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伦理学会第九次全代表大会”在北京举国会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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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15日,“中国伦理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名会员代表出席了大会。
其他文献
2018年5月19日,由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主办,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研究基地承办的“回顾与展望:政治伦理学40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苏省委党校举行。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东南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广银教授致辞,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资深教授万俊人做主题报告。
上海伦理学会比较伦理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28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顺利召开。陆晓禾会长首先介绍了创设比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的由来。她指出,比较伦理的研究历史很悠久,甚至可以上推至清末民初,比如清末洋务派的新政,民国时期蔡元培的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华工讲义等,都涉及比较伦理研究。
2016年8月,美国当代道德情感主义代表人物、迈阿密大学哲学系教授迈克尔·斯洛特应邀来到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和哲学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在此期间,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江畅教授以“道德的心理基础”这一问题为核心,从道德的人性基础、道德品质及行为的心理基础三个方面反复与斯洛特教授进行对话交流。通过对话,双方增进了了解,深化了交流,为更深层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对话由李家莲博士翻译并整理。为推动国内学者对情感主义美德伦理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反映中国学者争取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
如何证成马克思存有道德哲学是深入探讨马克思道德哲学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问题。面对众多的质疑与批判,有必要从概念层面对“道德就是意识形态”进行概念分析与背景挖掘,从逻辑层面揭示“事实与价值”分离给马克思道德哲学带来的“隐秘危机”,从实质内容层面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理解。这三个维度不仅是由表及里、由“形式”到“内容”的病理探究,而且也有利于在应对当代道德哲学对马克思的发难的同时,丰富和拓展阐释马克思道德哲学的视阈。
气候责任是一个崭新的理念,包括道德与法律两个维度,前者是后者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气候责任是否构成对世义务存在理论争议。鉴于温室气体的全球流动性和排放影响的全球性,虽然气候责任尚未发展成为一种获得普遍承认的对世义务,但在人类所面临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挑战下,其终将完成由道德责任向法律责任的转变。气候责任理念的确立无论在全球还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指导层面,都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发挥应有的影响力,都需要决策者将气候责任作为重要的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语系中,"孝"和"孝道"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孝道既是私德,更是公德,其践行主要依恃政治官僚和学术精英的共同推动。尽管今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古代社会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然而作为"道",孝不应该被轻易放弃和否定,它仍然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关于人际和生命意义的崭新思考,也能够履行其他的社会职能。如何理解古今之间的孝道和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是时代的命题,我们应该有所回应和关心。
在洛克研究的"宗教转向"中,财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蕴含着体现平等主义的慈善思想。在他那里,个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对上帝的义务,而且还有使他人得以保存的慈善的义务。洛克的宗教背景使他的慈善思想非常接近于托马斯主义。他的慈善并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人的一种德性,其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爱",二是"宽容"。洛克的慈善在一定的条件下性质会发生变化,从仅仅是内在的道德上的品格转化为一种外在的法律上的权利。洛克的慈善的性质可以转化的观点显著地改变了他的财产权理论的面貌,使他同现代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
游叙弗伦告父本身是一个法律诉讼行为,而他却将这一诉讼的最终依据定格在虔敬这个宗教性概念上。但由于他未能给虔敬做出完善的定义,所以他试图以神圣层面的虔敬作为依据并不能够使我们信服。但是通过定义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谓的虔敬其实可以被还原为律法和德性两个层面上的含义。
传统社会契约论将人的本性界定为自我保存与提高,基于理性权衡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将有助于每一个体的福祉得到稳定的保障。如此所产生的和平乃是权能与利益平衡之上的和平,缺乏一种真正伦理性的基础。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批判性理解。在他人面容投射向我的"反向-意向性"的触发之下,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通过对自我权能之正当性的不懈拷问,列维纳斯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关系,领悟到对他人的责任同样是自我内部的源初构成性环节,从而重构了主体
协定道德一直是契约论的主题,然而如何解释人们服从道德的理由而维系其稳定性,一直是人们需要面对的解释难题。大卫·高塞尔在承继一种"不受欢迎"的霍布斯传统的基础上,力图通过行为类型的重构,以一种"有约束的最大化者"来确证服从问题的非政治性的"道德解",在实现实践理性与效用最大化的一致性的同时,确立道德的理性基础而抵御怀疑主义。然而这种区别于"康德-罗尔斯"的解释路径,通过"透明性"的假设来解决稳定性问题,同样面对如何通过理性测试而克服行为倾向的条件性,以弥补在理性自利与道德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