子之名，根据当时的世界观和社会现实状况，杂糅儒、道、阴阳五行思想和象数、占卜之术，对经所做的注释和发挥，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对汉代乃至以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易纬》作为纬书一种，与汉魏六朝文论关系耐人寻味，对当时“物感说”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易纬》概况
春秋战国时代是思想灿烂的时代，儒、道、墨、法、阴阳家等纷纷著书立说，百家争鸣。到汉代，统治者在实现地域一统后，急需实现思想上的一统以其巩固地位。立足于时代要求，董仲舒从儒学出发，兼取道 、法、阴阳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一统汉代精神天下，故此后讲儒经而杂道、法，演数、卜而附儒经之风盛行。纬书即是以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中心，把孔子神圣化、儒学宗教化、六经神秘化的典型。谶纬之书自魏晋以后屡遭禁绝，散佚非常严重。七部纬书中《易纬》的保存还相对比较完善。按《四库全书》本，《易纬》包括《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卦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等八种[3]。
《易纬》是对《易经》的附会发挥，关于《易纬》的思想内容，学界普遍赞同来自孟京《易》学一派[4]。《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与相同。”[5]《易》本是周卜筮之书，孔子作传始从哲学角度加以发挥。孟京《易》学用阴阳数术讲《易》，把《易》的术语、范畴同气的发展、运行结合起来，吸收方士之术、隐士之学以八卦来说明阴阳五行的运转。与此相类，《易纬》也同样利用卦象、数术来解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变化，并把人事的祸福吉凶、政治的得失兴废都同这些变化联系起来。
二、《易纬》对“物感”说的影响
文、史、哲不分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特色，“汉代的纬学实际是经学的一部分，在考察汉代经学的时候，如果摒弃纬学，便无法窥见经学的全貌”[6]。同样的，要全面考察汉代文学也不能忽视纬学的作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发展史，作为历史发展之一环，尽管纬书后来被视为荒唐无稽之谈，但它对汉魏六朝文论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物感”说便是一例。
“物感”说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创作本源的一种说法，它在汉魏六朝的发展脉络，人们普遍认为是由汉《礼记·乐记》、《淮南子》源起，经魏晋六朝陆机、刘勰、钟嵘的发挥阐释臻于成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礼记·乐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7]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8]
可以看出《礼记·乐记》、《淮南子》都认为情感的生成是物动人心的结果，基本阐释了文艺的生成问题。到陆机、刘勰等人，对“物感说”发挥如下：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9]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0]
通过比较会发现，虽魏晋“物感说”仍强调“物”动人心而使有情，情发而为文。但与汉已有两点明显不同：首先，在对“物”的认识上，汉代只是大而化之地强调“物”，而魏晋则具体到“劲秋”、“芳春”之不同，“虫声”、“明月”之相异，更加细化。第二，除了物之“感”人，魏晋更注意到人之“应”物。在这些变化中，《易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易纬·乾凿度》云：“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说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 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11]
“太初”、“太始”、“太素”等本是道家宇宙论术语，如“太初有无， 无有无名”（《庄子·天地篇》），“天地未形， 冯冯翼翼， 故曰太始”（《淮南子·天文篇》），“明白太素， 无为复朴”（《淮南子·精神篇》）[12]。《易纬》将其加以吸收发挥，与易学“象”、“数”相结合，建立起自己的气化宇宙系统，揭示万物发生的本源。
在此基础上，《乾凿度》继续说到：
“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三画已下为地，四画已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易气从下生，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谓应。”[13]p13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强调“物有始，有壮，有究”，重视万物自身的生长变化过程，凡物都有开始、壮盛、终结三个阶段，它试图从易学角度来解释世间万物变化的原因，用卦象描摹物自身发展殊异的现象，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更加深刻细腻。又“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13]p7-8《易纬》继承《周易》的思想不仅分出四时之不同，更看到四时中各有“阴阳刚柔 ”之异，纬书的流行使这种观念在汉末以后深入人心。魏晋陆机、刘勰等都是饱览群书之人，对纬书不可能不涉猎，“物感”说中对“物”认识的发展多少受到纬书影响。
其二，提出“物感动类相应”。《易纬》的成书年代在《礼记·乐记》、《淮南子》之后，它继承发展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后来居上，大篇幅的宣扬灾异、福瑞现象，甚至专有《通卦验》篇，释卦气之征验，把人事祸福、政治得失同四季节气相对应，突出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交融。其具体思路是：因“物有阴阳”，所以要把地之三画和天之三画重起来，“六画而成卦”。每卦有六爻，下面三爻象征地，上面三爻象征天，同类则可以互相感动相应。“物感动类相应”把“感”与“应”在一句话里提出，所谓“感”，《说文解字·心部》：“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14]p513所谓“应”，《说文解字·心部》：应，当也。从心，雁声。段玉裁注：当，田相值也。引伸为凡相对之称。凡言语应对之字，即用此[14]p502。物与人是相对的，物动人心，人心则自然相应，《易纬》注意到“感”“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刘勰“物感”说里强调人心“应物”，强调“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心物交感是有启发作用的。
陆机、刘勰时代，纬书已开始遭禁绝，《文心雕龙》里有《正纬》篇，评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他对纬书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魏晋六朝时人仍受到纬书余波的侵染，“物感”说的发展会受《易纬》影响也就无可避免了。
注释：
[1]关于纬书的起源尚无定论，通常认为纬书出于西汉哀、平之际，但不同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钟肇鹏先生对此有详细论说，详见《谶纬论略》第11-2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隋书·经籍志》称：“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已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义，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转引自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序第2页。
[3]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定81篇，其中《七经纬》共三十六篇，李贤注《后汉书···方术·樊英传》中“河洛七纬”云：“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乾坤凿度》、《乾元序制记》并不在其中，学界对其真伪仍存在争议。
[4]参见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34页。
[5]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6]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序第2页。
[7]杨天宇：《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第467页。
[8]赵宗乙：《<淮南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9]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171页。
[10]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2、573、65页。
[1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正文第10- 12页。
[12]参见胡士颍《<易纬>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周易研究》，2009年第4期。
[1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正文。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
关键词：易纬；物感；，汉魏六朝；相应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5-0079-02
纬书兴盛于西汉中叶以后[1]，据讲纬的人说，孔子作六经，恐怕后人不能完全理解，又作了些补充说明的著作，相对于“经”而言，称之为纬[2]，七纬以配七经，《易纬》即是《易经》的补充说明之作。但在实际上，纬书其实是方士化的儒生假托孔子之名，根据当时的世界观和社会现实状况，杂糅儒、道、阴阳五行思想和象数、占卜之术，对经所做的注释和发挥，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对汉代乃至以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易纬》作为纬书一种，与汉魏六朝文论关系耐人寻味，对当时“物感说”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易纬》概况
春秋战国时代是思想灿烂的时代，儒、道、墨、法、阴阳家等纷纷著书立说，百家争鸣。到汉代，统治者在实现地域一统后，急需实现思想上的一统以其巩固地位。立足于时代要求，董仲舒从儒学出发，兼取道 、法、阴阳建立起“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一统汉代精神天下，故此后讲儒经而杂道、法，演数、卜而附儒经之风盛行。纬书即是以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为中心，把孔子神圣化、儒学宗教化、六经神秘化的典型。谶纬之书自魏晋以后屡遭禁绝，散佚非常严重。七部纬书中《易纬》的保存还相对比较完善。按《四库全书》本，《易纬》包括《乾凿度》、《乾坤凿度》、《稽览图》、《辨终备》《通卦验》、《乾元序制记》、《是类谋》、《坤灵图》等八种[3]。
《易纬》是对《易经》的附会发挥，关于《易纬》的思想内容，学界普遍赞同来自孟京《易》学一派[4]。《汉书·儒林传》说：“孟喜字长卿，东海兰陵人也。……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之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与相同。”[5]《易》本是周卜筮之书，孔子作传始从哲学角度加以发挥。孟京《易》学用阴阳数术讲《易》，把《易》的术语、范畴同气的发展、运行结合起来，吸收方士之术、隐士之学以八卦来说明阴阳五行的运转。与此相类，《易纬》也同样利用卦象、数术来解说四季、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变化，并把人事的祸福吉凶、政治的得失兴废都同这些变化联系起来。
二、《易纬》对“物感”说的影响
文、史、哲不分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大特色，“汉代的纬学实际是经学的一部分，在考察汉代经学的时候，如果摒弃纬学，便无法窥见经学的全貌”[6]。同样的，要全面考察汉代文学也不能忽视纬学的作用。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发展史，作为历史发展之一环，尽管纬书后来被视为荒唐无稽之谈，但它对汉魏六朝文论仍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物感”说便是一例。
“物感”说是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文学创作本源的一种说法，它在汉魏六朝的发展脉络，人们普遍认为是由汉《礼记·乐记》、《淮南子》源起，经魏晋六朝陆机、刘勰、钟嵘的发挥阐释臻于成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礼记·乐记》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7]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之动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8]
可以看出《礼记·乐记》、《淮南子》都认为情感的生成是物动人心的结果，基本阐释了文艺的生成问题。到陆机、刘勰等人，对“物感说”发挥如下：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9]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0]
通过比较会发现，虽魏晋“物感说”仍强调“物”动人心而使有情，情发而为文。但与汉已有两点明显不同：首先，在对“物”的认识上，汉代只是大而化之地强调“物”，而魏晋则具体到“劲秋”、“芳春”之不同，“虫声”、“明月”之相异，更加细化。第二，除了物之“感”人，魏晋更注意到人之“应”物。在这些变化中，《易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易纬·乾凿度》云：“昔者圣人因阴阳，定消息，立乾坤，以说天地也。夫有形生于无形， 乾坤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成而未相离，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畔，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气变之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11]
“太初”、“太始”、“太素”等本是道家宇宙论术语，如“太初有无， 无有无名”（《庄子·天地篇》），“天地未形， 冯冯翼翼， 故曰太始”（《淮南子·天文篇》），“明白太素， 无为复朴”（《淮南子·精神篇》）[12]。《易纬》将其加以吸收发挥，与易学“象”、“数”相结合，建立起自己的气化宇宙系统，揭示万物发生的本源。
在此基础上，《乾凿度》继续说到：
“物有始，有壮，有究，故三画而成乾。乾坤相并俱生，物有阴阳，因而重之，故六画而成卦。三画已下为地，四画已上为天，物感以动类相应也。易气从下生，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谓应。”[13]p13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强调“物有始，有壮，有究”，重视万物自身的生长变化过程，凡物都有开始、壮盛、终结三个阶段，它试图从易学角度来解释世间万物变化的原因，用卦象描摹物自身发展殊异的现象，人们对世界的感知更加深刻细腻。又“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13]p7-8《易纬》继承《周易》的思想不仅分出四时之不同，更看到四时中各有“阴阳刚柔 ”之异，纬书的流行使这种观念在汉末以后深入人心。魏晋陆机、刘勰等都是饱览群书之人，对纬书不可能不涉猎，“物感”说中对“物”认识的发展多少受到纬书影响。
其二，提出“物感动类相应”。《易纬》的成书年代在《礼记·乐记》、《淮南子》之后，它继承发展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后来居上，大篇幅的宣扬灾异、福瑞现象，甚至专有《通卦验》篇，释卦气之征验，把人事祸福、政治得失同四季节气相对应，突出人与自然的相互渗透交融。其具体思路是：因“物有阴阳”，所以要把地之三画和天之三画重起来，“六画而成卦”。每卦有六爻，下面三爻象征地，上面三爻象征天，同类则可以互相感动相应。“物感动类相应”把“感”与“应”在一句话里提出，所谓“感”，《说文解字·心部》：“感，动人心也。从心，咸声。”[14]p513所谓“应”，《说文解字·心部》：应，当也。从心，雁声。段玉裁注：当，田相值也。引伸为凡相对之称。凡言语应对之字，即用此[14]p502。物与人是相对的，物动人心，人心则自然相应，《易纬》注意到“感”“应”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刘勰“物感”说里强调人心“应物”，强调“随物婉转，与心徘徊”的心物交感是有启发作用的。
陆机、刘勰时代，纬书已开始遭禁绝，《文心雕龙》里有《正纬》篇，评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他对纬书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公允的，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魏晋六朝时人仍受到纬书余波的侵染，“物感”说的发展会受《易纬》影响也就无可避免了。
注释：
[1]关于纬书的起源尚无定论，通常认为纬书出于西汉哀、平之际，但不同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钟肇鹏先生对此有详细论说，详见《谶纬论略》第11-2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隋书·经籍志》称：“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已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义，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转引自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序第2页。
[3]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定81篇，其中《七经纬》共三十六篇，李贤注《后汉书···方术·樊英传》中“河洛七纬”云：“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辨终备》也。”《乾坤凿度》、《乾元序制记》并不在其中，学界对其真伪仍存在争议。
[4]参见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8-134页。
[5]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
[6]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序第2页。
[7]杨天宇：《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第467页。
[8]赵宗乙：《<淮南子>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9]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0-171页。
[10]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72、573、65页。
[11]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正文第10- 12页。
[12]参见胡士颍《<易纬>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周易研究》，2009年第4期。
[1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正文。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