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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孟庆玉，现在住在河北省河间市光荣院。1927年，我出生在河间市沙河桥镇南康屯村。1943年日本侵占我的家乡后，16岁的我开始参加敌后抗日游击队。下面，我说一说当年打游击战，特别是攻打日军岗楼的情况。
我从15岁开始扛活，就是去稍微富裕点的农民家里打工、干农活。我去的是沙河桥镇一个叫闫虎的富农家，做一些喂牲口、推碾子、抱孩子、挑水之类的活计。1943年，我不扛活了，而是在村里挖地道，以躲避敌人的烧杀抢掠。我和我母亲一度还住在坟里面。敌人来了，敌伪政权负责招呼，要什么给什么。咱们共产党政权的工作则是考虑怎么对敌斗争，怎么消灭敌人，号召大家挖地道，群众都积极响应。地道在我们这一带村村都有。在党的号召下，我们一起挖地道的五个小伙子合计：自打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活也干不成了，整天东躲西藏，逃荒逃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跟日本人拼一下，有枪拿枪，没枪拿刀，可以把敌人早点赶出中国去。
我们想一起去参军，但是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游击队的区小队在哪，也不知道区政府在哪——它们都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且，游击队把活动的村庄改了名，例如沙河桥镇上有个村叫里昌，被地下工作者改成了“老八路”。他们在对话中会说：“今天我们去哪里呢？”“上老八路。”一般人听了，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我们都是偷着去参军的，不敢暴露身份，不敢让敌人知道，否则把房子点着，被日本人抓去，就要被活埋了。日本的岗楼之前就安在我们村，后来又撤了，我们村就有人被他们活埋了。我们知道，区游击队的助理员就是我们村的。我们村四五百口子人，这个助理员和他爹爷俩儿过日子，是我们本村的独姓小户。大约晚上10点，我们找到他家去了，区助理员他爹正坐在炕沿上端着大烟袋抽烟呢，说：“他没在家啊，你们找他干什么啊？”实际他是编瞎话，咱们也知道这是为了保密，就跟他爹说：“我们找他是想参军、上前线，跟敌人拼一下，我们不知道区小队在哪块儿，想问问他，让他领着我们去参军。”他爹就说：“那这么着的话，我给你们找找去。”实际上，他们家院里西头有个小套间，里面有柴火、麦秆子，他到那里面去了，在那里面睡觉呢。被叫出来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都是麦秆子。
这个区助理员叫李志斌，他问我们：“你们几个干什么啊？”我们就说：“我们想参军去，不知道游击队在哪儿，来找你来了。”他接着又问：“家里面同意吗？家里面不同意就别去。”他是怕家里面“拉尾巴”（拖后腿）。我们就和李志斌说，家里同意，不“拉尾巴”。实际上，家里并不知道，趁家里人正在睡觉，我们把挖地道用的铁锹之类的工具都扔房顶上去了。他说：“那这么着，今天晚上你们从家东头过去，走到村北头那儿有一个大土疙瘩，旁边有两三堆荆条，你们蹲在那别动。如果我去了，我拍三声巴掌，你们吹三声哨，就接上了。”他也不告诉我们他的行动，也防备着，怕暴露目标，有警惕性。
接上头后，李志斌让我们把鞋脱了，别在衣服后面，沿着南北大道光脚丫走。我们就问：“上哪去啊？”他说：“我们上‘介石’”。我们就蒙了，心想：我们这哪有“介石”这么个地儿？实际上是杨官营村。路上要过一条日本人控制的大道，还有一里多地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趴地上，说：“谁也别咳嗽啊！”他先在前头探探路，看看两头没情况，才允许我们过道。
我们几个在里昌村、留欢村都没有找到区小队，李志斌又单独出去找了一天，才在官庄找到了队伍。进村出村的时候，李志斌都让我们和他一样把鞋脱了，光着脚倒着走，等走远了再穿上鞋。这样，进村的时候留下的是出村的脚印，出村的时候留下的是进村的脚印，可以迷惑敵人。
我们到官庄跟区小队接上头的时候，区小队正在斗争刚抓住的一个特务。这个特务是“敌特”，给敌人通风报信的；还有一种是“国特”，蒋介石国民党撒下来的特务。正要押走的时候，这个特务瞅准机会撒腿就跑。游击队长大喝一声：“嗨！往哪里跑？”“啪”的一声，子弹打在腮帮子上，一枪就撂倒了。日本鬼子晚上听见枪声也不敢出来，他们也害怕，不知道我们有多大力量。解决了特务，区小队的领导就说：“欢迎新战士入伍！”大家就鼓掌欢迎。游击队有多少个人呢？我数了一下，一共17个人，加上我们5个，才22个人。我们这个游击队负责第六区，叫行别营区，大体上负责一个乡这样范围内的武装斗争，抓特务、拿岗楼，就属于我们的责任，比如，岗楼的汉奸牵村民牛，我们就要给抢回来。
凡是敌人觉得重要的地方，他们都建了岗楼，有了这些据点，他们就能祸害老百姓了。而我们游击队就是要保护老百姓，所以常常围着岗楼打来打去。这些岗楼虽然难打，但不打还真不行，因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我们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一个电话，岗楼附近的人骑车骑马迅速都赶过来。日本人的枪都是“三八大盖”，还有机枪，来了很容易就把你消灭了，很难逃脱。我们在里昌村就曾挨了这么一下——因为特务告密，被他们包围了。我们迅速钻地道，敌人就放毒瓦斯。我们赶紧挖个窝，把嘴放里面埋起来，或者往手巾上撒尿，捂在鼻子上。这是我们对付毒瓦斯的土办法。我们十几个人被堵在下面了，没有人被毒死，但是一起钻地道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被毒死了。敌人还拿苇子点着了，硬往地道里面塞，想把我们熏死在里面。实际上，他们是外行，烟往外跑不往地道里走，咱们一个也没熏着。
有一天晌午，敌人在东大汉村的岗楼上蹿了出来，大概是一个排、20多个汉奸，拿着“满洲”兵工厂的“满洲造”马枪，奔着行别营村去了。在行别营村，他们牵着大牛，驮着些花被子，抢了些东西往回走。我负责在杨官庄村的老河头侦察，因为有青纱帐，高粱地太密，看不见他们，敌人突然跑出来了，吓我一跳。好在旁边有个小房子，靠着小房子挡着，我躲进了一个井里。那时游击队正驻扎在留欢村，我找到机会报告了区小队。区小队拉了出来，在西大汉村正好截住敌人。经过战斗，我们打死了三个汉奸，搜索战场的时候，又在种着豆子的高粱地里发现了一个藏着的汉奸。我们就喊他：“起来！你那枪呢？”这个汉奸担心拿着枪被游击队直接击毙了，把枪扔在旁边了。这样，游击队得了几条枪，我也才有了枪。那时候，如果你想要枪，就要到敌人的手里去夺。 在里昌村，我们也让敌人包围了一回，大概是1945年初，当时我已经被抽调到县大队。敌人接到特务的报告，在拂晓的时候派来了快速部队，大概有30辆车子、20匹马，都是从各处岗楼抽调的。我们连正睡着觉呢，我是通讯员，挨着连长睡，听见房顶上“咔吱咔吱”有动静，赶紧报告连长。我们看见院子南墙进来人了，一屋子人立刻起来，在窗台、灶台旁边以及门后面准备着。我们指导员噌的一声拿起盒子枪上了膛，手上拿着、嘴上叼着子弹匣子，连长一喊“打”，开门就“突突突”——盒子枪是连发。原来，我们站岗的人睡着了，敌人摸上来了都不知道。这个站岗的人，我们都叫他“猛儿”，他用的是一把直拉直拽的“马连匣”。利用他、连长、指导员等几条枪的火力优势，我们一伙人冲出了大门，往北奔着韩村跑。有个汉奸拿着盒子枪站在墙头上，被我们连长一枪连人带枪给打下来了。连长喊：“周黑儿，拾盒子！”周黑儿立马捡起了盒子枪。我们一口气跑到了韩村附近的一片大洼地附近，敌人也不敢追了。我们在这次战斗中不但没受损失，还得了一支枪。
除了里昌村这一回，我们在县大队的时候还被敌人包围了几回。有一次是在西庄村，仗打得很“热闹”，我们打着打着钻地道了，再从地道里钻出来接着打。还有一次是柳洼村，我们本来准备去打柳洼村岗楼，在赶集的前一天晚上进了柳洼村，结果暴露了目标，岗楼的敌人从两边出来，把我们围上了。我们一看不好，快要让人家给兜住了，赶紧撤。这一撤，目标就更大了。我们只好边打边退，打到柳洼村北，那儿有些大槐树，敌人才不敢追了。但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排让敌人给拖住了，没撤下来，于是赶紧又派去了一个排，才掩护着他们撤下来。撤回来以后，我们上了南中原村，但没在那儿停留，又迅速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我们打游击经常是揣个大饼子就出去了，也没什么吃的，但是没有饿着。偶尔有老百姓给做个鞋什么的，甚至有时候连子弹也要向老百姓购买——他们捡到子弹，五毛钱一个卖给我们。我们就是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小队慢慢发展到三个班左右，30来个人，后来因为动员参军，队伍又扩大了。大约在1944年底，我被调到河间县大队。河间县大队是由三个连组成的，负责河间县这一片的游击战。咱们县大队没有重机枪，只有一挺打七颗子弹的捷克式轻机枪，配备在一连，二连没有机枪，三连没枪的战士还不少，只有几颗手榴弹。
1945年上半年，上级决定拿下沙河桥岗楼。沙河桥岗楼是河间县范围内比较大的岗楼群，由五个岗楼组成，建在子牙河边上，河东三个岗楼，河西两个岗楼，一共有近十个日军、近九十个汉奸伪军驻扎。日本鬼子在岗楼周围都挖有约十米宽、十米深的环形大沟，沟上修有吊橋，天一黑就把吊桥收起来，两边无法通行。大沟后面是一圈用锯断的枣树组成的木栅栏，这又是一道障碍。
为了打好这一仗，上级作了周密部署，特别是从陕甘宁边区争取来了一些支援：专门调来了一门迫击炮，还给配了两个炮手，正好拨给了我们二连。可惜等我们测量好距离，挖好安放阵地，敌人一枪就把正在对着岗楼瞄准的两个炮手给撂倒了。其他人都不会用迫击炮，所以这炮在后来的战斗中也没用上。两个改造后的日本俘虏也被派来充当翻译。在邻近的米各庄镇留标村设立了一个卫生所，准备接收沙河桥镇下来的伤病员，卫生员也都是专门调派过来的。此外，上级还在外围准备了打援部队，以便我们河间县大队能踏踏实实地拿下沙河桥岗楼。
临战之前，县大队指挥部设在了子牙河西，我们二连部署在河东。我在连里做通讯员，连长让我从河东到河西去送信。我刚上路，敌人在岗楼上就看见我了，朝我开枪。我知道河西岗楼里面有个神枪手，只要被发现，几乎枪枪致命。我看旁边有一棵银杏树，就利用这棵树挡着岗楼，先是倒着走，离岗楼远了就开始跑。其他岗楼上的敌人听见这边有枪响，也跟着朝我这边打枪，不过都打在了水面上。河里水不大，我就在河道里顺着河跑，在闫家村上了岸，把信送到大队指挥部。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大队部汇报怎么打——连里具体怎么打，得听上面的指挥。
研究确定的战斗部署是这样的：我们一部分人用“大抬杆”（一种类似于火铳的武器）在大堤上放枪，主要是造声势，吓唬敌人；一部分人下到沟里佯攻，主要是掩护挖地道，通到岗楼底下安放炸药，把岗楼炸了。晚上八点，我们开始进入战场，拿着向老百姓借来的梯子，把几个梯子接起来，下到大沟里，包围了沙河桥岗楼。我们先让两个日本俘虏喊话，让岗楼里的日本鬼子出来投降。双方随后就接上火了。
战斗一打就打了七天，没有打下来，主要是地道没有挖通。献县淮镇的敌人过来增援了，而且人数不少。咱们打援部队在韩村与敌人拉开了战线。敌人有一挺重机枪，本来已经被我们的打援部队抢过来了，但又被抢了回去。我们的打援部队最后没能拦住敌人的增援部队。那天中午，淮镇的增援部队已经进入到岗楼外的大沟里了，我们还正在沟里休息呢。要知道，我们的游击队员打了七天，太累了。二连周黑儿、马汉、付继仁三个战士抱着枪正在睡觉，直接就被敌人用“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给挑了。参谋长张世修先发现敌人上来了，但在这节骨眼儿上，偏偏机枪手刘同金解手去了。参谋长端起机枪开火，但是他没受过机枪训练，子弹都飞天上去了。我们在大沟里跟敌人的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从夜里打到天明，打成了肉搏战。岗楼的敌人也开始往外打，我们两个方向受敌。
一看打不过，我们决定赶紧撤。我们先是撤到张水镜村，没有停留，奔了下一个村子，然后过了子牙河，路过康宁屯村村北。我本想到家看看，连长没同意。走到河边上吃了点饭，领导拿出地图一看，说不能在这儿休息，这里靠近沧保路，太危险。我们不顾疲劳接着走，到了小史村才吃了顿饭，睡了一觉。第二天下午到里昌村，统计了一下，我们也有伤亡，一连一个叫“欢儿”的副排长在大堤上瞄准的时候被敌人击中头部牺牲了，还有一个战士正在挖地道，敌人增援部队上来的时候没来得及撤出来，被堵在里面了，加上前面提过的那三个战士，共有五个人牺牲了。然后，我们开始发动群众，谁家有生铁、犁铧之类的东西都支援出来，砸成“大抬杠”的火药。这是我们第一次攻打沙河桥岗楼的经过。
在里昌村休整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迅速把沙河桥岗楼重新包围了。这时候，敌人的增援部队已经撤回到献县的据点去了。这次，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推车，中间装满手榴弹、燃烧弹、玉米秸秆，上面搭个棚子，用两层被子盖着，外面这层用水淋湿了，两个人推着往岗楼底下冲。但是没等冲到岗楼底下，敌人一个手榴弹扔了过来，车子就扔在那了，但没有被引爆，人员也还好，没有被炸死，撤回来了。连长又迅速作动员：“谁做爆破手？”大家都争先恐后。最后，连长安排一个我们都叫他“小胡”的战士来做爆破手。小胡很高很壮，平时兼做队上的炊事员，上去继续推着车子往岗楼下冲。小胡完成了任务，到岗楼底下一点火，车子把岗楼的木门和里面的易燃品都引着了。火一着起来，岗楼成了大烟筒，呼呼地往里抽风，烟就灌满了岗楼。敌人被熏得不敢躲在里面了，跑到岗楼外部的观察台上，目标暴露出来。于是，敌人上来一个，我们打一个，上来一个，打一个，到后来就不打了——没子弹了。火势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往下跳，我们在岗楼下面等着，拿刺刀捅他们。我的马枪带刺刀，我用它捅死了一个敌人。到后来，一个敌人跳下来，好几个人在那儿抢着捅。这样，我们拿下了在河西的第一个岗楼。
一个河东的岗楼是被“掏”的。“掏”岗楼就是挖地道，直通到敌人岗楼底下，用洋油筒装满黄色炸药炸。掏地道也不容易，经常会掏错方向，掏一段得挖个孔出来看看，对着岗楼瞄一瞄，掏错了方向就白掏了。通向河东这个岗楼的地道，我们掏准了，正好在岗楼底下。我们用一些烂砖头堆了一个安放炸药的地方，又放上雷管、导火线，然后和他们喊话：“缴枪吧，不缴枪让你们‘跳舞’啦！”敌人不但不投降，还骂我们“土八路”。我们接着说：“你再骂街，真让你‘跳舞’了。”敌人拒绝投降，我们只好点火，一下子就把岗楼炸掉了，砖瓦都飞出去好远。其他岗楼的汉奸一看这种情况，全缴枪了。
群眾看到我们把岗楼拿下来，纷纷过来慰问。有些老太太拄着拐棍，挎着一篮子鸡蛋，有些挎着菜瓜，有些抬着馒头，还有抬着半盆子猪肉的……大家都来庆祝胜利。正在这会儿，轰隆一声炸弹响：原来，有四个日本鬼子趁乱躲在桥洞中，岗楼被炸以后，开始顺着河沿往下跑。我们的人跟在后面追，前面恰好是参谋长张世修所在的位置——他带着民兵在大堤上守着，这会儿正好瞄上几个鬼子。枪一响，四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官没地方躲了，站住不跑了。汉奸翻译官马上举着盒子枪喊“缴枪”。四个日本鬼子知道走到绝路了，往一块儿一凑，把“八八式”炮弹的引火帽拿下来后一撞，自杀了。汉奸翻译官在地上一躺，咕噜一打滚，没被炸到，被我们俘虏了。
另外，我自己其实差一点死在打岗楼的战斗中。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用扎蓬（一种野草）作掩护，挡着我的脑袋，侦察岗楼方向的情况。前面提过的敌人那个神枪手一枪打过来，正好打在扎蓬上，我栽了一个跟头，但幸好没被打中。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我腿上也中了一枪。这一枪没有打穿，子弹留在腿里面了。我下了前线，去了留标村卫生所。那时候我们缺医少药，医生连麻药都没打，就跟我说了一句：“顶（忍）着点啊！”医生拿着大镊子伸进去把子弹夹出来了。伤口四天就好了，我立刻又返回前线。我还记得有一个叫白崇海的小伙子，长得可漂亮了。他家哥俩一个当了正排长，一个当了副排长。两个人摸到岗楼下面的马棚里，从马棚的窗户往岗楼上射击。他哥跟他说：“小心着点啊！”正说着，敌人一枪打中了白崇海的脑袋。还有一连连长郝伟同，胳膊被枪打折了，送到留标村卫生所手术包扎……
有些战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有个叫付春凯的排长，打仗特别勇敢，本来已经生病了，总是吐血，经上级批准，正在家休养呢。但他主动找到连长，要求参加战斗。连长说：“你的主要任务是休养！”他不干，非要上战场，最后参加了这次战斗。小伙子很麻利，蹿到敌人的伙房上，站在烟筒上向敌人射击。结果，敌人机枪一顿扫射把烟筒打散了，他摔了下来，还没等掉下来，就让敌人打死了……为了拿下沙河桥岗楼，前后两次，我们连一共牺牲了十几位战友。
抗战胜利后，我们河间县游击大队被整编为六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两个团。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又被调往东北，被编为四野三纵八师二十四团，参加了解放沈阳、长春、四平等战役。在解放四平的时候，我左腿被弹片击伤，医生说要截肢，我没同意，直到2009年腿伤恶化，才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
（编辑 黄艳）
“跟日本人拼一下”
我从15岁开始扛活，就是去稍微富裕点的农民家里打工、干农活。我去的是沙河桥镇一个叫闫虎的富农家，做一些喂牲口、推碾子、抱孩子、挑水之类的活计。1943年，我不扛活了，而是在村里挖地道，以躲避敌人的烧杀抢掠。我和我母亲一度还住在坟里面。敌人来了，敌伪政权负责招呼，要什么给什么。咱们共产党政权的工作则是考虑怎么对敌斗争，怎么消灭敌人，号召大家挖地道，群众都积极响应。地道在我们这一带村村都有。在党的号召下，我们一起挖地道的五个小伙子合计：自打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活也干不成了，整天东躲西藏，逃荒逃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不如跟日本人拼一下，有枪拿枪，没枪拿刀，可以把敌人早点赶出中国去。
我们想一起去参军，但是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游击队的区小队在哪，也不知道区政府在哪——它们都不固定在一个地方。而且，游击队把活动的村庄改了名，例如沙河桥镇上有个村叫里昌，被地下工作者改成了“老八路”。他们在对话中会说：“今天我们去哪里呢？”“上老八路。”一般人听了，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是出于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我们都是偷着去参军的，不敢暴露身份，不敢让敌人知道，否则把房子点着，被日本人抓去，就要被活埋了。日本的岗楼之前就安在我们村，后来又撤了，我们村就有人被他们活埋了。我们知道，区游击队的助理员就是我们村的。我们村四五百口子人，这个助理员和他爹爷俩儿过日子，是我们本村的独姓小户。大约晚上10点，我们找到他家去了，区助理员他爹正坐在炕沿上端着大烟袋抽烟呢，说：“他没在家啊，你们找他干什么啊？”实际他是编瞎话，咱们也知道这是为了保密，就跟他爹说：“我们找他是想参军、上前线，跟敌人拼一下，我们不知道区小队在哪块儿，想问问他，让他领着我们去参军。”他爹就说：“那这么着的话，我给你们找找去。”实际上，他们家院里西头有个小套间，里面有柴火、麦秆子，他到那里面去了，在那里面睡觉呢。被叫出来的时候，他浑身上下都是麦秆子。
这个区助理员叫李志斌，他问我们：“你们几个干什么啊？”我们就说：“我们想参军去，不知道游击队在哪儿，来找你来了。”他接着又问：“家里面同意吗？家里面不同意就别去。”他是怕家里面“拉尾巴”（拖后腿）。我们就和李志斌说，家里同意，不“拉尾巴”。实际上，家里并不知道，趁家里人正在睡觉，我们把挖地道用的铁锹之类的工具都扔房顶上去了。他说：“那这么着，今天晚上你们从家东头过去，走到村北头那儿有一个大土疙瘩，旁边有两三堆荆条，你们蹲在那别动。如果我去了，我拍三声巴掌，你们吹三声哨，就接上了。”他也不告诉我们他的行动，也防备着，怕暴露目标，有警惕性。
接上头后，李志斌让我们把鞋脱了，别在衣服后面，沿着南北大道光脚丫走。我们就问：“上哪去啊？”他说：“我们上‘介石’”。我们就蒙了，心想：我们这哪有“介石”这么个地儿？实际上是杨官营村。路上要过一条日本人控制的大道，还有一里多地的时候，他就让我们趴地上，说：“谁也别咳嗽啊！”他先在前头探探路，看看两头没情况，才允许我们过道。
我们几个在里昌村、留欢村都没有找到区小队，李志斌又单独出去找了一天，才在官庄找到了队伍。进村出村的时候，李志斌都让我们和他一样把鞋脱了，光着脚倒着走，等走远了再穿上鞋。这样，进村的时候留下的是出村的脚印，出村的时候留下的是进村的脚印，可以迷惑敵人。
我们到官庄跟区小队接上头的时候，区小队正在斗争刚抓住的一个特务。这个特务是“敌特”，给敌人通风报信的；还有一种是“国特”，蒋介石国民党撒下来的特务。正要押走的时候，这个特务瞅准机会撒腿就跑。游击队长大喝一声：“嗨！往哪里跑？”“啪”的一声，子弹打在腮帮子上，一枪就撂倒了。日本鬼子晚上听见枪声也不敢出来，他们也害怕，不知道我们有多大力量。解决了特务，区小队的领导就说：“欢迎新战士入伍！”大家就鼓掌欢迎。游击队有多少个人呢？我数了一下，一共17个人，加上我们5个，才22个人。我们这个游击队负责第六区，叫行别营区，大体上负责一个乡这样范围内的武装斗争，抓特务、拿岗楼，就属于我们的责任，比如，岗楼的汉奸牵村民牛，我们就要给抢回来。
日军岗楼威胁大
凡是敌人觉得重要的地方，他们都建了岗楼，有了这些据点，他们就能祸害老百姓了。而我们游击队就是要保护老百姓，所以常常围着岗楼打来打去。这些岗楼虽然难打，但不打还真不行，因为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
我们的活动都是秘密的，一旦被敌人发现，他们一个电话，岗楼附近的人骑车骑马迅速都赶过来。日本人的枪都是“三八大盖”，还有机枪，来了很容易就把你消灭了，很难逃脱。我们在里昌村就曾挨了这么一下——因为特务告密，被他们包围了。我们迅速钻地道，敌人就放毒瓦斯。我们赶紧挖个窝，把嘴放里面埋起来，或者往手巾上撒尿，捂在鼻子上。这是我们对付毒瓦斯的土办法。我们十几个人被堵在下面了，没有人被毒死，但是一起钻地道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被毒死了。敌人还拿苇子点着了，硬往地道里面塞，想把我们熏死在里面。实际上，他们是外行，烟往外跑不往地道里走，咱们一个也没熏着。
有一天晌午，敌人在东大汉村的岗楼上蹿了出来，大概是一个排、20多个汉奸，拿着“满洲”兵工厂的“满洲造”马枪，奔着行别营村去了。在行别营村，他们牵着大牛，驮着些花被子，抢了些东西往回走。我负责在杨官庄村的老河头侦察，因为有青纱帐，高粱地太密，看不见他们，敌人突然跑出来了，吓我一跳。好在旁边有个小房子，靠着小房子挡着，我躲进了一个井里。那时游击队正驻扎在留欢村，我找到机会报告了区小队。区小队拉了出来，在西大汉村正好截住敌人。经过战斗，我们打死了三个汉奸，搜索战场的时候，又在种着豆子的高粱地里发现了一个藏着的汉奸。我们就喊他：“起来！你那枪呢？”这个汉奸担心拿着枪被游击队直接击毙了，把枪扔在旁边了。这样，游击队得了几条枪，我也才有了枪。那时候，如果你想要枪，就要到敌人的手里去夺。 在里昌村，我们也让敌人包围了一回，大概是1945年初，当时我已经被抽调到县大队。敌人接到特务的报告，在拂晓的时候派来了快速部队，大概有30辆车子、20匹马，都是从各处岗楼抽调的。我们连正睡着觉呢，我是通讯员，挨着连长睡，听见房顶上“咔吱咔吱”有动静，赶紧报告连长。我们看见院子南墙进来人了，一屋子人立刻起来，在窗台、灶台旁边以及门后面准备着。我们指导员噌的一声拿起盒子枪上了膛，手上拿着、嘴上叼着子弹匣子，连长一喊“打”，开门就“突突突”——盒子枪是连发。原来，我们站岗的人睡着了，敌人摸上来了都不知道。这个站岗的人，我们都叫他“猛儿”，他用的是一把直拉直拽的“马连匣”。利用他、连长、指导员等几条枪的火力优势，我们一伙人冲出了大门，往北奔着韩村跑。有个汉奸拿着盒子枪站在墙头上，被我们连长一枪连人带枪给打下来了。连长喊：“周黑儿，拾盒子！”周黑儿立马捡起了盒子枪。我们一口气跑到了韩村附近的一片大洼地附近，敌人也不敢追了。我们在这次战斗中不但没受损失，还得了一支枪。
除了里昌村这一回，我们在县大队的时候还被敌人包围了几回。有一次是在西庄村，仗打得很“热闹”，我们打着打着钻地道了，再从地道里钻出来接着打。还有一次是柳洼村，我们本来准备去打柳洼村岗楼，在赶集的前一天晚上进了柳洼村，结果暴露了目标，岗楼的敌人从两边出来，把我们围上了。我们一看不好，快要让人家给兜住了，赶紧撤。这一撤，目标就更大了。我们只好边打边退，打到柳洼村北，那儿有些大槐树，敌人才不敢追了。但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排让敌人给拖住了，没撤下来，于是赶紧又派去了一个排，才掩护着他们撤下来。撤回来以后，我们上了南中原村，但没在那儿停留，又迅速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我们打游击经常是揣个大饼子就出去了，也没什么吃的，但是没有饿着。偶尔有老百姓给做个鞋什么的，甚至有时候连子弹也要向老百姓购买——他们捡到子弹，五毛钱一个卖给我们。我们就是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小队慢慢发展到三个班左右，30来个人，后来因为动员参军，队伍又扩大了。大约在1944年底，我被调到河间县大队。河间县大队是由三个连组成的，负责河间县这一片的游击战。咱们县大队没有重机枪，只有一挺打七颗子弹的捷克式轻机枪，配备在一连，二连没有机枪，三连没枪的战士还不少，只有几颗手榴弹。
一打岗楼不成功
1945年上半年，上级决定拿下沙河桥岗楼。沙河桥岗楼是河间县范围内比较大的岗楼群，由五个岗楼组成，建在子牙河边上，河东三个岗楼，河西两个岗楼，一共有近十个日军、近九十个汉奸伪军驻扎。日本鬼子在岗楼周围都挖有约十米宽、十米深的环形大沟，沟上修有吊橋，天一黑就把吊桥收起来，两边无法通行。大沟后面是一圈用锯断的枣树组成的木栅栏，这又是一道障碍。
为了打好这一仗，上级作了周密部署，特别是从陕甘宁边区争取来了一些支援：专门调来了一门迫击炮，还给配了两个炮手，正好拨给了我们二连。可惜等我们测量好距离，挖好安放阵地，敌人一枪就把正在对着岗楼瞄准的两个炮手给撂倒了。其他人都不会用迫击炮，所以这炮在后来的战斗中也没用上。两个改造后的日本俘虏也被派来充当翻译。在邻近的米各庄镇留标村设立了一个卫生所，准备接收沙河桥镇下来的伤病员，卫生员也都是专门调派过来的。此外，上级还在外围准备了打援部队，以便我们河间县大队能踏踏实实地拿下沙河桥岗楼。
临战之前，县大队指挥部设在了子牙河西，我们二连部署在河东。我在连里做通讯员，连长让我从河东到河西去送信。我刚上路，敌人在岗楼上就看见我了，朝我开枪。我知道河西岗楼里面有个神枪手，只要被发现，几乎枪枪致命。我看旁边有一棵银杏树，就利用这棵树挡着岗楼，先是倒着走，离岗楼远了就开始跑。其他岗楼上的敌人听见这边有枪响，也跟着朝我这边打枪，不过都打在了水面上。河里水不大，我就在河道里顺着河跑，在闫家村上了岸，把信送到大队指挥部。信的主要内容是向大队部汇报怎么打——连里具体怎么打，得听上面的指挥。
研究确定的战斗部署是这样的：我们一部分人用“大抬杆”（一种类似于火铳的武器）在大堤上放枪，主要是造声势，吓唬敌人；一部分人下到沟里佯攻，主要是掩护挖地道，通到岗楼底下安放炸药，把岗楼炸了。晚上八点，我们开始进入战场，拿着向老百姓借来的梯子，把几个梯子接起来，下到大沟里，包围了沙河桥岗楼。我们先让两个日本俘虏喊话，让岗楼里的日本鬼子出来投降。双方随后就接上火了。
战斗一打就打了七天，没有打下来，主要是地道没有挖通。献县淮镇的敌人过来增援了，而且人数不少。咱们打援部队在韩村与敌人拉开了战线。敌人有一挺重机枪，本来已经被我们的打援部队抢过来了，但又被抢了回去。我们的打援部队最后没能拦住敌人的增援部队。那天中午，淮镇的增援部队已经进入到岗楼外的大沟里了，我们还正在沟里休息呢。要知道，我们的游击队员打了七天，太累了。二连周黑儿、马汉、付继仁三个战士抱着枪正在睡觉，直接就被敌人用“三八大盖”上的刺刀给挑了。参谋长张世修先发现敌人上来了，但在这节骨眼儿上，偏偏机枪手刘同金解手去了。参谋长端起机枪开火，但是他没受过机枪训练，子弹都飞天上去了。我们在大沟里跟敌人的战斗从中午打到晚上，从夜里打到天明，打成了肉搏战。岗楼的敌人也开始往外打，我们两个方向受敌。
一看打不过，我们决定赶紧撤。我们先是撤到张水镜村，没有停留，奔了下一个村子，然后过了子牙河，路过康宁屯村村北。我本想到家看看，连长没同意。走到河边上吃了点饭，领导拿出地图一看，说不能在这儿休息，这里靠近沧保路，太危险。我们不顾疲劳接着走，到了小史村才吃了顿饭，睡了一觉。第二天下午到里昌村，统计了一下，我们也有伤亡，一连一个叫“欢儿”的副排长在大堤上瞄准的时候被敌人击中头部牺牲了，还有一个战士正在挖地道，敌人增援部队上来的时候没来得及撤出来，被堵在里面了，加上前面提过的那三个战士，共有五个人牺牲了。然后，我们开始发动群众，谁家有生铁、犁铧之类的东西都支援出来，砸成“大抬杠”的火药。这是我们第一次攻打沙河桥岗楼的经过。
二打岗楼得胜利
在里昌村休整了一晚上，第二天，我们迅速把沙河桥岗楼重新包围了。这时候，敌人的增援部队已经撤回到献县的据点去了。这次，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推车，中间装满手榴弹、燃烧弹、玉米秸秆，上面搭个棚子，用两层被子盖着，外面这层用水淋湿了，两个人推着往岗楼底下冲。但是没等冲到岗楼底下，敌人一个手榴弹扔了过来，车子就扔在那了，但没有被引爆，人员也还好，没有被炸死，撤回来了。连长又迅速作动员：“谁做爆破手？”大家都争先恐后。最后，连长安排一个我们都叫他“小胡”的战士来做爆破手。小胡很高很壮，平时兼做队上的炊事员，上去继续推着车子往岗楼下冲。小胡完成了任务，到岗楼底下一点火，车子把岗楼的木门和里面的易燃品都引着了。火一着起来，岗楼成了大烟筒，呼呼地往里抽风，烟就灌满了岗楼。敌人被熏得不敢躲在里面了，跑到岗楼外部的观察台上，目标暴露出来。于是，敌人上来一个，我们打一个，上来一个，打一个，到后来就不打了——没子弹了。火势越来越大，他们不得不往下跳，我们在岗楼下面等着，拿刺刀捅他们。我的马枪带刺刀，我用它捅死了一个敌人。到后来，一个敌人跳下来，好几个人在那儿抢着捅。这样，我们拿下了在河西的第一个岗楼。
一个河东的岗楼是被“掏”的。“掏”岗楼就是挖地道，直通到敌人岗楼底下，用洋油筒装满黄色炸药炸。掏地道也不容易，经常会掏错方向，掏一段得挖个孔出来看看，对着岗楼瞄一瞄，掏错了方向就白掏了。通向河东这个岗楼的地道，我们掏准了，正好在岗楼底下。我们用一些烂砖头堆了一个安放炸药的地方，又放上雷管、导火线，然后和他们喊话：“缴枪吧，不缴枪让你们‘跳舞’啦！”敌人不但不投降，还骂我们“土八路”。我们接着说：“你再骂街，真让你‘跳舞’了。”敌人拒绝投降，我们只好点火，一下子就把岗楼炸掉了，砖瓦都飞出去好远。其他岗楼的汉奸一看这种情况，全缴枪了。
群眾看到我们把岗楼拿下来，纷纷过来慰问。有些老太太拄着拐棍，挎着一篮子鸡蛋，有些挎着菜瓜，有些抬着馒头，还有抬着半盆子猪肉的……大家都来庆祝胜利。正在这会儿，轰隆一声炸弹响：原来，有四个日本鬼子趁乱躲在桥洞中，岗楼被炸以后，开始顺着河沿往下跑。我们的人跟在后面追，前面恰好是参谋长张世修所在的位置——他带着民兵在大堤上守着，这会儿正好瞄上几个鬼子。枪一响，四个日本鬼子和一个汉奸翻译官没地方躲了，站住不跑了。汉奸翻译官马上举着盒子枪喊“缴枪”。四个日本鬼子知道走到绝路了，往一块儿一凑，把“八八式”炮弹的引火帽拿下来后一撞，自杀了。汉奸翻译官在地上一躺，咕噜一打滚，没被炸到，被我们俘虏了。
另外，我自己其实差一点死在打岗楼的战斗中。战斗刚开始的时候，我用扎蓬（一种野草）作掩护，挡着我的脑袋，侦察岗楼方向的情况。前面提过的敌人那个神枪手一枪打过来，正好打在扎蓬上，我栽了一个跟头，但幸好没被打中。在后来的战斗过程中，我腿上也中了一枪。这一枪没有打穿，子弹留在腿里面了。我下了前线，去了留标村卫生所。那时候我们缺医少药，医生连麻药都没打，就跟我说了一句：“顶（忍）着点啊！”医生拿着大镊子伸进去把子弹夹出来了。伤口四天就好了，我立刻又返回前线。我还记得有一个叫白崇海的小伙子，长得可漂亮了。他家哥俩一个当了正排长，一个当了副排长。两个人摸到岗楼下面的马棚里，从马棚的窗户往岗楼上射击。他哥跟他说：“小心着点啊！”正说着，敌人一枪打中了白崇海的脑袋。还有一连连长郝伟同，胳膊被枪打折了，送到留标村卫生所手术包扎……
有些战友就没有我们这么幸运了。有个叫付春凯的排长，打仗特别勇敢，本来已经生病了，总是吐血，经上级批准，正在家休养呢。但他主动找到连长，要求参加战斗。连长说：“你的主要任务是休养！”他不干，非要上战场，最后参加了这次战斗。小伙子很麻利，蹿到敌人的伙房上，站在烟筒上向敌人射击。结果，敌人机枪一顿扫射把烟筒打散了，他摔了下来，还没等掉下来，就让敌人打死了……为了拿下沙河桥岗楼，前后两次，我们连一共牺牲了十几位战友。
抗战胜利后，我们河间县游击大队被整编为六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两个团。后来，我所在的部队又被调往东北，被编为四野三纵八师二十四团，参加了解放沈阳、长春、四平等战役。在解放四平的时候，我左腿被弹片击伤，医生说要截肢，我没同意，直到2009年腿伤恶化，才不得不做了截肢手术。
（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