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今的大学教育有沦为职业教育的危险，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也在对技能素养的强调中黯然失色。面对如此境况，每一个关注民族未来的人，尤其是大学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殚精竭力，思考大学教育何去何从的问题。我想，应先回顾真正的大学精神是什么，再看看目前的大学教育的主要病症何在，最后探讨如何应对当前困境。
真正的大学精神
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专门学校”培养目标则是“学成任事”。因此，蔡元培对大学生提出了三大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的就职演说给我们的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宝贵的大学观念。
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谈到了大学的性质以及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要求。他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从这个灵魂出发，罗家伦对教师提出了八字方针：“尽心教学，努力研究。”大学生应如何做呢?他说：“便应当有大学生的风度。体魄康强，精神活泼，举止端庄，人格健全，便是大学生的风度。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干仞岗，濯足万里流’的心胸，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
蔡元培和罗家伦二人都强调了研究学问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目前公认最好的大学。这两所大学所体现的现代大学精神是什么?就是研究学问和道德修养并重，它也深刻地积淀在两所大学的传统校训中。北京大学的校训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果说北大校训强调的是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民主自由，那么清华大学的校训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精髓。它们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现代大学的主导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概括就是：在大学里，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读好书做好人。当然教师主要是教好书，但要想教好书，还得先要读好书才行。
让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的教育观念。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土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树立对真理和知识的绝对权威就是哈佛大学教育的灵魂。然而，仅有真理和知识还不够。1991年中国留美博士卢刚枪杀老师的悲剧告诫我们要关注人的德行。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最完整的知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爱因斯坦《科学与宗教》，《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P24)
大学不仅仅是真理的摇篮，更应该是精神的圣地，应时时刻刻关爱着个人的灵魂与人类的命运。孔子说：“君子不器。”人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器具。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君子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倾心于道的人(“朝闻道，夕死可矣”)，能超越日常功利生活的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大人之学，就是成为儒家所谓的大人的学问。其原则在于弘扬光明的善德，在于用这种善德革新民心使之去恶从善，在于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很显然，这与鲁迅所谓的“立人”，可谓异曲同工。
因此，我认为，大学教育真正落实的应该是：四年下来能让学生内心有种充实的感觉，让他们能够坦然走出校园积极面对现实的风雨，让他们的精神真正独立起来，成为一个求真向善爱美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教育才能真正算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然而现实不容乐观，大学的器具化相当严重。
现代大学的器具化
关于现代大学的异化问题的论述汗牛充栋。我从两方面关注现代大学的器具化问题：一是师生数字崇拜，二是师生沦为器具。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就指出“学术工业”的问题。他说：“让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透了。”正是这种压力造成了“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他进而提出把人文科学引向邪路的“四类偶像”——“数据偶像”、“新奇偶像”、“时代偶像”和“学院偶像”。其中“数据偶像”首当其冲，它“相信必须先记录下全部可用的资料，然后再进行人文科学的其他研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由于数据崇拜者要求好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致使多少好思想不得不流产啊!”(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上海MR,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P187—190)在此，贡布里希是从研究的过程来谈的，简言之，就是占有越多的资料，研究越有成果。这会导致一种不良倾向——研究成果所引用的资料越多越容易发表。不否认有认真读书的真正学者，但是这些情况也大量存在：不会英文却硬要列举一大堆，没读过的书也为了充数被列出来。
数字崇拜还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态度上，就是成果数量越多越对自己有利。当前这种数字崇拜登峰造极。教师追求论文的数量，学生们追逐各种证书的数量。这种数字崇拜，更滋生出造假的风气。教师为了职称或福利，片面追逐论文，一稿多发，胡编乱造成风，学术腐败丑闻此起彼伏；而学生平时游手好闲，考试作弊像瘟疫一样蔓延。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922年，《教育独立议》)然而环顾当前大学校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和学生存在着沦为器具的倾向。
大学教师沦为器具的表现主要有三：教书匠、职称奴和学位狂。教书匠是为教书而教书。纯粹地讲授着课本知识。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见解，更不能引导学生深入研究。教书如此，遑论育人!这些老师是把教书纯粹地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职称奴见面就问“有没有发文章啊?发了几篇?有没有国家级或国家重点级?”等等。他们最羡慕的人就是那些发了国家重点级文章的人。另外，近年来高校教师争相搞在职学位，甚至出现了教授争相读博士的现象。
现代大学生沦为器具的表现有三：教育体制下的学习工具；就业压力下的考试 (考证、考级、考研、考公务员等等)工具；无聊空虚时沦为网络工具。学习工具我称为“学奴”，他们往往都是些乖学生，眼睛盯着自己的学分与成绩。专业性都比较强，文理界限非常明显，对公共课敷衍了事。没有课他们就空虚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但是，他们考试的回答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考试工具我称为“考奴”，这些人考完英语四级考六级，考完导游考驾照……还有各种课程考试、毕业时候的考研和应聘工作时候的各种笔试。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虚中堕为网络工具，成为“网奴”。他们在没有课的时间里泡在网吧里，往往长时间沉湎其中，聊些无聊的话题，看些色情电影，写些流水账式的博客。
大学教育何去何从
现代大学教育何去何从?我觉得当前大学教育应做好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守人文精神。
大学教育理应成为一种人文教育，它的终极目标就是鲁迅所谓的“立人”。就是用自己的眼看世界，用自己的脑想问题，用自己的心悟人生，从而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成为求真向善爱美的人。
大学教师是大学人文精神的代表，应该研究如何教学，如何通过教学既能教书又能育人，如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渗透人文教育。大学研究不仅仅是指各个专业的学术研究，而且还有一种学问，那就是把专业教学与生活结合起来。晚年的爱因斯坦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无论是教堂还是大学——在它们行使其真正的功能的限度内——都是为了使人变得很崇高。”(《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P11)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不断塑造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谈得上教书育人。真正的大学教师，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更是生活智慧的启迪以及一种精神的凌空。
大学生更应加强人文修养，而不仅仅研究书本学问。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不能光读教科书、专业书，还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文史哲经典名著，以加强自己的人文修养。经过时间过滤的经典名著，是人类文明的最集中的积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知识、感悟智慧，可以学会如何生活、怎样做人。
第二，直面生存困境。
现在的大学生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抱怨解决不了问题，现实无法抗拒，我们只能适应现实并打点自己的生活。
阿城的小说《棋王》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生活方式：棋王一生的生活信念就是“顿顿饱就是福”，叙述者“我”承认“衣食是本”，但又坚信“囿在其中，终究不太像人”。这是因为精神性是人的最大属性。克尔凯戈尔说：“人的基本概念是精神，不应当被人也能用双脚行走这一事实所迷惑。”舍勒也认为，人的本质在“生命”之外，因为人是“精神生物”。“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直面生存困境，勇于锤炼精神，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才是大学生最主要的任务。
第三，读好书做好人。
坚守人文精神，直面生存困境，落脚点何在?就在读好书做好人。所谓“好书”，指所学专业里最优秀的书，不仅是最优秀的教科书，更是公认的名著；此外还包括专业之外的文史哲经典名著。所谓“好人”，钱穆说过：“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40)他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强调“好人”的“道德精神”或日“伦理精神”。我们结合中西文明的优秀品质，可以认为好人既是追求真理的人，善良的人，也是爱美的人。而现代大学片面强调技能与知识，忽视伦理关怀，只培养出了一批批“专家学者”，为此晚年的爱因斯坦一再呼吁：“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P37)一个和谐的人，便是一个真善美集于一身的人。
书怎样才能读好?读书是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每个人都应该参考前人，再根据自己的实际，不断探索出适于自己的读书方法。书无止境，读亦无止境。(关于读书，可参看拙文《读书之道》，栽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6期)人怎样才能做好?除了上文所说的要做到求真向善爱美之外，从我对生活的整体理解出发(整体的生活包括三个维度：生命一生活一存在)，做好一个人至少应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珍爱生命意味着我们不仅应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别人的生命，更应该胸怀敬畏生命的信念，关心身边的生命。积极生活意味着永远“在路上”，即永远处于通向理想的路上。即使荆棘满地，甚至一败涂地，也仍然前行。感悟存在意味着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不仅与人交朋友，还与身边的物交朋友，因为我们共同存在于一颗星球上。这是要超越日常庸俗的生活世界，走向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世界。
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大学才能真正名副其实，我们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
(本文编辑 王 正)
真正的大学精神
1917年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专门学校”培养目标则是“学成任事”。因此，蔡元培对大学生提出了三大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的就职演说给我们的大学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我们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宝贵的大学观念。
1928年31岁的罗家伦受命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谈到了大学的性质以及对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的要求。他说：“研究是大学的灵魂。”从这个灵魂出发，罗家伦对教师提出了八字方针：“尽心教学，努力研究。”大学生应如何做呢?他说：“便应当有大学生的风度。体魄康强，精神活泼，举止端庄，人格健全，便是大学生的风度。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干仞岗，濯足万里流’的心胸，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
蔡元培和罗家伦二人都强调了研究学问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目前公认最好的大学。这两所大学所体现的现代大学精神是什么?就是研究学问和道德修养并重，它也深刻地积淀在两所大学的传统校训中。北京大学的校训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如果说北大校训强调的是深受西方现代文明影响的民主自由，那么清华大学的校训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精髓。它们结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现代大学的主导精神：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用通俗易懂的话来概括就是：在大学里，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读好书做好人。当然教师主要是教好书，但要想教好书，还得先要读好书才行。
让我们再来看看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的教育观念。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土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树立对真理和知识的绝对权威就是哈佛大学教育的灵魂。然而，仅有真理和知识还不够。1991年中国留美博士卢刚枪杀老师的悲剧告诫我们要关注人的德行。爱因斯坦就曾说过：“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最完整的知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爱因斯坦《科学与宗教》，《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P24)
大学不仅仅是真理的摇篮，更应该是精神的圣地，应时时刻刻关爱着个人的灵魂与人类的命运。孔子说：“君子不器。”人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器具。君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君子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倾心于道的人(“朝闻道，夕死可矣”)，能超越日常功利生活的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四书之一的《大学》开宗明义便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大人之学，就是成为儒家所谓的大人的学问。其原则在于弘扬光明的善德，在于用这种善德革新民心使之去恶从善，在于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很显然，这与鲁迅所谓的“立人”，可谓异曲同工。
因此，我认为，大学教育真正落实的应该是：四年下来能让学生内心有种充实的感觉，让他们能够坦然走出校园积极面对现实的风雨，让他们的精神真正独立起来，成为一个求真向善爱美的人。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教育才能真正算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教育。然而现实不容乐观，大学的器具化相当严重。
现代大学的器具化
关于现代大学的异化问题的论述汗牛充栋。我从两方面关注现代大学的器具化问题：一是师生数字崇拜，二是师生沦为器具。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英国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就指出“学术工业”的问题。他说：“让大学职员中的普通教员知道他的价值是由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受邀参加讨论会的次数来衡量，那就简直糟透了。”正是这种压力造成了“学术工业”，“这种学术工业极少‘推动学科发展’，反而常常阻碍学术的发展”。他进而提出把人文科学引向邪路的“四类偶像”——“数据偶像”、“新奇偶像”、“时代偶像”和“学院偶像”。其中“数据偶像”首当其冲，它“相信必须先记录下全部可用的资料，然后再进行人文科学的其他研究”。他不无感慨地指出：“由于数据崇拜者要求好的观念必须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上，致使多少好思想不得不流产啊!”(贡布里希《理想与偶像》，上海MR,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P187—190)在此，贡布里希是从研究的过程来谈的，简言之，就是占有越多的资料，研究越有成果。这会导致一种不良倾向——研究成果所引用的资料越多越容易发表。不否认有认真读书的真正学者，但是这些情况也大量存在：不会英文却硬要列举一大堆，没读过的书也为了充数被列出来。
数字崇拜还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态度上，就是成果数量越多越对自己有利。当前这种数字崇拜登峰造极。教师追求论文的数量，学生们追逐各种证书的数量。这种数字崇拜，更滋生出造假的风气。教师为了职称或福利，片面追逐论文，一稿多发，胡编乱造成风，学术腐败丑闻此起彼伏；而学生平时游手好闲，考试作弊像瘟疫一样蔓延。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922年，《教育独立议》)然而环顾当前大学校园，我们发现许多教师和学生存在着沦为器具的倾向。
大学教师沦为器具的表现主要有三：教书匠、职称奴和学位狂。教书匠是为教书而教书。纯粹地讲授着课本知识。他们实际上没有自己的见解，更不能引导学生深入研究。教书如此，遑论育人!这些老师是把教书纯粹地当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职称奴见面就问“有没有发文章啊?发了几篇?有没有国家级或国家重点级?”等等。他们最羡慕的人就是那些发了国家重点级文章的人。另外，近年来高校教师争相搞在职学位，甚至出现了教授争相读博士的现象。
现代大学生沦为器具的表现有三：教育体制下的学习工具；就业压力下的考试 (考证、考级、考研、考公务员等等)工具；无聊空虚时沦为网络工具。学习工具我称为“学奴”，他们往往都是些乖学生，眼睛盯着自己的学分与成绩。专业性都比较强，文理界限非常明显，对公共课敷衍了事。没有课他们就空虚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但是，他们考试的回答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考试工具我称为“考奴”，这些人考完英语四级考六级，考完导游考驾照……还有各种课程考试、毕业时候的考研和应聘工作时候的各种笔试。而随着近年来网络技术的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空虚中堕为网络工具，成为“网奴”。他们在没有课的时间里泡在网吧里，往往长时间沉湎其中，聊些无聊的话题，看些色情电影，写些流水账式的博客。
大学教育何去何从
现代大学教育何去何从?我觉得当前大学教育应做好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守人文精神。
大学教育理应成为一种人文教育，它的终极目标就是鲁迅所谓的“立人”。就是用自己的眼看世界，用自己的脑想问题，用自己的心悟人生，从而真正从精神上站立起来，成为求真向善爱美的人。
大学教师是大学人文精神的代表，应该研究如何教学，如何通过教学既能教书又能育人，如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渗透人文教育。大学研究不仅仅是指各个专业的学术研究，而且还有一种学问，那就是把专业教学与生活结合起来。晚年的爱因斯坦说：“一切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的不同分支。其目的都是为了让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使它从单纯的生理存在中升华，并把个人引向自由……无论是教堂还是大学——在它们行使其真正的功能的限度内——都是为了使人变得很崇高。”(《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P11)教师，尤其是大学教师，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不断塑造自己的灵魂，然后才能谈得上教书育人。真正的大学教师，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更是生活智慧的启迪以及一种精神的凌空。
大学生更应加强人文修养，而不仅仅研究书本学问。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不能光读教科书、专业书，还必须阅读一定数量的文史哲经典名著，以加强自己的人文修养。经过时间过滤的经典名著，是人类文明的最集中的积淀，从中我们可以获得知识、感悟智慧，可以学会如何生活、怎样做人。
第二，直面生存困境。
现在的大学生面对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但抱怨解决不了问题，现实无法抗拒，我们只能适应现实并打点自己的生活。
阿城的小说《棋王》向我们展示了两种生活方式：棋王一生的生活信念就是“顿顿饱就是福”，叙述者“我”承认“衣食是本”，但又坚信“囿在其中，终究不太像人”。这是因为精神性是人的最大属性。克尔凯戈尔说：“人的基本概念是精神，不应当被人也能用双脚行走这一事实所迷惑。”舍勒也认为，人的本质在“生命”之外，因为人是“精神生物”。“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直面生存困境，勇于锤炼精神，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才是大学生最主要的任务。
第三，读好书做好人。
坚守人文精神，直面生存困境，落脚点何在?就在读好书做好人。所谓“好书”，指所学专业里最优秀的书，不仅是最优秀的教科书，更是公认的名著；此外还包括专业之外的文史哲经典名著。所谓“好人”，钱穆说过：“中国文化，最简切扼要言之，乃以教人做一好人，即做天地间一完人，为其文化之基本精神者。”(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P40)他是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强调“好人”的“道德精神”或日“伦理精神”。我们结合中西文明的优秀品质，可以认为好人既是追求真理的人，善良的人，也是爱美的人。而现代大学片面强调技能与知识，忽视伦理关怀，只培养出了一批批“专家学者”，为此晚年的爱因斯坦一再呼吁：“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P37)一个和谐的人，便是一个真善美集于一身的人。
书怎样才能读好?读书是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每个人都应该参考前人，再根据自己的实际，不断探索出适于自己的读书方法。书无止境，读亦无止境。(关于读书，可参看拙文《读书之道》，栽于《博览群书》2008年第6期)人怎样才能做好?除了上文所说的要做到求真向善爱美之外，从我对生活的整体理解出发(整体的生活包括三个维度：生命一生活一存在)，做好一个人至少应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珍爱生命，积极生活，感悟存在。珍爱生命意味着我们不仅应爱惜自己的生命、爱惜别人的生命，更应该胸怀敬畏生命的信念，关心身边的生命。积极生活意味着永远“在路上”，即永远处于通向理想的路上。即使荆棘满地，甚至一败涂地，也仍然前行。感悟存在意味着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不仅与人交朋友，还与身边的物交朋友，因为我们共同存在于一颗星球上。这是要超越日常庸俗的生活世界，走向一种艺术化的生活世界。
只有从这三方面着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的大学才能真正名副其实，我们的大学教师和大学生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灵魂。
(本文编辑 王 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