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清代钱票十分少见，也颇为珍贵。笔者藏有一张清代安徽泾邑（今安徽省泾县）道士湖“东升号”牛角版钱票，印刷精美规整。
　　2007年，江苏徐州一位泉友也曾收藏到几张清代安徽泾邑民间钱票，其中有“朱明寿堂”木刻版、“东升号”牛角版及“赵恒昌号”手写钱票等三个品种，基本上都是己未年发行的纸币，本品为同一批钱票中的一张。
　　多张安徽泾邑民间钱票的发现，为安徽清代民间钱票的收藏与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这批钱票具体发行于何时，以及在安徽清代纸币中具有何种价值、地位与意义，是值得分析与研究的。

泾邑东生字号

　　泾邑位于安徽南部、宣城市西部，历史悠久，置县于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其历代商业繁荣、经济发达、金融活跃，因此，安徽早期民间钱票出自该地不无道理。
　　“东生字号”所在地为道士湖。道士湖位于泾县县城内南端。据旧县志记载，原湖水北流入儒学明堂池（即今荷花塘），出北水关入青弋江。后来湖水不再北流，改从赏溪巷入青弋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俗称“长塘”，湖面仍见百亩以上，后淤。今日仅存县医院内小池，可辨遗址。由此可知，“东生字号”是泾县城内的一家商号。

朱明寿堂

　　朱明寿堂票为竖式木刻版钱票，宣纸，木刻版印刷。钱票正面为常见牌式边框图案，长六角形，蓝色。边框上部，刻有“ 福禄寿三星图”。边框下部刻有“和合二仙图”。边框两侧印有文字，其内容是北宋诗人大文学家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边框内部空白部分为一整块空格，与常见的木刻版钱票不同，没有将其分隔成天格和地格两部分，具有早期木刻版钱票的特征。
　　其编号第九百五十六号，用旧时商业习惯数字写法书写，其上盖有一枚抬头章，兼押数章使用。面额为壹串文，其上盖有一枚押款章。
　　己未年十二月廿日，也采用旧时商业习惯数字写法，为发行日期。己未年为咸丰九年（1859年）或民国八年（1919年），笔者分析应为咸丰九年。
　　“朱明寿堂票”印章为落地章，表明该票由“朱明寿堂”商号发出。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此票具有支票性质，朱明寿堂为出票人，东生宝号为付款人。由于东生宝号地址在泾县道士湖，因此朱明寿堂商号地址很可能也在泾县或附近地区。

贰仟文牛角版钱票

　　在笔者的藏品中，有一张与前述票一起发现的泾县道士湖“东升字号”贰仟文钱票（图1），该票由多块牛角版印刷，瘦长型，薄宣纸，宽9厘米、高25.5厘米。该票正面图案也是常见牌式边框图案，抹角长六角形，蓝色。边框内书写的文字是家喻户晓的《千字文》。边框内空白处，分上下两部分：上部，通常称作“天格”，内印有商号名称“东升号”。此“东升号”即前述“朱明寿堂”木刻版钱票中负责兑付的“ 东升宝号”。下部通常称作“地格”。地格中的文字排列情況如下：“凭票发平大七折钱贰仟文正，此（为）照。黄字七百九十号，己（未年）四月初一，泾邑道士湖东生字号。”

　　在地格上部，盖有一枚方形文字仿伪章（图2），其中文字部分摘录于北宋四大部书之《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九。印章四角有“东升字号”四字。
　　地格右侧书写有面额：“凭票发平大七折钱贰仟文正□ □ 。”在面额“贰仟文”之上，盖有一枚“东升字号”菱形篆书押款章（图3）。其面额也是采用“七折钱”钱制。

　　地格左侧上端有编号“ 黄字七百九十号”，发行日期“己（未年）四月初一（日）”。因为此票与前述各票属同一时期己未年之票，因此，此处的“己”代表“己未年”。下端盖有一枚长方形落地章“ 泾邑道士湖东生字号”（图4）。泾邑道士湖为“东生字号”所在地。此章证明，该票由“东生字号”发行。
　　钱票背面没有图案和文字，但盖有一枚长方形文字图案仿伪章。

“赵恒昌号”手写钱票

　　在同一批藏品中，还有两张“赵恒昌号”手写钱票（图5），竖式。两张手写钱票的文字书写格式、书写方法及文字内容，基本上与前牛角版票地格中的相同，其面额有“叁仟文”和“伍仟文”两种，内容分别为：
　　凭票发平大七折钱叁仟文正，□照，四十八号，己未（年）七月初三（日），赵恒昌具。
　　凭票发平大七折钱伍仟文正，为照，八十八号，己未（年）九月廿日，道士湖赵恒昌号票。
　　由此可知，两票面额均为“七折钱”，发行日期也均为己未年。“赵恒昌号”商家地址，也是在泾县道士湖。也就是说，前述的这几张钱票都出自泾县，发行时间都是己未年。

发行时间分析

　　从形制上分析，这批泾县票为木刻版（或牛角版），瘦长型，属于清代票范畴，但与光绪时期同类型票比较明显不同;边框图案也较为简单，有的甚至还未出现天头和地格的划分，显然具有早期木刻版（或牛角版）特征。也就是说，从形制上看，其发行年代要早于光绪票。
　　再从地格中文字书写格式上看，其排列顺序也与南方光绪票习惯不同。常见南方光绪票文字分为三排，其排列顺序是：右侧为编号，中间为面额，左侧为发行年月及落地章位置。泾县木刻版、牛角版票文字排列顺序，与其手写票相同，分为两排，其排列顺序为：右侧为面额;左侧为编号、发行年月及落地章位置。

　　因此，从地格中文字书写格式上分析，也具有早期票特征，其发行时间要早于光绪票。
　　这批泾县票是七折钱，即兑付率为七折，也就是说，一千文只兑付七百文。据史料记载，清代咸丰时期曾短暂发行过七折钱。然而，关于七折钱的情况，钱币界极少关注，这方面的文章也极少披露。
　　《清史稿》在记述推行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情况时，仅有一句有关七折钱的记载：
　　然钞法初行，始而军饷，继而河工，搭放皆称不便，民情疑阻。直省搭收五成，以款多抵拨既艰，搭放遂不复肯搭收。民间得钞，积为无用，京师持钞入市，非故增直，即匿货，持向官号商铺，所得皆四项大钱，不便用，故钞行而中外兵民病之。其后京师以官号七折钱发钞，直益低落，至减发亦穷应付，钞遂不能行矣。大钱当千、当五百，以折当过重最先废，当百、当五十继废，铁钱以私票梗之而亦废，乃专行当十钱。
　　文中指出，推行钞法初期，在清政府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之后，因不受军民欢迎而推行受阻。其后北京官钱号开始发行七折钱，因价值低落，只好减少发行应付，致使遂后钞票不能行使。实际上，由于清政府滥发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纸币，且发行无度，而兑换银钱极其有限，从而引起纸币急剧贬值，最后遭官民拒绝使用而停滞。
　　户部官票发行于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大清宝钞发行于咸丰三年（1853年）十二月。也就是说，七折钱的发行时间在咸丰三年（1853年）之后。
　　由于官票和宝钞的贬值以及官钱号发行七折钱，当然民间发行的钱票也要效仿，也开始发行七折钱。这就是泾县票发行七折钱的历史背景。关于何时开始发行七折钱，史料未见具体记载，但可从大清宝钞贬值的历史过程大致分析得到。
　　从以上两奏折可知，咸丰十年九月以前，每吊官票市值大约七百文，即相当于七折钱。由于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市值变化会有不同，由于商品贸易和货币流通的关系，各地市值变化时间大体上不会相差太大。
　　泾县票的发行时间应与此相近，显然，咸丰九年与此基本相符。咸丰十年以后，大清宝钞急速贬值，可从以下几则记载看出。
　　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御史朱潮一奏折称：“致於以票取钱，逐渐递减，其始每千给钱七百有余，不逾时而止给五百余文，又不逾时止给四百余文。”
　　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御史何桂芬片载：“乃近年以來，民铺既不开票，全以官号票从中渔利。始而重票，每票一千加实钱二、三百文;继而重钱，每票一千取实钱七百。节次减少，讫交今秋，官票一千仅取一、二百钱，以致纹银一两换至三、四十吊之多。”

　　从以上记载可知，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官票一千可兑四百文，过后不到两个月，到八月底时，官票一千仅兑一二百文，又贬值竟达一半以上。因此，泾县七折钱票的发行时间不会在此以后。也就是说，七折钱的出现时间，大约在咸丰十年九月以前，泾县七折钱票发行于咸丰九年，显然符合这一历史情况。咸丰十年二月，清政府以官票、宝钞弊端太多，明令停止发行。同治元年停止收放钞票，收回银票。至同治七年，停收银票。
　　民国初期，尤其是在江南地区民间钱票中未见发行七折钱，有时出现打折钱，其兑付率多为九六、九七、九八钱不等，超出此范围者不多，但没有七折钱的情况。因此，从民国初期民间钱票的实际情况分析，泾县七折钱票的发行不会发生在民国八年。
　　民国初年，近代机制纸在江南诸省已得到普遍使用，而且，印刷业也广泛采用近代石印技术。因此，此时的民间钱票也普遍选用机制纸，宣纸印刷的木刻版纸币极为少见。泾县票采用的是本地宣纸，薄而不脆，且韧性颇高，又经百余年的历史沧桑，又保留有多年流传的陈旧痕迹，自然、真实、可信。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笔者认为，泾县票发行时间己未年，为咸丰九年。

意义与价值

　　分析表明，泾县钱票具有如下重要意义和价值：
　　首先，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如前所述，安徽省的清代纸币十分罕见，这几张泾县钱票显然是安徽目前发现的清代钱票中的重要代表，而且不仅有手写钱票，而且还有木刻版和牛角版钱票，因而更具典型性。
　　其次，它是安徽最早的清代纸币。从目前所见的安徽清代纸币中，咸丰九年发行的泾县钱票，为安徽清代最早发行的纸币，是安徽地方纸币发行史和纸币印刷史研究中的罕见实物资料，因而具有重要意义和史料价值。
　　再次，“七折钱”钱制的发现，为研究咸丰年间货币发行史，尤其是研究官票和宝钞贬值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不言而喻，这些泾县钱票颇具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