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一日一画”走红的漫画家Tango在微博上有四十多万粉丝，他的漫画有时会紧跟当天的突发新闻，所以这几天，他频繁接到多家海内外媒体电话，请他发表对巴黎《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袭击的意见，并且亮出《纽约客》那个红色笔尖的埃菲尔铁塔下血流一地的漫画封面，问他：为什么这次你反而没有针对这一事件创作漫画？　
　　作为一个从来不忍心让人失望的暖男型人格患者，Tango陷入了茫然。他深深感到，身为一个漫画家、一个每年都要去巴黎Ｎ趟的法国粉，而且他两个月后即将在巴黎开幕的漫画展就在离枪击现场不远的地方，他必须对此事持有态度。　
　　可他偏偏就是没态度。也不确定在这样一个漩涡之中，到底持有怎样的态度才是无懈可击的，才能够同时实现政治正确、道德正确、宗教信仰正确以及圈内口碑正确。　
　　信息时代的特征就是，人与人在信息层面上被无限逼近地链在了一起。事情远在几万公里之外，你却无法置身事外。群众的参与感被充分激发出来，于是，在各种突发性事件之后，“今夜我们都是汶川人”、“今夜我们都是上海人”、“今夜我们都是查理”这样的标题满目横陈。　
　　舆论有时候会演变成一种挟持，终于有人怒了，决定逆流而上，在朋友圈里吼出：“你才是查理，你们全家都是查理！”有人开始写下，“我绝不赞成杀人，但我也不是查理”、“我们是查理，他们又是谁？”
　　旅法画家茹小凡在巴黎街头百万人大游行中拍来一张照片：一个褐发男子在游行队伍里举着一块牌子——“我不是来支持谁，或者反对谁，我只是喜欢拿一块牌子在街上走走。”　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有时候，这不是简单的二元论，没有非此即彼的答案，也不可能仅凭站队，就一目了然世道人心。在随处可见的大考卷上，真相不是一道是非题，不是一道选择题，不是一道论述题。
　　《查理周刊》的幸存者Luz——一位因为当天会议迟到捡回一条命的漫画家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现在成了一个象征，就像我们画出来的漫画一样。一种沉重的象征主义的重量——原本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漫画中，也离我们很远的东西，现在落在了我们的肩上。”人们开始谈论，关于自由——出版的自由以及宗教的自由、关于尊重、关于种族、关于欧洲移民政策、关于恐怖、关于紧急营救、关于穆斯林、关于不同宗教的人口发展速度和实力对比……　
　　作为一本旨在描述人、并且通过记录人来记录时代的杂志，我们常常感受到这个时代对媒体提出的考验。一方面我们必须从海量芜杂的信息中提炼出意义和象征，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十分警惕这种提炼里面是否存在着经验主义、窄化真相和简单粗暴贴标签的成分。我们有时也难免陷入Tango式的茫然：我们应该持有怎样的态度？　
　　没有标准答案。　
　　就像每年我们惯例评选出的年度魅力榜单，别人常问我们，怎么样才算得上《南方人物周刊》的魅力人物？我们只能答：没有标准答案。每年这张名单之长，都更加佐证了没有标准答案，佐证了我们奉行的标准无比多元。任何试图给出答案的努力，最终都会被证明是一种虚妄或者辞不达意。星空浩瀚，更何况还有无数星星尚在我们目力之外闪耀。我们只能在坐标里标记出一些星点，供您测量我们的态度，或者偶有荣幸，成为您道路上的一个参照系。文明的灯火尚未繁荣之前，黑暗荒野里的人类就依靠星空指路，在灯火过于眩目之后，我们依然不想忘记：头顶尚有星空存在。　
　　就在刚刚，《查理周刊》的幸存者出版了最新一期的杂志，这份平时只印６万册的漫画周刊这期印刷了300万册，封面是先知穆罕默德手中拿了一张“我是查理”的纸板，他头上写着一行大字：“所有人都被宽恕了。”
　　也许这可以成为我们坐标系中一个比较确定的点：爱与恕。在寒冷的冬天，我们不炮制鸡汤，但提供很多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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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