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达芬奇‘密码’”。该节目说著名高端家具经销商品牌达芬奇涉嫌伪造产地，以次充好。《每周质量报告》披露达芬奇经销的相当数量的“意大利原产”家具，实为广东东莞贴牌加工生产，然后将其从深圳口岸出港，运往意大利，再运回上海报关回到国内，这些家具就有了全套的进口手续，摇身一变成为“100%意大利原装”、“国际超级品牌”。
　　 节目播出之后引发了各路媒体和公众的热议，接下来的几个月，达芬奇的名声和以往被《每周质量报告》节目揭露的各种假冒伪劣品牌一样，可以用“臭街”来形容：微博里到处是恶搞达芬奇总经理潘庄秀华泪洒新闻发布会的照片和视频。在公众一片痛骂声中，似乎又一个“假洋鬼子”即将倒掉。
　　 但这一切都在2012年到来的时候发生了大逆转，2011年12月31日，《新世纪》周刊刊发了重磅报道《达芬奇案中案》。这一长篇报道用详细扎实的调查掀翻了两期《每周质量报告》对达芬奇的主要造假指控，并抛出了记者李文学涉嫌收受百万“公关费”的猛料。报道刊出后一周，《京华时报》总经理崔斌因涉嫌收取达芬奇公司300万“公关费”而被北京市宣传部免职。
　　 达芬奇公司方面也已经向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举报，指控李文学故意编发虚假报道，徇私隐匿新闻事实，并利用职务之便，联合唐英、崔斌对达芬奇进行敲诈勒索，牟取巨额非法利益。
　　 关心此事真相的人们应该感谢新技术带来的录音和录像的便利，随着案件当事人的原始录音录像等关键证据被传上网，再加上《新世纪》的详细扎实的调查，真相已经逐渐水落石出。上海市工商局之前也宣布，经查实，达芬奇公司代理的所有意大利品牌家具，海关申报材料合乎要求；赴广东等地的调查未发现达芬奇在原产地上有伪造行为。这一官方结论也与达芬奇家居在7月的自辩公开信基本相符。达芬奇的自身的问题仅在于几个并不严重的细节，远非人们开始想象的那样制假售假。
　　 而《每周质量报告》的“达芬奇密码”的报道本身遵循的就是一个已经设定好结论、再去找论据的制作手法，几乎每个场景画面都是精心设计的。其中的核心证人和证言都已被证伪，其中记者李学文还涉嫌有意造假牟利。
　　 尽管主要事实已经越来越清晰，但有意思的是，许多公众并不愿意相信事件的大逆转。在腾讯《今日话题》栏目对此事进行了详细分析之后，专题后的网友跟帖显示网友并不愿意相信达芬奇的清白。“狗咬狗，一嘴毛，都不是好东西”、“谁知道这次是不是达芬奇又成功公关了《新世纪》和工商部门？”持这类看法的公众不在少数，这一现象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心理值得反思。
　　 其实在《新世纪》出来澄清此案之前，公众已经错失了几次纠错，看清真相的机会。比如《北京青年报》就曾发长文指出达芬奇并未制假售假，但在公众普遍认为达芬奇就是“假洋鬼子”的氛围之下，这样理性的声音犹如沸腾广场上的某个呢喃，效果甚微。更有能力澄清真相的当然是行政执法部门的调查，上海广东等地的海关、工商等部门的调查都表明，达芬奇没有原产地造假的行为，但这些结论反而被很多人认为是“失职”、“不作为”，甚至被质疑是被达芬奇买通。
　　 一切直到《新世纪》的报道出来才得以逆转。这其中的原因，除了该报道更为详细扎实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它揭露出了另一个丑闻，那就是记者和报社老总涉嫌敲诈勒索。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报道的轰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揭露一个新的、更大的丑闻的同时，顺便澄清了真相，给了达芬奇公道。吸引读者的，依然是丑闻。
　　 诚然，无论哪个社会的人，都容易被丑闻所吸引，但问题在于，如果一个社会的人们，只愿意相信丑闻，那就是社会的病态了。丑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社会的普遍心理是觉得只有丑闻值得相信。
　　 或许有人又要谴责民众的盲从和无知。但我们更应该拷问的是，是什么造就了这种只相信丑闻是真实的社会心理。
　　 不久前，国家质检总局通报指出，蒙牛等企业生产的液体乳未新发现黄曲霉毒素超标问题。但很多人依然不相信这一结论。因为人们依然记得，三鹿奶粉的“国家免检产品”正是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
　　 人们也曾经相信专家，但在那些谎言的炮制过程中，何尝不是经常有专家的参与？人们也曾经相信媒体，但当一个重量级的媒体去揭露了一个重量级媒体造假的时候，他们到底相信谁呢？
　　 （摘自《南方周末》 图/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