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年改革与发展，我国农业连续上了几个台阶，结束了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展现出农产品总量基本平衡，年年有余的新局面。我国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总体把握农业发展新阶段走势，有助于从宏观上作出合理安排，统筹调度，
　　粮食生产仍然是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粮食年生产能力达到500亿公斤左右，基本可以满足13亿人口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据有关部门预测，2030年人口将达到16亿，达到人口增长高峰。按增加3亿人口计算，2030年粮食总需求将达700亿公斤，比现在增加200亿公斤。同时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耕地减少，粮食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偏低，我国粮食供给能力不容乐观，大多数情况仍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保持粮食供求平衡仍将是中国的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加入WTO后，粮食供不应求的部分缺口和结构性矛盾容易弥补，但缺口太大，将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因此，粮食仍然是农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可掉以轻心。
　　土地经营适度规模化。从国内及国际的实践看，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我国以“均包制”为特征的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与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农业社会化大生产发展与农村土地零碎化的矛盾，农生产经营市场化与家庭土地分散经营的矛盾。如何在坚持农村土地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再创新招，推动土地经营集约化、规模化，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民的实践已经对此作出一些肯定的回答。那就是土地使用权的有效有偿流转，有租赁经营、委托经营、土地产权有限经营等多种流转形式，通过土地有偿转让，促进土地集中到生产大户手中，有利于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生产标准国际化。加入WTO后，农业生产不仅要立足于整个国家的产业布局，而且放眼于世界市场的合理分工和产业转移大势，把握商机，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必须遵循WTO协议中允许运用标准技术保护本国利益的新规定，不仅世界贸易中国与国之间有国际食品法和委员会制订的标准，而且贸易双方也可根据双边指定的标准来交易。因此，生产的国际化客观上要求生产的标准化，而且是与世界标准接轨的标准化。这些标准包括农产品生产的种养标准、加工用料标准、施药标准，以及最终产品质量、卫生认证标准。可以说，标准化是农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一把钥匙。但我国农业标准体系却严重滞后，国家标准多，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少；最终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多，产前产中标准少；标准形式多；实际执行落实少。总之，与国际标准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农业标准体系是一个准公开产品。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农民要积极参与，尽快建立适应国情，又与世界标准接轨的有效运行农业标准体系。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这次农业结构调整不同于以往的适应性调整，而是从我国农业全局和长远出发，有规划地进行的一次战略性调整。调整坚持以质取胜，通过内在层次和结构升级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达到农业结构新的均衡和协调，着力把农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实现结构优化和升级。主要任务是：优化全国农业区域布局，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合作框架，因地制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优化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要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取向，调整和优化农业内部种植业与养殖业之间以及其内部合理比例关系，重视经济作物的生产和市场创新能力；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质量、提升档次，实现优势资源传统特产精品名牌战略，开拓新市场；深化农产品加工，提高技术，在增加农产晶附加值上狠下功夫。
　　农业产业经营一体化。如何解决千家万户的小农户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我国农民创新了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即以“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为主要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整体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稳定农民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农民重新组织化，微观经营体制重新整合，构造新的农业产业经营方式，以及新的产销体制，形成多元利益主体，从整体上推进农村改革。也只有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才能克服农业发展动力不足，改变农民产业内部各环节脱节分割的落后局面，通过“非市场安排”帮助农户适应市场安排，扩大农户经营规模、分享社会平均利润，使农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创辉煌。
　　农民收入以非农收入为主。对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增长来说还无法仅仅依靠农产品生产来获取较大提高。农民收入增长源必须从农业转向非农业，即由过去主要依靠农业经营收入为主逐步转为依靠农村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经营收入为主。近年来，这一变化正成为十分明显的趋势。这一趋势对于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乡村人口将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一转折正在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能否形成一个促进农村和非农产业发展的环境及政策框架，将直接影响未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农民收入结构的非农化，不是暂时的、短期的，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是经济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农业人口非农化，又反过来缓解农村的人地矛盾，促进农民增收。
　　小城镇建设加速发展。城市化是伴随着农业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从世界范围看，各国具体的国情不同，所以城市化道路也不尽相同。中国由于目前的财力国力难以支撑大城市来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城市本身由于体制转轨和生产率的提高也会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吸收、容纳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而小城镇处于农村之首，城市之尾，又具一定的较好的设施条件，比较容易产生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可以迅速发挥城市功能，促使乡镇企业和农村人口相对集中，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而且小城镇的技术含量和资本有机构成远低于大中城市。因此其容纳劳动力所需的费用也相对低得多。正因为如此，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把“积极发展小城镇”作为全面推进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来抓。小城镇、大战略，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发展道路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显示出伟大的活力和生机。
　　重构农村社保体系。新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农村的传统家庭和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变化，养老问题、医疗问题以及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日趋严重。所以，在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根据国情，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目标是“生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即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三大保障目标。尽管国务院有了有关农村养老医疗的保障制度，即1991年出台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1997年发布了《关于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医疗的若干意见》，但由于地方重视不够，又缺乏资金，因此对这些政策没有普遍推行和真正落实，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而且政府至今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因此，重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虽任重而道远，但势在必行。
　　生态农业将成为我国农业发展必然选择。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的国土面积占世界第三位，耕地面积占第四位。人多地少，总量规模大与人均耕地少，是我国制定农业发展战略时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我国的农业发展应选择更科学的又适合国情的生态农业发展之路。运用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以及系统工程方法，因地制宜，谋求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注重追求生态效益，着眼于环境的保护与农产品质量的提高，维持和保护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随着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接轨，生态农业必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新方向。
　　农村政治逐步民主化。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建立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委员会为主要任务，扩大基层民主，实行以村民民主选择、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人们对这场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看法不一，但无论怎样，都肯定具有进步的启示意义，即打破了传统封闭的农村社会原有的基层权利结构，使农村政治真正向公共治理工程的方向发展，体现农村社会公共利益，提供符合民意的公共品，而农民的政治选择也开始有直接的民主制度保障。经济民主必将造就政治民主，农村的政治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马列部；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