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而上，故不美，若美之，是乐杀人……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哀礼处之。”这是《道德经》中的一段话，意思是战争是负面的手段，万不得已要进行战争，则应适可而止，否则，就是以杀人为乐的暴君。胜利者对待牺牲的人，不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应以哀礼来对待他们。现在看来，前期和中期的南诏国在经历的战争中，真实地做到了这段话所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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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年）六月，南诏与唐朝结束了40年的对抗，在异牟寻隆重的欢迎仪式上，袁滋向异牟寻颁发唐德宗的册封诏书，唐南重归于好。
　　时势造英雄，南诏重归于唐，有关键人物的推动，如崔佐时、韦皋、郑回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上的认同和当时局势的发展。在异牟寻之前，细奴逻、逻盛、盛罗皮、皮逻阁、阁罗凤、凤伽异常年遣使入唐并得到封赐，因此，异牟寻说：“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为报唐皇恩赏，南诏也倾其所有，以至于“进献，府无余月”。
　　在文化上，南诏早早就开始学习中原。南诏统一六诏之前，统治者就提倡“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初代祖细奴逻的儿子逻盛即有修习孔子的意愿，到盛逻皮时完成了他修建文庙祭祀孔子的愿望。皮逻阁时，送大量子弟入长安学习，并请汉族老师教授儒学。阁罗凤与唐朝交恶时俘虏的汉人郑回，当了南诏三代“帝师”，在南诏重新归附唐朝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句“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今弃之复归唐，无远戍劳，利莫大此”，让异牟寻坚定了归唐的决心，从中也能看出郑回所修习的儒学在南诏上层所受到的敬重和威望。
　　南诏在国家治理方式和官僚制度上也模仿唐朝，如模仿中原封三山五岳在南诏境内封五岳四渎，模仿唐朝三省六部制设立清平官、大军将和九爽三托的官僚体系。如果没有文化上的认同，南诏的这些做法和制度必然无法长期推行。
　　南诏击败鲜于仲通后与唐朝彻底决裂，并完全依靠吐蕃，阁罗凤因此被吐蕃赞普册为“赞普钟南国大诏”，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并“山河约誓，永固维城”，这年也被定为南诏的赞普钟元年。吐蕃赐阁罗凤长子凤伽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所谓“大瑟瑟告身”，按照《新唐书》对吐蕃官制的记载，“告身”为官员的章饰，“缀臂前以辨贵贱”，章饰中“最上瑟瑟，金次之，金涂银又次之，银次之，最下至铜止，差大小”，“瑟瑟”为官员中最高级别的章饰，且各种章饰又以大小再细分官员等级，给凤伽异的就是“大瑟瑟”。除此以外，吐蕃还对阁罗凤所属官员进行奖励，其“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南诏德化碑》碑阴所刻南诏的官员皆有大小告身。
　　南诏与吐蕃之间，赐封、盟誓、以兄弟相称，且在天宝战争后期，南诏借助吐蕃取得了抗击唐军的彻底胜利，保住了蒙氏政权，南诏与吐蕃之间应该建立非常融洽与紧密的利益关系。但从史料记载的字里行间来看，事实并非如此。《新唐书》中记载：“吐蕃责赋重数，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赋役繁重、连年索兵不必多说，在南诏的险要之地设立营帐却要用“夺”，可见南诏对此事的不情愿，甚至可以说南诏是在吐蕃的威胁下让出这些地方。
　　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南诏与吐蕃联合攻蜀而不得，南诏在此战中付出了被“斩首六千级，擒生捕伤甚众，颠踣厓峭且十万”的代价，事后却被吐蕃降为日东王。
　　另外，两国虽已约为兄弟之国，但吐蕃对待南诏却处处体现出恃强凌弱的态度。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已经决定归附唐朝的异牟寻给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去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吐蕃对南诏的无礼与傲慢，如长达12年的“发兵无时”，逼迫南诏“城于鄙，弊邑不堪”等。
　　《新唐书》中还有一处写出了吐蕃“索兵”于南诏的程度，书中记载：“初，吐蕃与回鹘战，杀伤甚，乃调南诏万人”，这句话中记载吐蕃与回鹘的战争应该发生在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据《新唐书·吐蕃上》记载，这一年，吐蕃遣使往唐朝请和，唐代宗命元载、杜鸿渐与吐蕃使者结盟，唐朝投降吐蕃的仆固怀恩因此“不得志”，于是在他的劝说下，吐蕃与“回纥、党项羌、浑、奴刺犯边”，吐蕃二十万大军集结醴泉、奉天，奉天即今陕西乾县，醴泉今陕西礼泉县，两地与唐朝都城长安已近在咫尺。同时，与仆固怀恩同降吐蕃的任敷“以兵略凤翔、盩厔”，这二十万大军已经在长安西边形成半包围的形势。于是，唐朝京师戒严，唐将屯兵九处，唐代宗“自率六军屯于苑”。虽然唐将数败吐蕃军队，但危机并没有解除，就在这个时候，指挥大军的仆固怀恩死了，“虏谋无主，遂与回纥争长”。仆固怀恩的死导致吐蕃与回鹘就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发生了争斗，回鹘调转枪头与唐将郭子仪联合，大破吐蕃军队，降仆固名臣，危机解除，唐代宗胜利班师回朝。由于吐蕃死伤甚众，所以发生了前面“调南诏万人”的事情。结合《新唐书》韦皋传中“云南蛮羁附吐蕃，其盗塞必以蛮为乡道”的记载，可见吐蕃如果要从南路进攻唐朝，南诏是必经之地，征发南诏士卒也就成为多年的常态。
　　另外，史书中还有一处记载能说明吐蕃与南诏关系紧张。《新唐书·吐蕃下》中记录，在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于是剑南兵合南诏与战，破之，擒大笼官论器然”。这里说，唐朝派剑南道兵与南诏联合击败吐蕃进攻黎州、雅州的军队。南诏于天宝末期就与唐朝决裂并投靠吐蕃，一直到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的苍山会盟才重新归附唐朝，就算韦皋开始书信劝南诏归唐，那也只在贞元四年（788年）左右，已在唐南联合“擒大笼官论器然”之后十多年。也就是说，南诏与吐蕃在还处于两国结盟期时就已发生过战斗。
　　南诏苦于吐蕃的压制，另一边的唐朝在失去南诏这个钳制吐蕃的战略要地后，面对吐蕃的进攻，也已左右支绌。《新唐书》评价唐朝与吐蕃的关系时说道：“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犁其廷而后已。惟吐蕃、回鹘号强雄，为中国患最久。”唐朝对那些不顺从的国家，往往兴兵讨伐，无往不胜，唯有吐蕃和回鹘，唐朝一直无法征服。 　　吐蕃于唐太宗时期与唐朝建立了官方联系，此后两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冲突多于和平。《新唐书》载：“太宗贞观八年，始遣使者来朝，帝遣行人冯德遐下书临抚”，有来有往，算是官方互认了。吐蕃赞普弄赞（即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娶了唐朝公主，因此也派出使者向唐朝求婚，收到的回复是拒绝。吐蕃使者回国对弄赞说：“天子遇我厚，几得公主，会吐谷浑王入朝，遂不许，殆有以间我乎？”吐蕃认为唐朝不嫁公主是因为吐谷浑从中作梗，便以此为借口联合羊同攻打吐谷浑。吐谷浑是夹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一个游牧小国，无法与吐蕃对抗，于是“（吐谷浑）走青海之阴，（吐蕃）尽取其赀畜。”吐蕃继而攻破党项、白兰羌，率二十万大军进攻松州（今四川省松潘县），“且言迎公主”，而且如果“公主不至，我且深入”。经过几年的战斗，吐蕃撤军，唐朝也答应许配公主，在贞观十五年（641年）远嫁文成公主于吐蕃。
　　史书记载唐朝与吐蕃一开始接触就发生了冲突，唐太宗之后，从唐高宗到册封异牟寻的唐德宗贞元十年，唐朝与吐蕃一直处于冲突的状态中，偶尔出现请和、盟约，也是“俄顷”破裂。吐蕃多年进攻唐朝西境以及羁糜州、附属国，曾灭吐谷浑、废唐安西四镇、强要唐“河西九曲”之地、占唐陇右地。唐代宗时，吐蕃甚至攻入了长安，迫使唐代宗逃亡陕州，吐蕃则在长安改立皇帝、改元。史书评论：“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
　　唐朝中后期一直面对吐蕃的侵蚀，其西部国土和附属小国不断被吞并，唐朝皇帝也以吐蕃为心腹之患，但一直苦于无法解决吐蕃，只好采取答应求和这样的缓兵之计。唐肃宗至德年间，吐蕃遣使请和，德宗“虽审其谲，姑务纾患”，只能派郭子仪等与吐蕃结盟。面对吐蕃的进攻，唐朝必须争取更多的力量与之对抗，如果能把吐蕃的盟友争取过来，此消彼长、一石二鸟，那是最好不过了。所以，当韦皋察觉到南诏有归唐的心思后，立即着手各种操作，最终把南诏从吐蕃那边拉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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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唐德宗贞元十年六月的庆祝宴席上，代表唐朝皇帝的册封使袁滋与南诏王异牟寻在推杯换盏间互诉着各自的“衷肠”，异牟寻说：“子子孙孙永为唐臣”，袁滋说：“当深思祖考成业，抱忠竭诚，永为西南藩屏”。
　　也许是对吐蕃的压制怨恨太久，异牟寻在册封结束后不久便开始了对吐蕃的进攻，“寻攻吐蕃，复取昆明城以食盐池”。“昆明城”是今天四川省的盐源县，唐朝时原属巂州管辖，史书记载此地有盐铁之利，异牟寻取得“昆明城”后，即依靠此地食盐收取赋税。这背后反映的是南诏对昆明城的全面管理，因为这是收取赋税的前提。
　　这之后，异牟寻对境内一些倾向吐蕃的小部落进行打擊，收复被夺的南诏故地，“破施蛮、顺蛮，并虏其王，置白厓城;因定磨些蛮，隶昆山西爨故地;破茫蛮，掠弄栋蛮、汉裳蛮，以实云南东北”。
　　“施蛮，本乌蛮种族”，所居之地为铁桥（位于今云南省中甸西南）周围的大施赕、小施赕和剑寻赕，位置大体为今云南中甸以西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的地方，《蛮书》记载其“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施蛮的首领是吐蕃封的，也就是说，他们代表着吐蕃在此地的利益。贞元十年，异牟寻率军攻打施蛮，“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给养之。”异牟寻灭施蛮后，迁施蛮王寻罗及其宗族于南诏腹心之地，方便控制，施蛮属民则迁徙至今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东北地区。几年后，异牟寻又调发移民充实原施蛮属地，“徙弥河白蛮及罗落么些诸蛮以实其地，号剑羌。”
　　顺蛮与施蛮一样，“本乌蛮种类”，部落主也由吐蕃封王。初始居住的地方和施蛮参差相交，风俗习惯上也“与施蛮略同”，“初与施蛮部落参居剑、共诸川”，后被咩罗皮、铎罗望逼迫，迁居铁桥城以北。
　　关于咩罗皮和铎罗望逼迫顺蛮迁移的历史，据史书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皮逻阁开始统一六诏的战争，邓赕诏主咩罗皮作为皮逻阁的外甥，与南诏一起攻伐河蛮并占有大厘城（今喜洲）。《蛮书》形容咩罗皮“弱而无谋”，皮逻阁攻破大厘城，在城北二十五里处筑龙口城。咩罗皮赶回邓赕诏后与浪穹诏、施浪诏的援兵联合攻南诏，但仍然不敌南诏，皮逻阁于龙口城率军拒战，浪穹、施浪、邓赕的“三浪大败”，皮逻阁“追奔过邓赕，（三浪）败卒多陷死于泥沙之中”，咩罗皮因此退居野共川。
　　铎罗望为浪穹诏主，在与南诏的战争中落败，后“以部落退保剑川”，现在在大理流传的“火烧松明楼”的传说即与他有关。在此之前的六诏有过星回节的传统，星回节是为了纪念女酋长阿南的聪明与忠贞而设立。汉武帝元封年间，西汉将领郭世忠杀曼阿娜，并要娶曼阿娜的妻子阿南为妻，阿南骗郭世忠：“能从三事，当许汝”，这三件事是“一作幕次祭故夫;一焚故夫衣，易君新衣;一令国人皆知我以礼嫁”。第二天，阿南命人用松树做成一张大幕，幕下点火，阿南在焚烧曼阿娜衣服时，用藏在身上的利刃割颈自刎，扑入火中以身殉夫。阿南的属民为纪念她的忠贞，就将农历六月二十五这天定为星回节，也就是现在非常隆重的火把节，每年这天都要“燃炬吊之”。在皮逻阁时期，以这天为祭祖日，如果有不参加的，要按罪论处，“当祭祖，不赴者罪”。皮逻阁利用这一天作为统一六诏的机会，建松明楼，并派人告诉其他五诏，要“祀祖于上”。其他五诏这时应该会感到危机的到来，因为在建松明楼之前，皮逻阁已经请求唐剑南节度使王昱“合六诏为一”，王昱将此事上奏唐玄宗，得到了唐玄宗的认可，这时的南诏与其他五诏已经矛盾重重、面和心不和了。但是，如果不去祭祖，皮逻阁肯定会以此为借口兴师问罪。最终，五诏中的四诏诏主赴松明楼祭祖，其中就有浪穹诏主铎罗望。皮逻阁趁着四诏主喝醉的时候偷偷下楼，点燃楼下柴火，连同铎罗望在内的四诏主全都葬身火海。
　　战争总是充满冰冷的鲜血和诀别，“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锦江南渡遥闻哭，尽是离家别国声”，“千冤万恨何人见，唯有空山鸟兽知”。记载战争的历史总是直白与生硬，那些铺满残躯断肢、散落残垣断壁的文字，读来总让人感到憋闷，担忧历史的循环往复。而这时，艺术加工则展示了它的价值，把人们从残酷的杀戮和离别的忧伤中拽了出来，用独特的眼睛，从丑恶中发现美丽，继而给人们以生活下去的希望。 　　“火烧松明楼”的传说又衍生出另一个传说，即与阿南同样忠贞、有同样结局并同样被后人纪念的白洁夫人。如果说“火烧松明楼”体现的是丑恶，那么阿南和“白洁夫人”则体现了从丑恶中迸发出的人性的美丽，但因与所述没有多大关系，此处暂时按下不提。“火烧松明楼”的传说中，铎罗望是被皮逻阁烧死的，但是在史书记载上，他是与皮逻阁战斗失败后，率领部落族人退守剑川，最后死去的。《蛮书》记：“与南诏战败，以部落退保剑川……卒”。
　　邓赕诏、浪穹诏在败于南诏后，举部落迁徙，从而又挤占了顺蛮的生存空间，顺蛮不得已北迁，但也只到澜沧江东岸的剑羌而已。所以，到异牟寻开始“破施蛮、顺蛮”时，在中甸西面金沙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大施赕、小施赕、剑羌一带，除了生活着施蛮、顺蛮，还有原属邓赕、浪穹、施浪三诏的属民。贞元十年，异牟寻破顺蛮，俘虏顺蛮部落主傍弥潜宗族，安置在白岩（今弥渡），其余部众散居现今丽江附近。同时破原邓赕、浪穹、施浪三诏，徙三诏首领于永昌（今保山）。
　　磨些蛮在《新唐书》的描述中分为磨蛮、些蛮，《蛮书·名类第四》中磨蛮与磨些蛮则分为两条记载，其居住地大体为施蛮、顺蛮至昆明城之间的大婆、小婆、三探览，位于今天中甸与盐源之间。因为异牟寻收复昆明城，又破施蛮、顺蛮与“三浪”，夹在其间的磨些蛮也只能顺服于南诏。异牟寻把磨些蛮迁移到的“昆山西爨故地”，其中“昆山”不知在何处，史书中只有“昆川”“昆池”的记载，“昆川”就是现在的昆明，“昆池”为滇池。“昆山”应该是“昆川”的错写，磨些蛮应该是被迁往了现今昆明和滇池附近的“西爨故地”。按《蛮书》记载，“在石城、昆川、曲轭、晋宁、喻献、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位置大体为今天的曲靖、嵩明、昆明、安宁、晋宁、禄丰等地。皮逻阁时期，此地爨部动乱，诸爨因此离弱。阁罗凤时，以兵围西爨，迁二十余万户到永昌，自此西爨“荡然兵荒”。
　　茫蛮居住地为今天云南保山市以南的凤庆、临沧、孟连、潞西等大片地域，又称“茫施蛮”“茫诏”，部民称呼部落主为“茫”。房屋建筑为楼，现今这一带的建筑仍沿袭这种习惯，应该与当地湿热的气候有关。茫蛮养象用于耕田，用象粪做燃料。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年），蒙世隆攻打安南的军队里就有数千的茫蛮人。弄栋蛮本居住在弄栋县（今姚安），因避罪北逃至剑共诸川，但仍有一部分留在原地，“尝有部落首领为刺史，有误殴杀司户者，为府丞论罪，遂率众北奔。后分散在磨些江侧，并剑共诸川悉有之”。天宝年间，阁罗凤率军攻杀张虔陀，致使此地弄栋蛮死伤殆尽。天宝战争后，弄栋城也被吐蕃夺去，后为异牟寻所破。汉裳蛮，《蛮书》称为“裳蛮”，原为汉族人，居住地为铁桥城北，至于何时迁徙至此则不可考。因长期与其他少数民族相处，逐渐接受他们的风俗，人口达数千户。贞元十年，异牟寻攻破茫蛮、弄栋蛮、汉裳蛮，将他们的部落民众迁往永昌和南诏东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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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贞元十年，异牟寻对吐蕃的攻打，对象仅是南诏内一些附属于吐蕃的小部落，虽然加强了南诏对周边部落的控制，但并没有攻击到吐蕃的本土，吐蕃仍然时刻威胁着南诏的安全。为此，在贞元十五年（799年），异牟寻急切地谋划攻击吐蕃，解除威胁。他向韦皋进言：“昆明、巂州与吐蕃接，不先加兵，为虏所胁，反为我患。”吐蕃的边界，东邻唐朝的成都，南临南诏的剑川，昆明城和巂州非常容易遭受其攻击。吐蕃从南路攻击唐朝，经常最先攻击巂州。《新唐书》记载的，在贞元十二年（796年）二月和贞元十三年（797年）五月，吐蕃连续两年“寇巂州”，皆为刺史曹高士所败。异牟寻因此感觉到巂州和昆明城承受的压力，以此为由请求主动出击吐蕃。异牟寻的打算是在邓川城、宁北城（今洱源县域北）驻军，阻挡吐蕃军队，并利用深山峡谷修军备战，这个想法也得到了唐德宗的同意。为了稳固唐朝对自己的信任，异牟寻又提出“以大臣子弟质于皋”，被韦皋回绝后，异牟寻“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
　　面对异牟寻急切的请求，韦皋体现了他的稳重与大局观，他对联合南诏攻打吐蕃另有打算。当时的唐朝确实有攻打吐蕃的计划，目的是想收复被吐蕃侵占的失地。为此，唐朝连年屯兵、储粮，想从南北夹攻吐蕃，“时唐兵比岁屯京西、朔方，大峙粮，欲南北并攻取故地。”但是在此之前，唐朝境内数次发生军乱、叛变甚至是自认官职的事情，说明唐朝中央对地方节度、军镇的控制力减弱。贞元十五年二月，唐朝宣武军（今河南省境内）发生军乱，兵士杀死宣武军节度行军司马陆长源。三月，彰义军（今甘肃省）节度使吴少诚反，攻陷唐州（在今河南省）。到九月，吴少诚寇许州（今河南许昌）。唐朝为此调集多地兵士围剿吴少诚，“宣武、河阳、郑滑、东都汝、成德、幽州、淄青、魏博、易定、泽潞、河东、淮南、徐泗、山南东西、鄂岳军讨吴少诚”。因为唐朝要调集大量兵马粮草镇压叛乱，所以在对付吐蕃、收复唐朝失地方面就出現了“转饷稽期，兵不悉集”的问题。这一年，吐蕃内部也发生了一些事情，“麦不熟，疫疠仍兴，赞普死，新君立”。韦皋据此认为，吐蕃因为存在这些问题，短期内也不会大举进攻唐朝或者南诏。
　　因为以上的几个原因，韦皋没有同意异牟寻攻击吐蕃的建议，他劝异牟寻道：“缓举万全，愈于速而无功。今境上兵十倍往岁，切行营皆在巂州，扼西泸吐蕃路，昆明、弄栋可以无虞。”按照韦皋的话来说，南诏确实不用担忧。唐朝与南诏重兵驻扎在巂州，数量上是以往的十倍之众，巂州扼守金沙江上的交通要道。而且，打仗需要强大的后勤保障，现在唐朝的兵马、粮草都没有集结完毕，这个时候如果出兵，可能因为粮草问题而导致功亏一篑。对此，异牟寻肯定是不情愿的，但是如果没有唐朝帮助，南诏也不会主动进攻吐蕃，异牟寻的计划没有得到同意，也就只好“请期它年。”
　　韦皋以为吐蕃内部存在困难，不会出兵，可吐蕃却并不这样想。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吐蕃大臣以“岁在辰”，劝说吐蕃赞普出兵。在吐蕃看来，“岁在辰巳”、粮食歉收并不需要偃兵息武、休养生息，粮食是可以通过打仗抢来的。然而，吐蕃发动的这次战争，却成为扭转唐朝对吐蕃百年来大小战争胜少负多的关键。 　　吐蕃进攻的目标就是南诏，并计划在这年的十月包围巂州，“谋袭南诏，阅众治道，将以十月围巂州”。它为此做好了持久战斗的准备，在刚刚失而复夺的昆明城大兵屯驻，“屯昆明凡八万，皆命一岁粮”。吐蕃赞普以自己的舅舅攘鄀罗为都统，命尚乞力、欺徐滥铄领兵屯驻西贡川。在史书上，对西贡川所处位置没有详细说明，大体位置应该在靠近台登城以西的地方，进可以攻打巂州，退可以快速进入吐蕃境内。异牟寻将吐蕃即将进攻的消息告诉韦皋，韦皋命部将武免率三千名弓弩手赴南诏，命亢荣朝率万人屯驻黎州（今汉源北部），命韦良金率二万五千人屯驻巂州（今西昌市）。战线由北向南沿黎州、巂州、昆明城一线排开，针对吐蕃的进攻起到相互策应的作用。同时，韦皋与异牟寻约定，如果南诏受到攻击，两国大军同时进攻，双方还约定，如果唐朝军队经过南诏，南诏要提供行军粮草。
　　吐蕃将五万军队分为两路进攻南诏，另派一路进攻巂州，“五万自曩贡川分二军攻云南，一军自诺济城攻巂州”。曩贡川又称曩恭川，唐朝台登北的保塞城（今冕宁县）即在曩贡川内，《蛮书》载：“台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谓之北谷。天宝以前，巂州柳强镇也。自入吐蕃更增修险，因城下有路，向曩恭地。”曩贡川位置为今四川冕宁县泸宁，其东北为保塞城、台登，东面为巂州，南面为昆明城，这四处地方均为军事战略重镇。曩贡川周围地形复杂，异牟寻担心东蛮、磨些蛮趁机为吐蕃做向导，想先击打东蛮和磨些蛮，“异牟寻畏东蛮、磨些难测，惧为吐蕃乡导，欲先击之。”韦皋告诉异牟寻：“巂州有严兵把守，处处屯驻，城内粮草兵械充足，不必担心东蛮和磨些蛮。”最终，异牟寻迫使东蛮、磨些蛮向巂州缴纳粮草，不缴纳的全部烧毁，算是一种坚壁清野。
　　吐蕃除了攻击南诏，还从诺济城进攻巂州。诺济城又叫普安城，“诺济”为藏语名，位于今凉山彝族自治州雅砻江和安宁河之间，其东北为台登城，东南为巂州城。诺济城历来为军事要地，唐朝在此重兵把守，“普安城，剑南西川节度使重兵大将镇焉”。眼看对战双方已经排兵布阵、拉开架势了，吐蕃内部却先出了问题。吐蕃颙城将领杨万波向韦皋约降，事不成却先走漏了消息，吐蕃紧急向颙城调集五千士兵加强防守。但是由于颙城投降之心已盛，这五千人根本无法抵挡唐南联军的进攻，被韦皋攻破，杨万波与笼官共二千人投降唐朝，并由唐迁往宿川。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在荣经县（今四川雅安荥经县）西有蛮宿川，为“唐时招纳吐蕃之道”，所在的雅州也靠近吐蕃，所以杨万波迁往的“宿川”可能就是“蛮宿川”。
　　杨万波投降后，韦皋属将扶忠义又攻取吐蕃末恭城（今四川省汶川县境内），“俘系牛羊千计”，唐南联军得以直接面对维州。此后，吐蕃连续出现投降事件。先是吐蕃“国师马定德率种落出降”，后有吐蕃西贡节度监军野多输煎“亦诣忠义降”。野多输煎投降的原因，是他不想按照吐蕃传统随赞普殉葬，同时也是为了躲避吐蕃内部权力斗争。吐蕃传统，“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野多输煎为赞普乞立赞即赤松德赞的养子，是乞立赞继任者足之煎的“君臣之友”。798年，足之煎继任赞普后一年被杀死，所以按照传统，野多输煎应该殉葬。野多输煎与之前的马定德、杨万波投降后，对吐蕃在东南边境的战斗打击十分剧烈，以致于“虏气衰，军不振”，面对唐南联军的战事也接连失败。
　　另外，屯驻西贡川的欺徐滥铄率军攻打南诏到达铁桥城，南诏采用“生化战”，在吐蕃军队的饮用水里下毒，吐蕃“人多死”。进攻南诏的计划受阻，欺徐滥铄只好命军队退至吐蕃南下的大本营纳川（今云南省迪庆州境内）坚守城池、等待机会。但是，老天爷却不给吐蕃机会。这一年，吐蕃降雪来得比往常都要早，只能将进攻计划延期至下一年，史载：“是年，虏霜雪早，兵无功还，期以明年。”
　　由于之前南诏重归于唐，并通过战争、威服，使吐蕃丢失了一些依附它的部落，唐朝又在西北地区取得一些对吐蕃的局部胜利，所以，作为对唐朝的报复，吐蕃高层在贞元十六年雄心勃勃地想要同时进攻唐朝和南诏。吐蕃为此做足了准备，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但战争开始后却连连受挫，内部军心动摇，本来计划十月完成的战役目标眼看是完不成了。这种情形下，原本只要粮草、人员供应上，继续打持久战也不是不行，但是吐蕃此时又出现早雪，势必影响麦收，后勤供应得不到保障，无奈才转为防守。再者，从唐朝和南诏来看，两国对吐蕃正好形成左右攻势，让吐蕃始终处于两线作战的状态，吐蕃的战场形势明显处于被动，即《新唐书》所说：“吐蕃苦唐、诏掎角，亦不敢图南诏。”
　　战斗上取得多次胜利，吐蕃也退回境内，韦皋便改变之前的战略，将之前集中于巂州的部队分散屯驻多处要地，并且南诏也同意唐兵进驻，“皋令免按兵巂州，节级镇守，虽南诏境亦所在屯戍。”
　　韦皋这一动作十分高明。首先，我们能看到韦皋对战场形势把握准确。吐蕃刚开始进攻唐、南时，方向上十分明确，一个是南诏，一个是巂州。为此，吐蕃必然集结了重兵精兵，就像兩人对打，其中一人确定要打击的部位后，必然全力击打目标。巂州作为吐蕃的主要目标，要抵挡重兵，必然也要集结重兵防御。吐蕃失败撤回境内后，必然要寻找下一个进攻目标，这时的进攻势头也不会像第一次进攻那样明确。韦皋此时将集结巂州的部队分散在各要地上，一方面在吐蕃开展新一轮攻势时可以快速确定其目标，另一方面扩大了唐南的战略纵深，通过多道防御消解吐蕃锋芒。其次，南诏对吐蕃和唐朝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因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吐蕃和唐朝都视南诏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南诏因此在唐蕃之间闪转腾挪，挟要地以自重，外交上玩得不亦乐乎，所以就出现南诏对唐对蕃关系时好时坏的现象，以致于吐蕃用“两头蛮”来形容南诏。韦皋将巂州兵分散驻扎，不只是在唐朝境内，从史书上看，南诏境内肯定也驻扎着唐朝士兵。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唐南对吐蕃的防御，但如果说，韦皋借机强化唐朝对南诏的控制，也是很有可能的。虽说，在贞元十年的册封仪式上，唐朝与南诏表现的好像亲兄弟一般，南诏对唐承诺“永为唐臣”，唐对南诏委以“西南藩屏”的重任。但是，外交辞令向来是听听就好，谁要是当真谁就输了，外交还是要看对方的行动。韦皋鉴于天宝战争的教训，趁着唐南联合抗蕃的时机，恰好加强对南诏的控制，体现了韦皋对外交时局把握的准确。 　　吐蕃不甘于之前的失败，仍意图进攻巂州，于是派兵屯驻于三泸水，所谓三泸水即今天的雅砻江、安宁河、金沙江。在唐代，将泸水即金沙江的支干流的雅砻江称为东泸水，安宁河称为西泸水，金沙江称为南泸水。吐蕃在此地的屯驻位置应该距离昆明城不远，为的是仍然对巂州以及南诏构成威胁。同时，吐蕃派出其内大相拉拢在金沙江沿岸生活的诸部落，并且复城于悉摄。“悉摄，吐蕃险要也”，韦皋部将杜毗罗与南诏士兵在当地部落酋长的引导下在此将吐蕃军队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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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唐南联军与吐蕃的战争仍在继续，但这时的吐蕃已经无法有效抵抗对手了。这年春的某一天，异牟寻命人趁夜掘开金沙江，引江水冲击吐蕃驻兵，并出兵斩首五百级，“夜绝泸破虏屯，斩五百级”，后“又合鬼主破虏于泸西”。吐蕃军队退往位于现今四川省理县的鹿危山，遭到杜毗罗伏击，损失惨重，“虏大奔”。这场战斗，唐朝和南诏不仅俘虏大批吐蕃酋长和士兵，保卫了巂州的同时为接下来的大胜奠定了基础，“于时，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获甲二万首。”
　　然而，唐朝对吐蕃更大的胜利还在后面，而且南诏对这一胜利的贡献堪称最大。吐蕃赞普与臣属始终认为巂州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不得巂州，患未艾。”并且，现在南诏依靠唐朝，总是与唐军联合出兵、形成掎角之势，已成为吐蕃进攻唐朝时的心头大患。巂州是唐朝沟通南诏的要地，如果唐朝要支援南诏，巂州也是必经之地。所以，如果吐蕃要攻打唐朝或攻打南诏，只有攻下巂州才能断绝唐南之间的联系，破掉唐南的掎角之势。
　　为此，吐蕃开始组织一支人数更多的军队。《新唐书》记载：“会虏荐饥，方葬赞普，调敛烦。至是，大料兵，率三户出一卒，虏法为大调集。”吐蕃也不顾国内连年饥荒和赞普之位更迭频繁，每三户就要出一人入军，高层上下有点孤注一掷的意味。这时，吐蕃收到唐朝派三万军士进入南诏的消息。南诏的剑川、铁桥北接吐蕃，从这里可以直接进攻吐蕃。吐蕃害怕唐南联手威胁南部边境，调重兵“戍纳川、故洪、诺济、腊、聿赍五城”，纳川、故洪、聿赍处于吐蕃与南诏的边界周围，诺济与唐朝巂州接壤，腊城位于现今青海省共和县，五城位于吐蕃南部至东部边界。吐蕃希望这五处兵共同进攻，北路“出西山、剑山”，攻唐剑南节度北部的维州并深入至剑州，南路意图攻陷巂州以断绝唐朝同南诏之间的往来，“收巂州以绝南诏”。为此，韦皋上奏唐德宗，首先建议应该保护好国家的心脏，防备吐蕃攻入长安，严密探查吐蕃动向，并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给吐蕃的进攻制造困难，“京右诸屯宜明斥候，蚤敛田，邠、陇焚莱，可困虏入。”同时，韦皋派部将邢玼“以兵万人屯南、北路”，派赵昱领兵万人戍守黎州、雅州，在剑南节度西部对吐蕃形成抵抗战线。异牟寻也看到吐蕃进攻巂州目的是为了南诏，请求韦皋派兵加强南诏的防守力量，在他给韦皋的建议中提到：“虏声取巂州，实窥云南，请武免督军进羊苴咩。”
　　这时，吐蕃已派三万军士攻打位于今宁夏与内蒙的盐州和夏州，唐德宗认为吐蕃还有大军继续跟进，诏令韦皋深入吐蕃，使其分兵救援，以缓解盐州、夏州的压力。韦皋上表唐德宗：“贼精铠多置南屯，今向盐、夏非全军，欲掠河曲党项畜产耳。”韦皋认为，吐蕃重兵全部集结在四川、云南方向，虽然有一支军队朝盐州、夏州进军，但目标应该是盐、夏西南的河曲之地，目的是抢掠党项人的牛羊等。但在之后，吐蕃攻破麟州的消息传来，“杀刺史郭锋，湮隍堕陴，系居人，掠党项诸部，屯横槽烽”。麟州位于长安北，吐蕃可沿洛水南下陕州从而进攻长安。按理说，麟州也应属于唐朝国都的卫城，为何轻易被拿下了呢？原因有点可笑。原来，攻下麟州的只是吐蕃的一支外出抢粮的军队，当他们走到麟州时，发现城内并无防备，于是将麟州拿下了，“按边求资粮，至麟而守者无备，遂入之。”
　　麟州被攻下，战场形势突然变得有点危急，一方面是吐蕃重兵压在川、滇，南诏、巂州进而是成都都面临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吐蕃攻下麟州后，长安也存在被攻陷的危险，而一旦长安被攻陷或者吐蕃自麟州向南再前进一些，势必也会影响到西南方向的战事。因此，韦皋决定与南诏主动进攻。《旧唐书·韦皋传》记载：“令镇静军使陳洎等统兵万人出三奇路，威戎军使崔尧臣兵千人出龙溪石门路南，维保二州兵马使仇冕、保霸二州刺史董振等兵二千趋吐蕃维州城中，北路兵马使邢玼等四千趋吐蕃栖鸡、老翁城，都将高倜、王英俊兵二千趋故松州，陇东兵马使元膺兵八千人出南道雅、邛、黎、巂路。又令镇南军使韦良金兵一千三百续进，雅州经略使路惟明等兵三千趋吐蕃租、松等城，黎州经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过大渡河，深入蕃界，巂州经略使陈孝阳、兵马使何大海、韦义等及磨些蛮、东蛮二部落主苴那时等兵四千进攻昆明城、诺济城”。韦皋调动位于今天成都西北方向上的彭县、都江堰、汶川、理县一带的唐朝军队进攻吐蕃在维州、翼州和茂州西北部的军镇，目标即是被吐蕃占领、号称“诸蛮之噤喉，中原之要塞”的维州城，吐蕃称为“无忧城”。另外，韦皋还派人向剑南道北部的松州进发，派驻扎黎州的军队向西越过大渡河深入吐蕃境内，派人经雅州、黎州进入巂州。西越大渡河和进入巂州的军队，目的无疑是对唐南联军抵抗吐蕃在巂州、台登、昆明城的攻势提供援助和策应。并且，唐军从现今云贵川所属的多个地方分数道与南诏会合，“督诸将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陇陀和、石门，或径神川、纳川，与南诏会。”加之，联军重用之前投降唐朝的吐蕃国师马定德，为唐南联军的行动出谋划策，“笼官马定德本虏之知兵有策虑者，周知山川险易，每用兵，常驰驿计议，授诸将以行。”通过以上的安排，唐南联军一同进攻吐蕃在其南境屯驻的重兵，最终围攻昆明城和维州。
　　吐蕃为解维州之围，派内大相没笼乞悉蓖率兵十万支援维州。唐南联军在山川险要之地设下埋伏，再派出仅千人的队伍当诱饵，没笼乞悉蓖以为唐南联军在此力量薄弱，“悉众追”，最后堕入唐南的埋伏，没笼乞悉蓖被生擒并于第二年春被押送长安。
　　唐南联军多点出击、相互策应，战术、地形利用得当，吐蕃在唐南联军的猛烈攻势下节节败退，但可惜的是，最终并没有一举攻克昆明城和维州。不过，唐南联军一路最终“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斩首万级，获铠械十五万”，战果已经十分巨大了。除此以外，唐朝同时还安排其他数路军队攻击吐蕃，“是时，回鹘、太原、邠宁、泾原军猎其北，剑南东川、山南兵震其东，凤翔军当其西。”其他几路军也取得了一些战果，“振武、灵武兵破虏二万，泾原、凤翔军败虏原州”。但毫无疑问，南诏军队取得的战果最大，史书评道：“惟南诏攻其腹心，俘获最多。”唐德宗为此嘉奖异牟寻，“帝遣中人尹偕尉异牟寻。” 　　吐蕃经过此败，对国内的心理和军力伤害特别大。据史料记载，吐蕃此次失败后，“盛屯昆明、神川、纳川自守”。将强大的兵力屯驻于靠近剑南节度和南诏边境的重镇，可见吐蕃有多害怕此地的唐南联军。另外，贞元十七年的战争后，一直到《新唐书·吐蕃传》记载的最后，吐蕃对唐朝发动的攻击行动，不论在频率上还是在胜率上，都和之前没法比，反而吐蕃还数次向唐朝请和。可以说，这一仗是扭转唐朝对抗吐蕃时负多胜少的一仗，同时，南诏也为自己在摆脱吐蕃压榨后赢得了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
　　这一仗中，异牟寻率领的南诏表现出的战斗力和做出的贡献，赢得了唐朝的尊敬，将唐朝与南诏的友好关系继续延续了下去，史载“异牟寻比年献方物，天子礼之。”
　　如前所述，吐蕃对于唐朝来说，是为“强雄”，百年来成为唐朝边关大患，可为什么却在贞元十七年维州一役一败涂地，以致于此后再也无法对唐朝构成威胁？
　　首先，无论从国土面积，以及国内适耕土地面积、农业技术水平、人口数量等方面，吐蕃明显无法与唐朝抗衡。史书记载，吐蕃的粮食种类很少，“其稼有小麦、青稞麦、荞麦、瑩豆”，这是因为吐蕃所在的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其地气候大寒，不生秔稻”，“ 多霆、电、风、雹，积雪”，水稻这种高产作物不能适应高寒气候，只能种植青稞。青稞亩产本来就低，虽然当时亩产无法统计，但就算在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今天，青稞的亩产也只300到400公斤，而水稻已经超过1000公斤。青藏高原可耕地面积少，粮食亩产又低，致使吐蕃对外用兵时，往往是以战养战，“师无馈粮，以卤获为资”。吐蕃打仗，部队的给养靠战争掠夺这种不稳定的来源，而其对手唐朝军队，背后就是天府之国成都，且唐军战线并未深入吐蕃，距离成都不远，在粮草供应和运输上也占有优势。
　　另外，唐德宗时期，吐蕃已经处于政局不稳的状态。唐德宗即位初期，乞立赞成为吐蕃赞普，“姓户虏提氏”，而《新唐书·吐蕃传》开头记载：“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窣野”。也就是说，吐蕃国君之位传给了他姓之人。这种事情在多年前的唐朝也发生过，那就是武后称帝。因此，可以想象当时吐蕃权力上层存在着什么乱局。唐德宗贞元年间，吐蕃频繁更换赞普。唐德宗贞元十三年（797年），赞普赤松德赞死，其子足之煎即位赞普，一年后，足之煎死，牟如赞普继位。足之煎与牟如都死于798年，在位时间都不满一年，足之煎被毒死，牟如更是只在位20天，原因就是吐蕃外戚之间的权力争斗。贞元后期，吐蕃大举征兵准备对唐朝和南诏进攻时，连续出现重要将领叛变的事件，也能看出吐蕃高层的动荡对边将军心稳定的影响。
　　此外，吐蕃战线过长以及唐朝与南诏对亲吐蕃势力的争取，也是其中一个失败原因。韦皋担任剑南节度使时，在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的战略指导下，为了“离吐蕃之党，分其势力”，积极争取勿邓、两林等东蛮部落和东女国、西山八国等势力，其中最大的成果当属争取异牟寻的南诏重归于唐。异牟寻归唐后又主动出击，收复剑川、昆明城等地，不断压缩吐蕃可以发动的力量。同时，大食也吸引了吐蕃大部分兵力于其西部边境，《旧唐书·大食传》载：“贞元中，（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所以，在唐朝对吐蕃扭转战局的那一战中，我们看到，吐蕃面临的是唐朝精心组织的从大食、西域往南直到南诏的漫长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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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诏归唐，帮助唐朝完成贞元十七年那场逆转之战后，唐德宗、韦皋、异牟寻这些人也相继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弥留之际的他们，心里是圆满的祥和还是未竟的不甘，我们已无从得知。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崩于会宁殿，但身后的唐朝，宦官干政、方镇叛乱的阴云密布。同一年的八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原其手下大将刘辟“自称留后”，四川又陷入兵荒马乱。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异牟寻死，其后的南诏也是陷入权臣专权、诏主频繁更迭的局面。
　　南诏国史中，皮罗阁、阁逻凤和异牟寻三人，是构建最辉煌历史篇章的三位诏主。相对于细奴逻草创南诏部落，皮罗阁统一六诏这件事，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发展史上更具有定鼎的划时代意义。而阁逻凤和异牟寻是兼具守成与开创的诏主，他们都在守护前代的基业和文化的延续，同时又根据外部形势及时打破常规，让南诏国家转危为安。如果脫离了迂腐的正统思想，客观地去看待他们，我们会为他们的降生而为这个国家感到庆幸，也会为他们的消逝为这个国家感到叹息，甚至不愿再看他们身后的历史，因为在他们从历史上功成身退后，即将呈现的是一个分崩离析与民不聊生的时期。
　　皮罗阁就如同傲立于西南地区的一个枭雄，他用机敏的眼光和果决的手腕，让南诏为其他人闻风丧胆。早年随父征伐的阁逻凤，深知战争的利害，然而却敢于直击全盛时期的唐军，让之后的唐朝难忘天宝年间的教训。异牟寻时的情况最为凶险，内部是吐蕃的挟持与压榨，外部是时刻要防备抵挡唐朝的进攻。这时，他及时更改策略，将南诏从桎梏中解放了出来，更深层次的是，他将南诏的文化发展及时地拉回到儒家文化的轨道上。魏蜀吴三国时期的人物形形色色，经历富有传奇色彩，所以历来的史家、文人都不惜笔墨进行描绘，可当你了解了这三位诏主的作为后，就会觉得，同三国人物比起来，这三位也不遑多让。
　　虽然史书对异牟寻少有评说，可他为南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贡献却不见得会少。
　　异牟寻生于天宝十三年（754年），这一年，唐朝在对南诏的天宝战争刚败，安史之乱即将上演，中原王朝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异牟寻所在的南诏，在其祖父的领导下完成了抵挡唐军的壮举，南诏之名在西南众多国家和部落中达到鼎盛。由于异牟寻的父亲凤伽异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在唐大历十四年（779年），异牟寻继承了他祖父阁罗凤担任南诏诏主。直到公元808年，异牟寻在其在位的三十年间，在维护南诏的国家利益和沟通中原与西南地区的交流上做出了诸多贡献。
　　首先是异牟寻在即位之初，跟随吐蕃对唐朝的剑南节度发动过一次失败的征战，失败后的异牟寻致力于南诏内部的经营。他在南诏境内仿中原王朝封“五岳四渎”，强化蒙氏政权对南诏的控制;他模仿唐朝“三省六部制”设立“九爽三托”，明确官职责任，使国家各项事业有序进行;他还重用俘虏的汉人，特别是郑回，“命子弟师郑回”，而郑回在后来仅用一张嘴就让异牟寻倾向弃蕃归唐。这些做法是受到中原王朝文化的影响，也是对这一文化的延续与强化。现在看来，文化因素是南诏在天宝战争后重新与唐朝重归于好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原文化得以在南诏传播，不仅是皮逻阁、阁罗凤的努力，异牟寻能继续允许其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异牟寻即位时，南诏已经与唐朝彻底决裂而北臣吐蕃，毕竟在此之前，异牟寻刚刚被唐朝狠狠打击了一下，并因此被吐蕃轻视，他本应有理由怨恨唐朝以及唐朝代表的中原汉文化。 　　诚然，这是因为唐朝国力的强盛，因而造成南诏对唐朝文化的仰慕。但是，这也需要异牟寻为首领的南诏上层的开明与大度。异牟寻不惜以人质的身份派南诏子弟去成都学习汉学，而韦皋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南诏赴成都学习的事情，“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这些上层子弟学成归国后，必然强化中原文化在南诏的传播与影响。
　　除了文化，南诏还向唐朝学习技术。韦皋希望联合南诏攻击吐蕃时，异牟寻借机向唐朝学习武器装备的冶炼制造技术，“蛮诉以无甲弩，皋使匠教之，数岁，蛮中甲弩皆精利。”
　　第二个是异牟寻在位时实现了他祖父阁罗凤归唐的愿望，完成了苍山会盟。天宝战争让五代南诏王经营的对唐良好关系付之东流，南诏上层对此既有无奈惋惜，又有希望，这些感情都从《南诏德化碑》的字里行间流露了出来。立碑的目的如阁罗凤所说：“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袯吾罪也。”天宝战争让唐朝在西南失去了一个钳制吐蕃的强有力帮手，此后的历史也证明唐朝发动天宝战争是多么的失察和愚蠢。
　　战争永远没有赢家，胜利和失败只是当时的表象，当回首再看天宝战争时，我们能说南诏赢了吗？它只是赢在当下，却输在千秋！战后的南诏看起来与吐蕃平起平坐，可吐蕃也只是在利用南诏对抗唐朝而已。兵器非祥！不能只看到南诏大胜唐朝二十万的光彩，这二十万唐朝亡将必然也造成南诏许许多多将士命丧疆场;不能只看到南诏、吐蕃兄弟相称的无上声望，也要看到“责赋重数”“索兵助防”的苦楚，要看到建立在利用价值上的所谓“兄弟之国”关系的脆弱。有些苦楚，阁罗凤没有看到，但异牟寻切切实实的体会到了。当然，这也怨不得阁罗凤，他不可能精准地预测历史发展。实际上，如果说老子能复活，能看到阁罗凤的作为，必然要大喊一声：“此人真乃君子也！”
　　因而，在唐朝上下因失去南诏而懊悔不已时，在异牟寻流露出回归唐朝的意愿时，苍山会盟应运而生，南诏的无奈、惋惜、苦楚也随之烟消云散。唐朝因此也终于在与吐蕃相争多年后占得上风，迫使吐蕃请和、求盟。而在请和、盟誓与决裂、叛约的不断交替下，中原与边疆不断地进行各方面交流，偶尔的裂痕无法打断历史的链条，各民族间的文化、习惯不断交融、包容，千百年来如此。所以，千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人不能活在仇恨与对抗之中，国家、民族也一样，只有交融、包容的国家才能不断发展壮大，这在唐朝、吐蕃、南诏身上体现得十分明了。
　　第三，异牟寻在位期间，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直接或间接地使南诏的经济得到了发展。南诏重归唐朝后，采取措施打击境内亲吐蕃势力、收复城镇、赶走吐蕃驻军，首先的结果就是摆脱了“责赋重数”“岁索兵助防”的负担，生民得以休息，社会秩序安定，劳动力从战争中转移到农业生产上。
　　异牟寻设立的“九爽三托”中，“琮爽主户籍”，“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禾爽主商贾”，对人口、开支、商品经济都进行了明确的责任分工。“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廪”，对畜牧业和农业以及粮食仓储也做了细分。南诏所在的云南多山川河流，马是必不可少的交通运输工具。同时，马又是战争物资交易中的大宗商品，在随时面临动荡的古代社会，良马是各个国家争抢着买的商品。而粮食仓储在平抑国内物价、保证国家安全方面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直到现代我们都视粮食储备为国家经济的重要工作。
　　南诏在重归唐朝后，对周边诸蛮的征伐，取得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这些人，有的被充实到东北边境，有的被迁徙到永昌。这些地方人口的增加，必然也利于当地农业经济的开发。
　　经过异牟寻的发展，南诏呈现的是“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东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猪、羊、猫、犬、骡、驴、豹、兔、鹅、鸭，诸山及人家悉有之。”
　　第四，异牟寻经营的南诏与唐朝保持良好关系，成为中原与更远国家交流的桥梁，间接上促进了中原文化的更广传播。骠国位于今天的缅甸，史载：“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异牟寻归附，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骠国属于南诏的附属国，“南诏以兵强地接，常羁制之”。正是因为异牟寻归唐，骠国也得以与唐朝建立了联系与交流。可以想见的是，南诏控制的其他西南民族与部落，也会因唐南重修于好而得以同中原文化有了交流。
　　异牟寻去世，随之而去的是南诏持续三代诏主的威武与辉煌，但战争与杀戮的腥风血雨却仍然飘荡在西南上空。
　　编辑手记：
　　维州之战，是唐朝与吐蕃间一场决定对峙形势的战斗，这一战彻底扭转了唐朝面对吐蕃侵扰时败多胜少的窘相。在维州之战中，唐朝集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实践了唐朝统治者对抗吐蕃时的一贯策略。这其中，我们能看到唐朝、回鹘、大食、南诏等国家，而南诏在战争中的贡献被史家评为“最多”。
　　维州之战发生在南诏刚刚完成苍山会盟后不久，面对吐蕃的愤怒，这一胜利巩固了苍山会盟的成果，為南诏蒙氏政权的安全提供了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