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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劳动课
1960年，我们小学生除上文化课之外，每周都有三四次劳动课要上，班级里有学习委员之外还有劳动委员协助老师安排劳动事宜。春天要去帮农民积肥，夏天抢收抢种，秋天拾谷穗，冬天要帮农民运肥。总之，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動学校都要组织小学生参加。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让我们终身受益。
通过劳动，下关四周的农村我们几乎走遍了，对于生长在小城镇的学生，农村对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小接触农村，了解农民，使我一辈子喜欢与农村出来的人交朋友，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有时听见有人咒骂“阿乡哥”“土包子”，我很反感。后来从事民族学，必备田野调查的基本功，我尤爱田野，爱田野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接地气、学做人做事，使我受益无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骑着单车跑遍大理市的农村去调查文物，做文物普查工作，还做了“白族本主信仰”的专题调查。广大农村农民与我相亲相近，他们不把我当做“专家”学者，我也不把他们当“乡下佬”，大家亲密无间。这种十分接地气的缘由来自于从小接触农民、接触农村的缘故。
小时候的农业劳动，使我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使我懂得“粒粒皆辛苦”，对劳动成果一定要珍惜。
积 肥
当时为了农业大跃进，为了实行毛泽东主席：“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学校发动大家积肥，每个星期每个同学要交50斤肥料。还好，我父亲在安全马车运输合作社当马车驾驶员，我有马肥可积。每星期到合作社的马圈去，挖上两箩筐，背到学校，交给劳动委员，登记在本子上，就算完成积肥的任务。
但多数同学家住在城市，没有农家肥可积。有人出了主意，说学校河对门下村前有片乱葬岗子，名叫小儿坟，从古至今人们都把死牛烂马的骨头和一些无人认领骨头都埋在那个地方，可以拿出来做肥料。于是学校就组织大家去挖那个乱葬岗，挖下去不到一米就出现了很多微黄色的骨头，是磷肥啊，大家高兴地说有肥料了！有肥料了！就接着往里挖，消息传开，很多单位都到此来挖肥料。我所奇怪的是有几个人在下关还是有头有面的文化人，被人家监视着，叫他们站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挖骨头。因为埋藏时间长又是夏天，泥土是热的，挖出来的骨头都冒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只有那些人还蹲在下边，又挖又捡。我悄悄地问一个大人，他们是什么人？一个大人就告诉我，这几个是右派分子，叫他们在那个地方干活是改造他们。我们把骨头运回到学校的空地上，堆积起来，放上柴草让它燃烧。骨头燃烧时发出更浓的怪味，把大家呛得要命，最后变成黑灰色的骨灰，又送到农村去。但奇怪的是，农民好像对这些骨灰不感兴趣，让我们把骨灰倒在村外的一个大大的粪坑内，不准往村里放。是的，村民对死人的东西是有忌讳的，始终当作瘟疫一样看待。
1959年的国庆节的一件小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十年大庆，从上到下都组织得十分隆重。因为我的成绩好，又是少先队的小队长，被选了上主席台去献花。我也感到十分荣耀，问题是我没有一件白衬衣，我回来跟母亲说，母亲就借了一件白衬衣给我，说到时才能穿。
10月1日的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就集合了，我是生平第一次穿上白衬衣，系上鲜红的红领巾，手里拿着一束纸花，很神气。整个大理市的人都要到师部的广场开万人庆祝大会，大家分别慢慢地从多个路口进到广场去，我们少年献花队就坐在主席台下，等待着大会开始，鸣炮以后就给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先进人物献花。没有想到临正式开会前，就下起了一场中雨，把我们手里的纸花也打得湿漉漉的。突然，坐在我后背的一个女孩子大叫起来，说：“害羞不害羞，这个男生穿的这件白衬衣是女人的。”我就跟她嚷起来说：“哪是女人的？”她就指我的白衬衣说：“你的衬衣前胸和后背都打着皱折，这种样子是女生的。”而我低头一看确实是有皱折。四顾一看，其他的男同学穿的都没有皱折，脸就突然红起来，嘴又硬，就说，女的就女的，谁要你多管闲事？那个女同学得意洋洋地叫起来，害羞羞，男人穿女人的衣裳。我旁边的男女同学都笑起来，有的人就把打湿的纸花打在我的衬衣上，你也打我也打，不一会我的衬衣就变成红一片黄一片绿一片的。我生气地把衬衣脱下来，把花交给了老师，冲出了会场，跑到了家里。家里没人，母亲和一家人都去开会去了。后来，母亲才到家，我就责问她为什么给我借了一件女人的衬衣，母亲反而大笑起来，说：“我怎么给你借了一件女人的衬衣，这件衬衣是你表姐的，你瞧把它搞得这么脏，要当赔赔将。”我也知道家里面有五个弟兄姊妺，儿多母苦，没有钱买多余的衣服，又把表姐的衣服搞得这么脏，真的要当赔赔将了。我母亲拉着我到表妈家讲清缘故，表妈也大笑起来，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去买包洋膏脂（一种染料）染一下，把它染成蓝色，又是一件新衣裳，不用赔了。”至今几十年过去，我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的衣橱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要穿就穿，穿也穿不完。抚今思昔，感概万千。从第一个十年国庆，我们不仅不愁吃、不愁穿，还可以天天衣冠楚楚，畅游天下。
敲核桃
下关西边的漾濞县出产一种优质的泡核桃，皮薄、果实大、出油率高，吃着又香又脆，是当时国家出口国外换取外汇的重要农副产品。每年的国庆节后被大量收购到外贸局的核桃一袋袋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高，要赶在欧美国家的12月25日过圣诞节前，把核桃仁运送出去，这就忙坏一大批人，这时外贸局就大量请临时工加工核桃。加工核桃从早敲到晚一天能得到五六角钱，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也只需要2元5角。寒假一到，我就参加到了敲核桃的队伍里去，首先到仓库管理员那里去领一大口袋核桃来，在院子心里找一个地点，要稍微空旷些，可以摆布开来。凳子、坐垫、钉锤、小刀等工具自带。小心敲开硬壳后，就是要注意核桃的级别，核桃仁成二分之一的是一级，四分之一的是二级，碎的是三级，价格最低。
这其中有两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一个是我的一个邻居的刘姓大哥哥，母亲在一个合作商店里面卖小百货，父亲逃出国外不知去向。他家三个孩子，家庭十分困难，他考上一个外县的中学读书，听说我去敲核桃，太想吃核桃，就馋得要命，让我带他去。他坐下以后，看见那么多的核桃，简直惊呆了，坐在我的旁边，专门捡黑黄黑黄的被火烤的火炕核桃仁吃，不帮忙做活，一直吃个不停，好像几百年没有吃过，也不知吃了多少。 怕管理员看见，我拿只大口袋遮拦住他，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吃。当天晚上，他跟我聊天，讲他们学校的那些见闻，聊到十一二点还没有睡，过一会儿，他就开始拉肚子，我们又住在楼上，他就拉了一裤子，过了十多二十多分钟他又开始拉。那一夜他可能拉了一二十次，这是虚劳不受补，得了急性肠炎，止也止不住。现在我们讲起当年的事还是忍不住大笑。
另外一件事，其实当时偷吃核桃谁也不管谁，有个准吃不准带的潜规则。带了，只要被管理人员抓住，会被当作小偷看待。有一个老大妈带了，发生了一件惨剧。
老大妈约70来岁，头发都花白了，脸上经常带着微笑，是个很仁慈的人。前一天她占的座位第二天被一位年轻妇女占领了，老大妈就请她让一让，年轻女人就骂老大妈：“这是外贸局的地盘，又不是你家的，是你家的我还不来占。”我们大家都证明，位置是老大妈的。那个妇女就气狠狠地搬到边上去了。老大妈还说我们这些人能够在一起敲核桃也是三百年修来的缘份，你和我不要有仇气，但那年轻女人明显还是不肯消气。下午六点钟，各人交了核桃收工，管理人员在大门口要搜各人的身，对别人都是随便搜一搜，搜到老大妈就要让她拉开裹脚布。老大妈不愿意，一位管理人员就拉着她的双手，另外两个管理人员就迅速地拉开裹脚布，结果裹脚布里面就掉出来一些核桃仁。管理人员就写了一个“盗窃犯”的牌子，吊在老大妈的胸前，让她站在门口示众，这还不算，还把她拉到大街上示众。一些小孩子跟在老人背后大骂“大贼婆”“老大妖精”等等。第二天，我们就听说，老大妈回去以后，觉得受到很大的污辱，当晚就上吊自杀了。一个知情人说，老人家一辈子清清白白，这次是想拿回去给她的孙子尝尝核桃的滋味，因为孙子听说奶奶去敲核桃，就吵闹要核桃吃。街上有钱也买不到核桃，老人为了孙子就大胆地拿了。大家都恨那个女人，因为就是她看见老人拿核桃，告诉了管理员。
前两年，我到漾濞县参加核桃节的时候，看见市场上到处都是核桃，核桃丰产，任人选购，应有尽有。正在等待人们去购买，县里为核桃的销售出主意，想办法，甚至高价请来名星招徕顾客。想起当年那个老大妈为几颗核桃仁给孙子的惨剧，心里真不是滋味。
包谷秆
为了施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就在附近的山坡搞了一个农场，这个山叫做梅子箐。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我们班分到了一大片荒地，种了包谷、洋芋等等。学生都要每个星期上山劳动一至二天，或开荒或下种或送肥或去浇水忙个不停。秋天来了，大片大片的包谷已经成熟，老师叫大家把包谷摘下来，送回到学校。因为包谷是粮食谁也不敢偷吃一包，那么那些包谷秆呢？据说又粗又绿包谷秆不好吃，但黄红黄红的细一点的包谷秆像甘蔗一样甜。我们割了一大片，我们个个看着包谷秆都想流口水，无论男生女生就想品尝一下一年到头的劳动成果，但谁都不敢带头。这时候，我们班有一个最调皮的男同学叶老二，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动手挑了一节黄红黄红的甜蜜蜜的包谷秆把它剥好，就递给我们班主任高玉昆老师说，这些包谷秆最甜了，你尝一尝。高老师也是又渴又累，不加思索地接过就啃。还边啃边说，好甜，跟甘蔗一样。叶老二见状就大喊老师吃包谷秆了，老师吃包谷秆了！同学们大乱起来，纷纷都去抢吃包谷秆，我也抢到好几根，蹲在地下，剥开它的皮，也就大吃起来。有的真的有马尿味不好吃，有的很甜，有的太干，有的软的像棉花一样。在生活富足的今天，高级的水果糖和各式糕点，都很少有人尝一尝，我想起了抢吃包谷秆的那一幕真是感慨万千。
南瓜猪
1960年、1961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外婆家传来消息，说外婆病了，叫我们回去看一看。那时母亲已经患了水肿病，走不开、走不动，父亲赶马车在外，哥哥又在凤仪中学读书，我是老二，理所当然的就被派到喜洲看外婆。我带的东西有碗口大的两个泡饼，那是供应给得水肿病的病人的，母亲拿了给我让我送给外婆吃。我坐在下关至喜洲的马车，闻了那个饼子十几次，口水直冒，但不敢吃，只是不断地抖一抖，不断地把饼子的碎屑抖下来，闻闻它的香味，含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去。到了喜洲，我大舅弄来一些生黄豆，外婆拿到大理石的研磨里舂了舂后，做了黄豆的连渣涝，我感到太好吃了！那是我一生吃过最好吃的连渣涝，我多次回喜洲和其他地方，都想吃外婆磨的连渣涝，那种食物真是太好了。外婆其实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想念我们罢了。我不能久在喜洲，要回下关上学，舅舅送给我一样礼物，是一个十多斤重的南瓜，他们戏称是“南瓜猪”，找了一个背篓，叫我把它背回下关去。我因为经常背柴，脚力很好。一大早从喜洲出发，中午到达大理古城，再过两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很惊奇的是一点都不累，虽然身上背了一个大大的南瓜猪。回到下关给母亲讲明情况后她也很高兴，而且把那个南瓜划开，分成十几份，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我见那些亲戚朋友，拿到一块块南瓜时高兴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欢畅，因为这南瓜是我从喜洲背回来的。这个南瓜在艰难的岁月，是一种救命的食品。而在今天因为人们吃肉食过多而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过多，如果食用南瓜一段时间的话，三高症就能减轻了。母亲在困难时得到一份厚礼却不独占，而是让众人分享的做法，深深地教育了少年的我。
下关有名的薯类食堂
在我们家人民街下段原来有一个馆子铺，那年月，变成了薯类食堂。食堂的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主要是洋芋、芋头、红薯制成的各种模仿肉制品的食物，如八宝饭、千张、肉圆子、酥肉等等遠远看去和真的一模一样。我们每天上学都要从那个玻璃橱窗经过，每经过的时候站在那个东西旁边看上半天。有一天，有几个同学争吵起来，有一个说可能最好吃，另外一个说是假的，有什么好吃的，再一个说你们又没有吃过，怎么知道好吃不好吃，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在流口水。因为当时我们家也很穷，一家人也没有上过薯类食堂，对那些瓜菜代的美味佳肴，只是隔岸观火，从来没有尝过。
这些年，我因为要研究佛教，常常到寺院里吃素席，看到席上的很多食品很好看，也好吃，就到厨房询问是用什么做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傅说，食材主要是薯类和豆类，这我一下子明白了，当年肉类困难，所谓的薯类食堂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素席罢了。 我的老师——“高炮营长”
我们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一个姓马的男老师，高高的个子，黑脸膛，说话很快，性子很急，走路的时候也是三步并做两步走。记得有一天，组织学生到苍山斜阳峰下的将军洞去郊游。一位姓张的男同学，是个有名的闹包将，平时成绩就不好，很调皮，跟一个女生打架，马老师见了就用手指狠狠地戳了这个男同学的额头几下，并大声地批评了他一顿。老师批评学生是很正常的，大家都见惯了，没有什么。
小学毕业后，听到风言风语说，马老师在政治运动中犯错误被处理。20多年后，我到大理州制药厂工作，当仓库保管员，天天要收货发货，跟搬运工常打交道。在那我看见我这位老师参加了下关地区的“高炮营”。所谓“高炮营”是拉人力板板车的一种戏称，因为人力木板车的两个拉杆朝天，在街口或什么地方排成一队一队的，像高炮部队一样得名。我很奇怪这马老师教书教得很好，政治思想也不错，为什么到“高炮营”里面当人力车夫，搞搬运度日呢？一天，我看见他拉着一大车货，吃力地上坡，忍不住就去推车，把车推到坡顶，老师转过头来，看见我，那种又吃惊又感激又害羞的样子，真让人不好受。老师把车子拉到坡下背阴处，就问我，你为什么帮我推车？我说，你是我的老师啊！师恩难忘啊！他说，我现在这样子，你不怕吗？我说我不怕！你为什么会不再当老师了呢？他说，在学校政治运动当中他被诬陷了。第一，说他打学生;第二，说他贪污班费。打学生的事，他一说就让我想起将军洞的一幕，他只是用手指头指了一下，他没用手打，我们可以作证明。班费每个同学不到一角钱。毕业时才有三十几个学生，顶多只有三元多钱，我是班干部我记得买了扫帚、脸盆和出墙报，买了一些笔墨颜料是我们几个班委经手用的，有的有发票，有的无发票，如，自由市场农民自制的竹扫帚就没发票。哪里来的贪污。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说国家正搞拨乱反正，为受冤枉的人平反，要弄清事实的真相，我们是可以证明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有关的人员找我们调查马老师的情况，我和远在以礼河电站工作的张同学都写了旁证，外调人员见那位张姓同学时非常奇怪，说原来的材料写到马老师已经把你打成了残废人，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张同学说：“你们看我好脚好手的，身体很健康嘛！我1960年毕业，1963年参加工作，干的都是体力劳动，至今工龄都有十几年了，没有健壮的身体，我干什么工作。我小时候调皮，老师教育我是应该的，我后悔没有听他的话，书没有念好，只会干粗活，使劳动力。”外调人员对当年的假材料作了理所当然的否定，后来我的老师又回到了教师队伍里面，我们同学聚会时把这位曾经在高炮营里劳动改造的老师又请回到我们身边，想起往事，他感慨地说你们这班同学是实事求是，品德高尚的。我们说，还不是你教育得好。大家开怀大笑，一切都释然了。
补丁班的老师和伙伴们
小学毕业时，我成绩很好，但因祖辈经商，因此，我们成为“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考不了中学。我父亲知道我的成绩很好，又因为家庭出身而考不了中学，他说读书的路子走不通了，那么就学一门手艺去吧！
下关鸳浦街，有一家皮鞋店，店里的杨师傅夫妇为人很和善，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皮匠，人也很聪明。人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杨师傅读的书很多能说会道，心胸也宽，我也愿意跟他学皮匠。父亲牵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杨师傅说：“这个孩子很聪明的，也听话的。因为我们家庭成分高，坑着他了，上不成初中了。叫他来跟您学个手艺，您就收他为徒吧！”杨师傅望望我，说：“你们是书香子弟人家，若看得上学皮匠，我也喜欢的。”于是收我为徒。我每天好好地到皮匠铺上当学徒工，学着上鞋子，钉后跟。忽然有一天，我母亲找上门说：“我们回家不学了，谢谢杨师傅。”就硬是拉着我的手回家了。她说：“我们是书香人家，怎么能叫你来当皮匠，你还是去读书。”我说考不起怎么办？她说：“我打听了在黑龙桥旁边，有一个居民委员会的楼上，开办了一个补习班，你可以去补习，补上了再考。”其实之前我也知道这个消息但没有开口，因为人家叫这个班为“补丁班”又叫“回锅肉”，是为成绩不好的人开办的。我的成绩好我干嘛要去补。混上几年，母亲耐心地对我说，政策是会变化的，你才12岁，还是要读书的，书读不够会困难一辈子呢！哪年如果政策一变，你就可以去读书了，如果在社会上混几年就会把小学念的字都忘了，去补习班了，你不会把读的书忘记了，随时准备再考。我只好进了补习班，一看周围的同学，再细细打听，周围的同学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成绩很好的，但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孩子，有的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有的是资本家，有的是家中有人劳改，有的家人打成右派。我们补习班，就是一群家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考不了初中的孩子。那里只有一位教师，叫赵宗蓉，是一位慈祥可亲的中年妇女，家中几代都是书香子弟，她的古文学功底扎实，又善于教学。知道我们的情况以后，就以教授古文为主，以《古文观止》《千家诗》以及唐诗宋词为我们的教材。每天给我们背讲古文，我们佩服她的学问，《古文观止》中的散文，她大都能够背诵，并边背并讲。一些名篇，如《岳阳楼记》等，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名句，她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听得出神。我对要考的科目，心中有数，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习古文上，每天和同学们在洱河边大声背诵唐诗宋词和古文，互相开展了竞赛。赵老师见我古文学得好，鼓励说：“我们这个班学的是中国文学的精华，这是你到正规中学学不到的，你在我这一年学的古文比初中、高中六年学的古文要多几倍，我本人读诗词又到了洋学堂，土的洋的我都会教，我要给你打好国学的底子，你今后一定是个有用的人材。”实践证明她教我的这一套国学真是有用。
至今，我正规的学历只有初中文凭。我虽然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到文物单位搞历史文化研究，读各种繁体字未加标点的书籍、碑铭、家谱等很不费气。我多次参加过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古汉语考试，每次都考得好。而一些读过高中或大学的同事对古汉语还十分头疼，考试都难以过关。一次在昆明集训，很多文物和图书系统的同伴们来请我辅导古汉语，他们对我能背讲古汉语的能力十分惊讶！其实这是我在补习班赵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考不上中学是个坏事，它在我幼年心中投下了一个阴影，但我又因此上了补习班，遇到了国学水平较高的赵老师学了普通中学学不到的知识，为我今后的历史文化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真是坏事变好事，我要感谢补丁班也感谢趙宗蓉老师。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八本著作，赵老师已去世十多年了，我不知用何种方式来报达她的教育之恩。
编辑手记：
张锡禄的《我的小学生活琐记》不仅讲述了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小学生活，除了学习的任务，他们还要承担起由学校统一组织的繁重的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还有一部分，他给我们回忆了学校之外的一些生活，包括吃、穿、行方面，以个人的真实体验和视角，展现伟大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反映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以共的关系。作者落笔细致自然、真实生动，随着他的娓娓道来，儿时生活的记忆一面面在眼前铺展，生活的困苦、孩童的天真、奋斗的艰辛、人与人之间的深情都在其字里行间脉脉显现，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体现出对儿时经历理性、客观、全面的思索，对当下生活的幸福感，对祖国发展的信心和自豪。
1960年，我们小学生除上文化课之外，每周都有三四次劳动课要上，班级里有学习委员之外还有劳动委员协助老师安排劳动事宜。春天要去帮农民积肥，夏天抢收抢种，秋天拾谷穗，冬天要帮农民运肥。总之，一年四季的农事活動学校都要组织小学生参加。学习到了很多课本之外的知识，让我们终身受益。
通过劳动，下关四周的农村我们几乎走遍了，对于生长在小城镇的学生，农村对我们并不陌生。因为从小接触农村，了解农民，使我一辈子喜欢与农村出来的人交朋友，和他们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有时听见有人咒骂“阿乡哥”“土包子”，我很反感。后来从事民族学，必备田野调查的基本功，我尤爱田野，爱田野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接地气、学做人做事，使我受益无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骑着单车跑遍大理市的农村去调查文物，做文物普查工作，还做了“白族本主信仰”的专题调查。广大农村农民与我相亲相近，他们不把我当做“专家”学者，我也不把他们当“乡下佬”，大家亲密无间。这种十分接地气的缘由来自于从小接触农民、接触农村的缘故。
小时候的农业劳动，使我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使我懂得“粒粒皆辛苦”，对劳动成果一定要珍惜。
积 肥
当时为了农业大跃进，为了实行毛泽东主席：“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宪法”，学校发动大家积肥，每个星期每个同学要交50斤肥料。还好，我父亲在安全马车运输合作社当马车驾驶员，我有马肥可积。每星期到合作社的马圈去，挖上两箩筐，背到学校，交给劳动委员，登记在本子上，就算完成积肥的任务。
但多数同学家住在城市，没有农家肥可积。有人出了主意，说学校河对门下村前有片乱葬岗子，名叫小儿坟，从古至今人们都把死牛烂马的骨头和一些无人认领骨头都埋在那个地方，可以拿出来做肥料。于是学校就组织大家去挖那个乱葬岗，挖下去不到一米就出现了很多微黄色的骨头，是磷肥啊，大家高兴地说有肥料了！有肥料了！就接着往里挖，消息传开，很多单位都到此来挖肥料。我所奇怪的是有几个人在下关还是有头有面的文化人，被人家监视着，叫他们站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挖骨头。因为埋藏时间长又是夏天，泥土是热的，挖出来的骨头都冒着一股说不出的怪味，只有那些人还蹲在下边，又挖又捡。我悄悄地问一个大人，他们是什么人？一个大人就告诉我，这几个是右派分子，叫他们在那个地方干活是改造他们。我们把骨头运回到学校的空地上，堆积起来，放上柴草让它燃烧。骨头燃烧时发出更浓的怪味，把大家呛得要命，最后变成黑灰色的骨灰，又送到农村去。但奇怪的是，农民好像对这些骨灰不感兴趣，让我们把骨灰倒在村外的一个大大的粪坑内，不准往村里放。是的，村民对死人的东西是有忌讳的，始终当作瘟疫一样看待。
1959年的国庆节的一件小事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十年大庆，从上到下都组织得十分隆重。因为我的成绩好，又是少先队的小队长，被选了上主席台去献花。我也感到十分荣耀，问题是我没有一件白衬衣，我回来跟母亲说，母亲就借了一件白衬衣给我，说到时才能穿。
10月1日的早上，八点多钟我们就集合了，我是生平第一次穿上白衬衣，系上鲜红的红领巾，手里拿着一束纸花，很神气。整个大理市的人都要到师部的广场开万人庆祝大会，大家分别慢慢地从多个路口进到广场去，我们少年献花队就坐在主席台下，等待着大会开始，鸣炮以后就给主席台上的领导和先进人物献花。没有想到临正式开会前，就下起了一场中雨，把我们手里的纸花也打得湿漉漉的。突然，坐在我后背的一个女孩子大叫起来，说：“害羞不害羞，这个男生穿的这件白衬衣是女人的。”我就跟她嚷起来说：“哪是女人的？”她就指我的白衬衣说：“你的衬衣前胸和后背都打着皱折，这种样子是女生的。”而我低头一看确实是有皱折。四顾一看，其他的男同学穿的都没有皱折，脸就突然红起来，嘴又硬，就说，女的就女的，谁要你多管闲事？那个女同学得意洋洋地叫起来，害羞羞，男人穿女人的衣裳。我旁边的男女同学都笑起来，有的人就把打湿的纸花打在我的衬衣上，你也打我也打，不一会我的衬衣就变成红一片黄一片绿一片的。我生气地把衬衣脱下来，把花交给了老师，冲出了会场，跑到了家里。家里没人，母亲和一家人都去开会去了。后来，母亲才到家，我就责问她为什么给我借了一件女人的衬衣，母亲反而大笑起来，说：“我怎么给你借了一件女人的衬衣，这件衬衣是你表姐的，你瞧把它搞得这么脏，要当赔赔将。”我也知道家里面有五个弟兄姊妺，儿多母苦，没有钱买多余的衣服，又把表姐的衣服搞得这么脏，真的要当赔赔将了。我母亲拉着我到表妈家讲清缘故，表妈也大笑起来，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去买包洋膏脂（一种染料）染一下，把它染成蓝色，又是一件新衣裳，不用赔了。”至今几十年过去，我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现在我的衣橱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衣服，要穿就穿，穿也穿不完。抚今思昔，感概万千。从第一个十年国庆，我们不仅不愁吃、不愁穿，还可以天天衣冠楚楚，畅游天下。
敲核桃
下关西边的漾濞县出产一种优质的泡核桃，皮薄、果实大、出油率高，吃着又香又脆，是当时国家出口国外换取外汇的重要农副产品。每年的国庆节后被大量收购到外贸局的核桃一袋袋的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高，要赶在欧美国家的12月25日过圣诞节前，把核桃仁运送出去，这就忙坏一大批人，这时外贸局就大量请临时工加工核桃。加工核桃从早敲到晚一天能得到五六角钱，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为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也只需要2元5角。寒假一到，我就参加到了敲核桃的队伍里去，首先到仓库管理员那里去领一大口袋核桃来，在院子心里找一个地点，要稍微空旷些，可以摆布开来。凳子、坐垫、钉锤、小刀等工具自带。小心敲开硬壳后，就是要注意核桃的级别，核桃仁成二分之一的是一级，四分之一的是二级，碎的是三级，价格最低。
这其中有两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一个是我的一个邻居的刘姓大哥哥，母亲在一个合作商店里面卖小百货，父亲逃出国外不知去向。他家三个孩子，家庭十分困难，他考上一个外县的中学读书，听说我去敲核桃，太想吃核桃，就馋得要命，让我带他去。他坐下以后，看见那么多的核桃，简直惊呆了，坐在我的旁边，专门捡黑黄黑黄的被火烤的火炕核桃仁吃，不帮忙做活，一直吃个不停，好像几百年没有吃过，也不知吃了多少。 怕管理员看见，我拿只大口袋遮拦住他，他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猛吃。当天晚上，他跟我聊天，讲他们学校的那些见闻，聊到十一二点还没有睡，过一会儿，他就开始拉肚子，我们又住在楼上，他就拉了一裤子，过了十多二十多分钟他又开始拉。那一夜他可能拉了一二十次，这是虚劳不受补，得了急性肠炎，止也止不住。现在我们讲起当年的事还是忍不住大笑。
另外一件事，其实当时偷吃核桃谁也不管谁，有个准吃不准带的潜规则。带了，只要被管理人员抓住，会被当作小偷看待。有一个老大妈带了，发生了一件惨剧。
老大妈约70来岁，头发都花白了，脸上经常带着微笑，是个很仁慈的人。前一天她占的座位第二天被一位年轻妇女占领了，老大妈就请她让一让，年轻女人就骂老大妈：“这是外贸局的地盘，又不是你家的，是你家的我还不来占。”我们大家都证明，位置是老大妈的。那个妇女就气狠狠地搬到边上去了。老大妈还说我们这些人能够在一起敲核桃也是三百年修来的缘份，你和我不要有仇气，但那年轻女人明显还是不肯消气。下午六点钟，各人交了核桃收工，管理人员在大门口要搜各人的身，对别人都是随便搜一搜，搜到老大妈就要让她拉开裹脚布。老大妈不愿意，一位管理人员就拉着她的双手，另外两个管理人员就迅速地拉开裹脚布，结果裹脚布里面就掉出来一些核桃仁。管理人员就写了一个“盗窃犯”的牌子，吊在老大妈的胸前，让她站在门口示众，这还不算，还把她拉到大街上示众。一些小孩子跟在老人背后大骂“大贼婆”“老大妖精”等等。第二天，我们就听说，老大妈回去以后，觉得受到很大的污辱，当晚就上吊自杀了。一个知情人说，老人家一辈子清清白白，这次是想拿回去给她的孙子尝尝核桃的滋味，因为孙子听说奶奶去敲核桃，就吵闹要核桃吃。街上有钱也买不到核桃，老人为了孙子就大胆地拿了。大家都恨那个女人，因为就是她看见老人拿核桃，告诉了管理员。
前两年，我到漾濞县参加核桃节的时候，看见市场上到处都是核桃，核桃丰产，任人选购，应有尽有。正在等待人们去购买，县里为核桃的销售出主意，想办法，甚至高价请来名星招徕顾客。想起当年那个老大妈为几颗核桃仁给孙子的惨剧，心里真不是滋味。
包谷秆
为了施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就在附近的山坡搞了一个农场，这个山叫做梅子箐。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我们班分到了一大片荒地，种了包谷、洋芋等等。学生都要每个星期上山劳动一至二天，或开荒或下种或送肥或去浇水忙个不停。秋天来了，大片大片的包谷已经成熟，老师叫大家把包谷摘下来，送回到学校。因为包谷是粮食谁也不敢偷吃一包，那么那些包谷秆呢？据说又粗又绿包谷秆不好吃，但黄红黄红的细一点的包谷秆像甘蔗一样甜。我们割了一大片，我们个个看着包谷秆都想流口水，无论男生女生就想品尝一下一年到头的劳动成果，但谁都不敢带头。这时候，我们班有一个最调皮的男同学叶老二，想出一个主意来。他动手挑了一节黄红黄红的甜蜜蜜的包谷秆把它剥好，就递给我们班主任高玉昆老师说，这些包谷秆最甜了，你尝一尝。高老师也是又渴又累，不加思索地接过就啃。还边啃边说，好甜，跟甘蔗一样。叶老二见状就大喊老师吃包谷秆了，老师吃包谷秆了！同学们大乱起来，纷纷都去抢吃包谷秆，我也抢到好几根，蹲在地下，剥开它的皮，也就大吃起来。有的真的有马尿味不好吃，有的很甜，有的太干，有的软的像棉花一样。在生活富足的今天，高级的水果糖和各式糕点，都很少有人尝一尝，我想起了抢吃包谷秆的那一幕真是感慨万千。
南瓜猪
1960年、1961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外婆家传来消息，说外婆病了，叫我们回去看一看。那时母亲已经患了水肿病，走不开、走不动，父亲赶马车在外，哥哥又在凤仪中学读书，我是老二，理所当然的就被派到喜洲看外婆。我带的东西有碗口大的两个泡饼，那是供应给得水肿病的病人的，母亲拿了给我让我送给外婆吃。我坐在下关至喜洲的马车，闻了那个饼子十几次，口水直冒，但不敢吃，只是不断地抖一抖，不断地把饼子的碎屑抖下来，闻闻它的香味，含在嘴里舍不得咽下去。到了喜洲，我大舅弄来一些生黄豆，外婆拿到大理石的研磨里舂了舂后，做了黄豆的连渣涝，我感到太好吃了！那是我一生吃过最好吃的连渣涝，我多次回喜洲和其他地方，都想吃外婆磨的连渣涝，那种食物真是太好了。外婆其实没有什么大病，只是想念我们罢了。我不能久在喜洲，要回下关上学，舅舅送给我一样礼物，是一个十多斤重的南瓜，他们戏称是“南瓜猪”，找了一个背篓，叫我把它背回下关去。我因为经常背柴，脚力很好。一大早从喜洲出发，中午到达大理古城，再过两个多小时就到家了，很惊奇的是一点都不累，虽然身上背了一个大大的南瓜猪。回到下关给母亲讲明情况后她也很高兴，而且把那个南瓜划开，分成十几份，分给周围的亲戚朋友，我见那些亲戚朋友，拿到一块块南瓜时高兴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欢畅，因为这南瓜是我从喜洲背回来的。这个南瓜在艰难的岁月，是一种救命的食品。而在今天因为人们吃肉食过多而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过多，如果食用南瓜一段时间的话，三高症就能减轻了。母亲在困难时得到一份厚礼却不独占，而是让众人分享的做法，深深地教育了少年的我。
下关有名的薯类食堂
在我们家人民街下段原来有一个馆子铺，那年月，变成了薯类食堂。食堂的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主要是洋芋、芋头、红薯制成的各种模仿肉制品的食物，如八宝饭、千张、肉圆子、酥肉等等遠远看去和真的一模一样。我们每天上学都要从那个玻璃橱窗经过，每经过的时候站在那个东西旁边看上半天。有一天，有几个同学争吵起来，有一个说可能最好吃，另外一个说是假的，有什么好吃的，再一个说你们又没有吃过，怎么知道好吃不好吃，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也在流口水。因为当时我们家也很穷，一家人也没有上过薯类食堂，对那些瓜菜代的美味佳肴，只是隔岸观火，从来没有尝过。
这些年，我因为要研究佛教，常常到寺院里吃素席，看到席上的很多食品很好看，也好吃，就到厨房询问是用什么做的。一位资深的老师傅说，食材主要是薯类和豆类，这我一下子明白了，当年肉类困难，所谓的薯类食堂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素席罢了。 我的老师——“高炮营长”
我们五、六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一个姓马的男老师，高高的个子，黑脸膛，说话很快，性子很急，走路的时候也是三步并做两步走。记得有一天，组织学生到苍山斜阳峰下的将军洞去郊游。一位姓张的男同学，是个有名的闹包将，平时成绩就不好，很调皮，跟一个女生打架，马老师见了就用手指狠狠地戳了这个男同学的额头几下，并大声地批评了他一顿。老师批评学生是很正常的，大家都见惯了，没有什么。
小学毕业后，听到风言风语说，马老师在政治运动中犯错误被处理。20多年后，我到大理州制药厂工作，当仓库保管员，天天要收货发货，跟搬运工常打交道。在那我看见我这位老师参加了下关地区的“高炮营”。所谓“高炮营”是拉人力板板车的一种戏称，因为人力木板车的两个拉杆朝天，在街口或什么地方排成一队一队的，像高炮部队一样得名。我很奇怪这马老师教书教得很好，政治思想也不错，为什么到“高炮营”里面当人力车夫，搞搬运度日呢？一天，我看见他拉着一大车货，吃力地上坡，忍不住就去推车，把车推到坡顶，老师转过头来，看见我，那种又吃惊又感激又害羞的样子，真让人不好受。老师把车子拉到坡下背阴处，就问我，你为什么帮我推车？我说，你是我的老师啊！师恩难忘啊！他说，我现在这样子，你不怕吗？我说我不怕！你为什么会不再当老师了呢？他说，在学校政治运动当中他被诬陷了。第一，说他打学生;第二，说他贪污班费。打学生的事，他一说就让我想起将军洞的一幕，他只是用手指头指了一下，他没用手打，我们可以作证明。班费每个同学不到一角钱。毕业时才有三十几个学生，顶多只有三元多钱，我是班干部我记得买了扫帚、脸盆和出墙报，买了一些笔墨颜料是我们几个班委经手用的，有的有发票，有的无发票，如，自由市场农民自制的竹扫帚就没发票。哪里来的贪污。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说国家正搞拨乱反正，为受冤枉的人平反，要弄清事实的真相，我们是可以证明的。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有关的人员找我们调查马老师的情况，我和远在以礼河电站工作的张同学都写了旁证，外调人员见那位张姓同学时非常奇怪，说原来的材料写到马老师已经把你打成了残废人，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张同学说：“你们看我好脚好手的，身体很健康嘛！我1960年毕业，1963年参加工作，干的都是体力劳动，至今工龄都有十几年了，没有健壮的身体，我干什么工作。我小时候调皮，老师教育我是应该的，我后悔没有听他的话，书没有念好，只会干粗活，使劳动力。”外调人员对当年的假材料作了理所当然的否定，后来我的老师又回到了教师队伍里面，我们同学聚会时把这位曾经在高炮营里劳动改造的老师又请回到我们身边，想起往事，他感慨地说你们这班同学是实事求是，品德高尚的。我们说，还不是你教育得好。大家开怀大笑，一切都释然了。
补丁班的老师和伙伴们
小学毕业时，我成绩很好，但因祖辈经商，因此，我们成为“家庭成分不好”的孩子，考不了中学。我父亲知道我的成绩很好，又因为家庭出身而考不了中学，他说读书的路子走不通了，那么就学一门手艺去吧！
下关鸳浦街，有一家皮鞋店，店里的杨师傅夫妇为人很和善，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皮匠，人也很聪明。人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杨师傅读的书很多能说会道，心胸也宽，我也愿意跟他学皮匠。父亲牵着我的手，把我交给杨师傅说：“这个孩子很聪明的，也听话的。因为我们家庭成分高，坑着他了，上不成初中了。叫他来跟您学个手艺，您就收他为徒吧！”杨师傅望望我，说：“你们是书香子弟人家，若看得上学皮匠，我也喜欢的。”于是收我为徒。我每天好好地到皮匠铺上当学徒工，学着上鞋子，钉后跟。忽然有一天，我母亲找上门说：“我们回家不学了，谢谢杨师傅。”就硬是拉着我的手回家了。她说：“我们是书香人家，怎么能叫你来当皮匠，你还是去读书。”我说考不起怎么办？她说：“我打听了在黑龙桥旁边，有一个居民委员会的楼上，开办了一个补习班，你可以去补习，补上了再考。”其实之前我也知道这个消息但没有开口，因为人家叫这个班为“补丁班”又叫“回锅肉”，是为成绩不好的人开办的。我的成绩好我干嘛要去补。混上几年，母亲耐心地对我说，政策是会变化的，你才12岁，还是要读书的，书读不够会困难一辈子呢！哪年如果政策一变，你就可以去读书了，如果在社会上混几年就会把小学念的字都忘了，去补习班了，你不会把读的书忘记了，随时准备再考。我只好进了补习班，一看周围的同学，再细细打听，周围的同学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成绩很好的，但都是家庭有问题的孩子，有的人家庭成分是地主，有的是资本家，有的是家中有人劳改，有的家人打成右派。我们补习班，就是一群家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考不了初中的孩子。那里只有一位教师，叫赵宗蓉，是一位慈祥可亲的中年妇女，家中几代都是书香子弟，她的古文学功底扎实，又善于教学。知道我们的情况以后，就以教授古文为主，以《古文观止》《千家诗》以及唐诗宋词为我们的教材。每天给我们背讲古文，我们佩服她的学问，《古文观止》中的散文，她大都能够背诵，并边背并讲。一些名篇，如《岳阳楼记》等，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名句，她讲得津津有味，我们也听得出神。我对要考的科目，心中有数，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习古文上，每天和同学们在洱河边大声背诵唐诗宋词和古文，互相开展了竞赛。赵老师见我古文学得好，鼓励说：“我们这个班学的是中国文学的精华，这是你到正规中学学不到的，你在我这一年学的古文比初中、高中六年学的古文要多几倍，我本人读诗词又到了洋学堂，土的洋的我都会教，我要给你打好国学的底子，你今后一定是个有用的人材。”实践证明她教我的这一套国学真是有用。
至今，我正规的学历只有初中文凭。我虽然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到文物单位搞历史文化研究，读各种繁体字未加标点的书籍、碑铭、家谱等很不费气。我多次参加过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的古汉语考试，每次都考得好。而一些读过高中或大学的同事对古汉语还十分头疼，考试都难以过关。一次在昆明集训，很多文物和图书系统的同伴们来请我辅导古汉语，他们对我能背讲古汉语的能力十分惊讶！其实这是我在补习班赵老师给我打下的基础。考不上中学是个坏事，它在我幼年心中投下了一个阴影，但我又因此上了补习班，遇到了国学水平较高的赵老师学了普通中学学不到的知识，为我今后的历史文化研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真是坏事变好事，我要感谢补丁班也感谢趙宗蓉老师。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八本著作，赵老师已去世十多年了，我不知用何种方式来报达她的教育之恩。
编辑手记：
张锡禄的《我的小学生活琐记》不仅讲述了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小学生活，除了学习的任务，他们还要承担起由学校统一组织的繁重的劳动和其他社会活动。还有一部分，他给我们回忆了学校之外的一些生活，包括吃、穿、行方面，以个人的真实体验和视角，展现伟大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充分反映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以共的关系。作者落笔细致自然、真实生动，随着他的娓娓道来，儿时生活的记忆一面面在眼前铺展，生活的困苦、孩童的天真、奋斗的艰辛、人与人之间的深情都在其字里行间脉脉显现，作者在文章的最后体现出对儿时经历理性、客观、全面的思索，对当下生活的幸福感，对祖国发展的信心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