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使人抱团，使人产生对仅有的确定之物的依赖，这些确定之物包括土地、房屋、家庭成员乃至饲养的家禽。洪水来临的时候这种依赖性愈发显现，似乎只要这些事物不被冲垮，人就有活下去的力气。

桥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洪水什么时候会来。
　　5月是西河丰水期。在此之前，东岸的人们可以走过一座矮小的木桥，到荻溪村购买食材、家具或者维修机器;在此之后，木桥淹没，人们乘船往来。直到三十多年前，人们在这里造了一座高大的石桥，但石桥如今也成了危桥，几处栏杆断裂，被人用竹子绑住固定。
　　夜晚，石桥上坐着一个巡河的人，一边听收音机，一边观望河水涨落。他55岁，印象中西河原先水运发达，一天往来几十艘船只，载着木材、泥沙从安徽驶来。慢慢地，这样的景象几乎不可见了。
　　这条河是江西省鄱阳县四大水系之一，自安徽流入鄱阳湖，到八九月会进入枯水期，河床仅剩下不足脚踝深的水。
　　每年多少都有洪涝威胁，所以西河两岸各有一道圩堤。西岸的崇复圩较小，大概两层楼高，圩堤上建造了许多民居、商铺，成为荻溪村的主干道;东岸的东联圩较大，接近三层楼高，民居全部退于圩堤之后，仅作为一道屏障。
　　正常或偏湿年份，鄱阳湖流域容纳水量能力在6月达到饱和，若6至7月降水量超出正常年份，则洪涝发生，比如今年。
　　暴雨是从6月开始的，一个月后，7月5日1时，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达到19.01米，超过警戒水位，并且仍在不断上涨。
　　7月8日早晨，西河崇复圩内长丰村的余时发起床，看到鱼塘闸口的水一晚上淹没了十级阶梯，他立马决定动手搬东西。
　　余时发是这一带的承包大户，有180亩农田。他很快把一百三十多包肥料搬上车，往北开500米，上圩堤，在地势较高处停下。圩堤的地势低处已经出现漫水，他又立即加入保圩队伍。没多久，他意识到圩堤低处已经保不住了，于是一路小跑回家，把一辆摩托车开到圩堤较高处，再跑回去开电瓶车、三轮车，最后一趟，车怎么也发动不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隔壁长丰村在外务工的余春华，两天前回家参加亲戚葬礼，买了当天离开鄱阳的车票。中午12点刚过，水已经漫过圩堤，为免被洪水阻断交通，他和堂兄弟匆匆坐车离开村子。
　　水漫到了街上，“我妈妈就说收拾东西带小孩走，我就开始慌慌张张收拾，最后东西都没拿齐全，大概拣了小孩子的衣服。“张伟说，她耐心又温和，有两个孩子，一家人在荻溪村街上开了一间蔬菜批发市场，“有点逃荒的感觉。”
　　街上废品回收站主人黄紫益在拼命打电话。他和邻居看到水泥地面上破开一个窟窿，水喷涌出来。他想喊人来把自家车开走，但没来得及，邻居的车棚倒了，很快，房子也被冲倒，圩堤上出现破口。他又朝着屋子喊妻子、女儿和母亲，四个人什么也没带，连借来买机器的5万块钱也没来得及拿，就往对岸跑。刚跑出屋子，他9岁的女儿黄芯琪看到小狗球球还在二楼，呼了好些遍“球球”。“它不想离开家。” 黄芯琪说。
　　人群穿过石桥，跑到了对面的圩堤上。堤上站满了人，有的是从西岸逃过来的，有的是从东岸赶上来的。在那里，可以清晰地看到黄紫益的房子开始倒塌，好像跌了一跤，摔进水里，然后洪水从缺口处猛灌进去，迅速填满圩堤内将近一万亩的土地。

美人

　　黄传声家的冷柜臭了。
　　这事發生在洪水来的第三天，黄传声妻子闻到屋子里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像夏天的厨余垃圾散发的。她家在村口开了一家菜市，味道来自家里的三台冷冻柜。停电三天，储存的鱼、鸡腿、猪肉等已经发臭，她只好把这些一股脑扔进河里。
　　在她附近，双喜家的超市损失将近200万;仁爱家的房子最先倒塌，家具店几十万的存货都浸泡在水里;农田、鱼塘全部被洪水淹没。

　　圩堤在荻溪村的破口长近80米，原先矗立的五幢房子，有四幢没入水底，还有一幢倾斜在水面上，水泥墙、巨大的玻璃窗、屋顶的热水器都完好无损，只是浸泡在水里，一动不动。
　　村里人人都知道黄紫益一家，失去所有财产还背负债务。7月下旬，黄紫益接到银行的催还贷款电话，他几次解释，甚至带对方来断堤处看，希望能有一段缓冲时间，但目前仍没奏效。
　　张伟有时候见到黄紫益的妻子黄立妹都不知道该摆出什么样的表情，怕如果贸然去安慰，“好像我带着一点可怜的心情去可怜她，人最怕就是别人可怜的那种目光，是吧？如果不安慰的话，又好像不仁义。”
　　她很喜欢黄家的小女儿，黄芯琪长得好看，伶牙俐齿，看见人的时候总是在笑，“那女孩有一脸的倔强。”有时候她听到有人在她妈妈身边讨论房子的事情，会提出不要再讲了，然后给她妈妈讲笑话听。她说一个月前外公去世，妈妈就没有了笑脸，“看到她没有笑脸我好像也想哭一样。”
　　7月8日一共出现了四处破口，五个行政村的29个自然村受影响，其中将近20个村子被浸泡在水中。在这一带，许多房屋都是在近一两年建造或装修完成的。很多人年轻时在外务工，攒下积蓄，然后回家建房，建好房又要装修。黄紫益的父辈如此，他也如此，“每个人人生都有欲望，没有欲望哪有动力，是吧？” 　　倾斜在水面上的那座房子，一时变成了洪水中的一个标志物。不少人路过附近，会特意拐过来望一眼。有一个邻居过去一直觉得这幢房子好看，他走到那里去看，在烈日下用一种惋惜的语气讲：“是个美人啊。”

鸡

　　如果没有洪水，站在余时发家二楼平台上，能看到他承包的180亩农田、500米长的狭长鱼塘、晒谷场和一间停了五辆车的车棚。
　　他是个肤色黝黑、声音洪亮的农民，穿着紫色T恤、灰色五分裤和粉色凉拖。他不喝酒，也不抽烟，唯一的爱好是打牌。他每天几乎雷打不动，要跑到圩堤另一边的街上玩牌，输多赢少，但朋友也多了。
　　洪水后，他到景德镇的大女儿家住了一晚上，又跑回来，村里说要买船，但得先用他的船带大家出来才行。
　　第二天，他载着其他两位村民出发了。“1998大水是清早七八点破圩堤，到晚上12点就打平水（圩堤内水面与河面齐平），流了十几个小时。今年这个地方流了三个小时就打平水。”余时发想，照理说水流应该已经平缓，但船行至破口处，他们发现水流仍然湍急。他们撞上一根高压线，三人被掀翻落水。余时发被洪水冲出去几十米远，“我估计我今天肯定是快死了。我说管它怎么样，死了算了。”余时发说道。
　　他的人生哲学特别简单——什么事都是小事，“我管它怎么样，吃的喝的都管好，死了就没事了。”洪水来的那一天，村里有个63岁的男人去世了。他过去在外打工赚钱，“喝酒他从来没喝过10块钱一斤的酒，都是喝5块钱一斤的酒，抽烟从来不抽上10块钱一包的烟，都是抽四五块钱一包的烟。”余时发说，“可怜得要命。”
　　他也因此经常很快乐的样子，洪水淹没他所有农田和鱼塘后，只有一次，他提起保险赔偿的事情，保险公司说按照稻子的不同成熟程度来赔偿，余时发的单季稻5月才下地，可能只能赔到每亩200元的价格。
　　“钱不重要，命重要。”余时发说。
　　“那你为什么回水里来看这些东西，不搬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住？”

　　“守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村子上的东西，他们叫我们来帮忙的，村里面要帮忙看的。”余时发努努嘴，示意外面那片洪水浸泡的村庄。十几年前，他从农户手里一亩一亩把田承包来，到一年收成之后，一户一户上门去给他们结款。
　　现在白天，他开着船接送村民出入、运送物资，晚上和其他留守的村民在水面巡逻。每隔两三天，要给村前一户人家留在三楼的十几只鸡喂水。“他（邻居）把鸡背上去，被子全部湿掉了。我说，天呐，你怎么不把被子背上去呢？他把那些鸡看得重得要命。（劝）他走的时候，他说我不能走，我这个鸡不行。救援队劝了一两个小时，他儿子说，老爸，去了，这个鸡你叫叔叔给你搞行不行？我答应给他搞，他才走了。他说，你要给我那些鸡喂水哦。”余时发笑起来。
　　吃完晚饭，切了一个从洪水中抢救上来的西瓜，余时发把竹躺椅搬到三楼露天平台上睡觉。入伏之后，气温升高，无风，河水的气味代替了稻谷的味道，原本应该全是農田和树木的地方，只能听到稀疏的蝉鸣与蛙叫，还有鱼跃出水面又落回去的扑通声。
　　5点，天色大明，居民们起床，余时发驾船在村里转一圈，接上五家出行者，往岸上去了。前一天晚上布置好渔网的居民，已经打捞上来一船鱼，一条一斤多重的鳊鱼只卖10块钱。
　　前几天，镇上的司机汪伯通跟我说起一件事情：四天前，他载着客人到一个渡口，看到一条大鱼被人捞上来，他有生以来头一回看到这么大的鱼。
　　“多大？”
　　“有我这么大。”他把一只手举到头顶。
　　“什么颜色的鱼？”
　　“白色。”他说，“我说那是神。”

龙舟

　　洪水到来13天后，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村民要么投靠了亲戚，要么到镇上的安置点去了。
　　余长江和他的岳父岳母仍然生活在水中。岳父因为中风，右边手脚都不能动，起居都由岳母照顾，如此已经五年，直到洪水来临。
　　每年端午节前后，西河都会举办龙舟比赛，吸引附近几十个村子的年轻人回乡，他们按照村组组成队伍，自由选择对手，自由划定赛段。余长江常年在外打工，但每年端午节定会回一趟家。划龙舟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与家人团聚。
　　但是，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没有举办龙舟赛。余长江回家后反而因为连降暴雨无法出门。因为请假时间长，他把在工地的工作辞了，这让他焦虑，但又不能离开村子半步——石桥上有人看守，一旦出了村子就不能再回去，他只好把在安置点的八十多岁的母亲托给侄女照顾。
　　安置点在油墩街镇上的中学里，十多人住一间宿舍。在余长江看来，对于无法自理的岳父和上了年纪的岳母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去处。
　　对于余春华的父母来说，同样如此。
　　7月8日中午，余春华和堂兄弟坐车离开村子的时候，水已经漫过圩堤，如果不离开，就会被困住。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他还没到车站，就得知洪水来临的消息，坐在车里万般无奈，很难说清心里滋味。
　　洪水到来一周后，刚离家外出打工的余春华又回了家，安置父母。他正要上船过河的时候，接到电话说，父亲被蛇咬了。因为家里没有吃的，二老划船去老房子里取一坛酸菜，父亲不幸被一条花蛇所伤，整条右臂肿得老大。余春华回到家中，带着父亲跑医院、配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父亲只能吃一些菜籽油和盐简单炒制的蔬菜。 　　他原本天天劝说父亲去灾民安置点，之后不再提起这事了，因为担心外面的人没有自己照料得细致。但他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在出门打工和在家照顾双亲之间平衡。随着洪水到来，这重矛盾似乎也决堤了。
　　第二次回家三天后，他到附近张伟家的批发市场，买了冬瓜、包菜、洋葱，给父母打了两桶50斤的水，准备再次外出打工。
　　大多数村民都去了政府设立的安置点，小部分仍然住在村里的人，白天常常坐船到街上，坐着聊天，像雨后冒出的螺蛳一样，这里才让他们觉得放松、自在。“有些没有好的亲戚，儿子又在外面打工，不愿意去，好像去了是打扰别人，老人家嘛，什么都不方便，大便小便都不方便，他不愿意去打扰人家。你像我就在家里，不去亲戚家，对别人家不方便，宁可自己苦一点，家里自由。” 长丰村的一名村民说道。
　　“刚开始发洪水的时候，我带小孩走了，我也叫我爸爸妈妈走，但他们说怎么行，家还在要守着，不走，叫了好多遍。然后，我们家亲戚也都打电话叫他们走，他们都不走。”开批发市场的张伟说，她觉得父母不肯离家，是对熟悉的人际、环境的留恋。比如语言，在鄱阳湖一带，相隔仅五公里的荻溪村和油墩街镇的方言相差不少。张伟从百公里外的莲湖乡嫁到荻溪村，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当地方言，更何况年纪更大的长辈，“一辈子生活在这，都没怎么出去过。”

新的暴雨

　　7月19日下午，一辆赣E牌照的汽车驶过石桥，驶进荻溪村，在距离破口50米处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县领导一行人。他们围在一起讨论抢修方案与后续措施。
　　其中一位水利专家说，如果要抽干这里面的水，需要30台55千瓦的抽水机，成本高而效果差，“现在几个县都抽不了，只能修两个口子，留一个，让它自然放干。”
　　那之后这里会如何呢？
　　千亩圩堤普遍存在堤身不达标、堤基防渗能力差的问题，这样的圩堤在江西省内有将近700条。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财力维护和修缮千亩圩堤，在这里是一种常态。根据镇上一名干部的说法，整个油墩街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出务工。
　　即使将这一片扩大规划为万亩圩堤，获得一定的财政投入，也于事无补，因为东岸是五万亩圩堤，占用了更多资源。“同一条河流的水，就跟小孩一样的，一个5岁的小孩和一个18岁的小孩，你没法比，肯定倒这里。”县领导说。

　　此外，以整体搬迁来解决受灾问题，看起来也困难重重。
　　两天前，余春华在家时，曾表达过自己的担心——今年不像1998年，可以用迁移来解决问题。因为这几年间很多人家都建好了房子，且花了大心血，比如，他的房子造了5年，去年刚刚完成，所有的家具、装修都是赊的账，“我这辈子不可能再造第二个房子了。”
　　水位逐渐下降后，人们迫不及待地开始打扫房屋，有的把家具搬到水中清洗，有的划着木桶船拿水瓢舀水往墙上泥垢处泼，有的跑到地下一层铲起已经发臭的水体。
　　但到7月19日，南风又刮得特别厉害，桥中央的竹筒發出呜呜声。很快下起暴雨来，“十多天前就是这样的雨”，退水后露出一楼地面的房子重新被水淹没。
　　有一天，黄芯琪做梦梦到洪水涨到家里来，他们全家都搬到屋顶去，她、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奶奶，还有去世的爷爷都在那里。他们搭了好几个帐篷，生火煮饭。过了几天洪水退去，大家一起搬下了楼，房子稳稳立在那里，没有沉入水底。
　　然后她醒了。她以为自己睡在屋顶上，迷迷糊糊一阵之后才反应过来是在姨父家里。
　　讲这个梦境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村里那条坑坑洼洼的主干道上，切了两片西瓜打算拿去给她爸爸妈妈。黄芯琪穿着一条红色的涤纶面料连衣裙，是她妈妈前两天花八十多块钱买的。然后，她问我：“你说人死了去哪里？”
　　“你觉得去了哪里？”
　　“天堂？要么是八仙过海？”她说，“我猜的。”
　　“他们去那里做什么？”
　　“保护我们吧。”
　　（实习记者包莉婷对本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