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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早年的物质性贫困不同的是，权利贫困是制约当下农民幸福上行的关键因素。农民的权利贫困当前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就“进”而言，农民进入城市，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权利待遇；就“退”而言，农民在农村的权利也得不到充分的保障。
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近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锁定“三农”，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7年将目光聚焦在惠农政策的一号文件。
相对于这些客观的惠农政策而言，作为主体的农民，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主观感悟，同样值得关注并尊重。这几年大众媒体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关注较多，而对农民的幸福感的关注明显偏少。这并不是说，农民们不在乎幸福，或者说对幸福不敏感，而是在于：农民们的幸福感在目前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中被忽视了。
农民们的幸福感受被忽视
判断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幸福水准，不能以其金字塔结构中上层那部分人的感受为基准，而应以底部那群人的生活感受为初始判断。从这个角度看，8亿农民的幸福感评价在整个中国社会幸福指数结构中应占的权重应该是很大的，且是基础性的。那么农民的幸福感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相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精英来说，农民不擅长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表达成为公共话题。他们可能不大会矫情。但是，我们对农民心中所系，知之甚少。有时候，我们会一厢情愿地加以想象，以城市人之心，度农民们之腹，以精英的想象。去揣测农民们的意愿，可能会居高临下地认为，农民们应该需要什么。但是农民的真实需要、愿望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呢?在公共视野中，很少见到农民的表达，更少见对农民主观感受的近距离、大面积的调查。而这种调查，不仅必要，也很紧迫。至于由谁来调查，可能不是最要紧的。媒体可以做，政府可以做，学界也可以做。
媒体上所见的农民式幸福，与农民的真实感受也是存在距离的。这倒不是说媒体的报道失真，而是说，媒体对农民的报道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农民心中的所念所想。媒体人的职业惯性或城市中心主义意识的驱动之下，媒体上呈现的农民幸福很容易概念化。在主流新闻中，所见的农民的幸福多被定格成一种固定的表情。也就是说，农民的幸福被脸谱化了。媒体人似乎更在乎城市人的感受，而对农民，包括进入城市中的农民工的感受关注甚少。结果是，农民们的幸福感受不是被误解，就是被忽视。
眼下“春运”客流高峰中的大比例人群是农民。他们为什么要集中在这个时间内集体返乡?因为在他们的幸福体验中，“过年”凝聚了他们太多的幸福记忆和想象。每年的媒体报道“春运”，总是报道一些表面故事，而对农民兄弟难以释怀的情感牵挂熟视无睹，或轻描淡写。对于在城市中漂泊多时的农民而言，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可能是最令他们揪心牵挂的，也是农民们对幸福体验最深的节点。如果交通运输部门把中国特色的“春运”问题落实到位了，可能就解决了农民兄弟心中的一大心病。
新瓶颈
30年的历史，是中国农民的幸福追求史，也是农民幸福的增长史。但行程至此，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制约了农民幸福预期的上行空间。与早年的直线递增不同的是，如今农民的幸福增长过程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约束幸福的相关变量越来越多，也更趋复杂。当前，农民的幸福增长遭遇新的瓶颈。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的幸福预期不断攀升。如今，农民的幸福预期与日俱增。幸福不是 常量，而是一种变量，跟心理预期的满足程度密切相关。饥寒交迫绝对不可能幸福，但解决温饱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农民幸福的基础，但农民的幸福想象远不止于物质性的。在物质欲求增长的同时，他们的其他欲望也会蹿升起来。中国的当下国情决定了这样的现实：农村有限的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撑农民们不断攀升的幸福预期。
另外，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不断点燃农民的幸福想象。大众媒介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梦工厂”。大众媒介源源不断地生产城市神话以及幸福想象，尤其是媒介广告的推波助澜，在农民真实生活之外，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生活幻境。这些媒介风景，激起了农民的幸福想象，不断点燃了他們的生活欲望。这种不断攀升的幸福预期，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影响农民的幸福感，挫伤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二是城市寻梦受阻。现实的农村载不动农民们不断攀升的幸福预期，农民们就把视线转移到了城市。在农民眼里，城市虽然不是故乡，却是梦乡。他们凭借坚韧的意志，在城市楼宇街巷中寻找幸福之路。不过，城市寻梦之路是异常艰辛的。进入城市的农民，即便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他们的身份与农村根深蒂固地捆绑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无缘成为城市的主人，只能作为城市中的“他者”和过客。身处城市，却被剥夺融入城市机会，这就挫伤了农民对城市的美好感觉，甚者会击碎他们脆弱的幸福感。据统计，2002年全国有农民工9460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年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这些农民工亲手制造了城市的繁荣，但城市的繁荣只能成为他们眼中的风景。试想，农民心中该是怎样的感受?
三是权利性贫困。与早年的物质性贫困不同的是，权利贫困是制约当下农民幸福上行的关键因素。农民的权利贫困当前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就“进”而言，农民进^城市，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权利待遇；就“退”而言，农民在农村的权利也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近年失地农民引发的纠纷不断，正是与农民土地权利处置不当有关。
城镇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但人口学意义上的城镇化扩张并不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幸福问题。如果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落实，他们的幸福感就得不到实质性保障。相对于物质性的补偿而言，农民更需要权利救济。藉此，让农民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刚性问题。这可能才是影响当前农民幸福感受的核心问题。
四是结构性问题。过去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城乡二元结构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另外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结构性问题。中西部农村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所面临的困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二是农村内部结构的分化问题。农村内部贫富悬殊呈加剧趋势。既患贫，又患不均。因患不均而引发的相对剥夺感的积聚，可能成为农民幸福感的隐性杀手。三大结构性问题，捆绑在—起，对农民生活影响甚巨。
拓宽农民幸福上行空间
如何满足农民不断升级的幸福诉求呢?总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开掘新的幸福上行空间。既要在主观上让农民看到生活的希望，让他们对未来的幸福有可期的愿景；又要在客观上切实解决农民现实的困难，减少他们的实际烦恼。也就是说，让农民对幸福可望又可即。
需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用心用力：一是关注。就是整个社会对农民的幸福予以关注，包括媒体的关注。二是托底。就是要解决底层农民的困难。在社会分化日渐严重的今天，把底层那部分人托起来，不让他们掉队。三是提升。即是要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品质。目前，在人们的幸福评价中，物质主义偏向日趋明显。农民受到物质贫困和物质主义意识的双面夹击，很难幸福起来。四是权利救济。相同国民待遇，虽然不能一步到位，但需要加速解决。可优先解决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比如，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五是结构调整问题。在城乡统筹思路背景下，兼顾地区性结构、农村内部结构失衡问题。
第7个中央一号文件近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锁定“三农”，这也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连续7年将目光聚焦在惠农政策的一号文件。
相对于这些客观的惠农政策而言，作为主体的农民，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主观感悟，同样值得关注并尊重。这几年大众媒体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关注较多，而对农民的幸福感的关注明显偏少。这并不是说，农民们不在乎幸福，或者说对幸福不敏感，而是在于：农民们的幸福感在目前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中被忽视了。
农民们的幸福感受被忽视
判断一个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幸福水准，不能以其金字塔结构中上层那部分人的感受为基准，而应以底部那群人的生活感受为初始判断。从这个角度看，8亿农民的幸福感评价在整个中国社会幸福指数结构中应占的权重应该是很大的，且是基础性的。那么农民的幸福感状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相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精英来说，农民不擅长将自己的主观感受表达成为公共话题。他们可能不大会矫情。但是，我们对农民心中所系，知之甚少。有时候，我们会一厢情愿地加以想象，以城市人之心，度农民们之腹，以精英的想象。去揣测农民们的意愿，可能会居高临下地认为，农民们应该需要什么。但是农民的真实需要、愿望是否真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呢?在公共视野中，很少见到农民的表达，更少见对农民主观感受的近距离、大面积的调查。而这种调查，不仅必要，也很紧迫。至于由谁来调查，可能不是最要紧的。媒体可以做，政府可以做，学界也可以做。
媒体上所见的农民式幸福，与农民的真实感受也是存在距离的。这倒不是说媒体的报道失真，而是说，媒体对农民的报道不能全面、深入地揭示农民心中的所念所想。媒体人的职业惯性或城市中心主义意识的驱动之下，媒体上呈现的农民幸福很容易概念化。在主流新闻中，所见的农民的幸福多被定格成一种固定的表情。也就是说，农民的幸福被脸谱化了。媒体人似乎更在乎城市人的感受，而对农民，包括进入城市中的农民工的感受关注甚少。结果是，农民们的幸福感受不是被误解，就是被忽视。
眼下“春运”客流高峰中的大比例人群是农民。他们为什么要集中在这个时间内集体返乡?因为在他们的幸福体验中，“过年”凝聚了他们太多的幸福记忆和想象。每年的媒体报道“春运”，总是报道一些表面故事，而对农民兄弟难以释怀的情感牵挂熟视无睹，或轻描淡写。对于在城市中漂泊多时的农民而言，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可能是最令他们揪心牵挂的，也是农民们对幸福体验最深的节点。如果交通运输部门把中国特色的“春运”问题落实到位了，可能就解决了农民兄弟心中的一大心病。
新瓶颈
30年的历史，是中国农民的幸福追求史，也是农民幸福的增长史。但行程至此，越来越多的现实问题制约了农民幸福预期的上行空间。与早年的直线递增不同的是，如今农民的幸福增长过程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约束幸福的相关变量越来越多，也更趋复杂。当前，农民的幸福增长遭遇新的瓶颈。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的幸福预期不断攀升。如今，农民的幸福预期与日俱增。幸福不是 常量，而是一种变量，跟心理预期的满足程度密切相关。饥寒交迫绝对不可能幸福，但解决温饱并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奠定了农民幸福的基础，但农民的幸福想象远不止于物质性的。在物质欲求增长的同时，他们的其他欲望也会蹿升起来。中国的当下国情决定了这样的现实：农村有限的资源禀赋不足以支撑农民们不断攀升的幸福预期。
另外，无处不在的大众媒介，不断点燃农民的幸福想象。大众媒介是城市中心主义的“梦工厂”。大众媒介源源不断地生产城市神话以及幸福想象，尤其是媒介广告的推波助澜，在农民真实生活之外，建构了一个虚拟的生活幻境。这些媒介风景，激起了农民的幸福想象，不断点燃了他們的生活欲望。这种不断攀升的幸福预期，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影响农民的幸福感，挫伤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
二是城市寻梦受阻。现实的农村载不动农民们不断攀升的幸福预期，农民们就把视线转移到了城市。在农民眼里，城市虽然不是故乡，却是梦乡。他们凭借坚韧的意志，在城市楼宇街巷中寻找幸福之路。不过，城市寻梦之路是异常艰辛的。进入城市的农民，即便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因他们的身份与农村根深蒂固地捆绑在一起，他们中多数无缘成为城市的主人，只能作为城市中的“他者”和过客。身处城市，却被剥夺融入城市机会，这就挫伤了农民对城市的美好感觉，甚者会击碎他们脆弱的幸福感。据统计，2002年全国有农民工9460万，平均每个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2.5万元的价值，但他们的年平均工资却只有8000元。这些农民工亲手制造了城市的繁荣，但城市的繁荣只能成为他们眼中的风景。试想，农民心中该是怎样的感受?
三是权利性贫困。与早年的物质性贫困不同的是，权利贫困是制约当下农民幸福上行的关键因素。农民的权利贫困当前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就“进”而言，农民进^城市，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权利待遇；就“退”而言，农民在农村的权利也得不到充分的保障。近年失地农民引发的纠纷不断，正是与农民土地权利处置不当有关。
城镇化是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但人口学意义上的城镇化扩张并不能根本解决农民的幸福问题。如果农民的基本权益得不到落实，他们的幸福感就得不到实质性保障。相对于物质性的补偿而言，农民更需要权利救济。藉此，让农民们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刚性问题。这可能才是影响当前农民幸福感受的核心问题。
四是结构性问题。过去关注中国“三农”问题的结构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城乡二元结构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确非常重要，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另外两个结构性问题：一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引发的结构性问题。中西部农村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所面临的困难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二是农村内部结构的分化问题。农村内部贫富悬殊呈加剧趋势。既患贫，又患不均。因患不均而引发的相对剥夺感的积聚，可能成为农民幸福感的隐性杀手。三大结构性问题，捆绑在—起，对农民生活影响甚巨。
拓宽农民幸福上行空间
如何满足农民不断升级的幸福诉求呢?总体而言，就是要不断开掘新的幸福上行空间。既要在主观上让农民看到生活的希望，让他们对未来的幸福有可期的愿景；又要在客观上切实解决农民现实的困难，减少他们的实际烦恼。也就是说，让农民对幸福可望又可即。
需要从以下这几个方面用心用力：一是关注。就是整个社会对农民的幸福予以关注，包括媒体的关注。二是托底。就是要解决底层农民的困难。在社会分化日渐严重的今天，把底层那部分人托起来，不让他们掉队。三是提升。即是要提升农民的幸福感品质。目前，在人们的幸福评价中，物质主义偏向日趋明显。农民受到物质贫困和物质主义意识的双面夹击，很难幸福起来。四是权利救济。相同国民待遇，虽然不能一步到位，但需要加速解决。可优先解决最迫切的实际问题，比如，农民的土地权益问题。五是结构调整问题。在城乡统筹思路背景下，兼顾地区性结构、农村内部结构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