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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22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第一轮正式推举前，学界领袖胡适列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人文院士”名单，分哲学、史学、语言学等类别，共17人。在哲学组，胡适推荐了三人：吴稚晖、汤用彤和金岳霖。而当时已有“当代中国哲学第一人”之誉的冯友兰，没有被胡适看中。
名单上为什么没有冯友兰呢？
按说，哲学组要么不设院士，要设，冯友兰就算不居首席，一甲之列是绰绰有余的。因为论哲学造诣，一般人远不可及。这吴稚晖与冯友兰，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根本没法比：要说他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翻译家，这家那家，都可信，甚至推他为“人文院士”，也还行；但硬要给他戴上“哲学家”的帽子，就十分牵强了。可名单上有吴而无冯，这是哪门子说法呢？
既然在两人的取舍上，胡适的标准不是学术，那是不是政治呢？吴稚晖是国民党的元老，连蒋介石都待之以师礼。而冯友兰呢？一贯沉浸于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与党派关联不大。可胡适“亲”吴而“疏”冯是因意识形态的话，就更不可信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根本不是胡适的做派。要知道，他胡适最为人称道的一处便是他的容忍，不必引证。同样这份名单，郭沫若也赫然在列，而郭沫若早不是“自己人”了。郭沫若能入眼，冯友兰却无名，归结为党派关系，也不能服人。
那是不是冯友兰大节有亏呢？如果不论学术，不论政治，而是冯友兰名格有污，一票否决，也好理解。问题是，冯友兰并没有什么劣迹。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没有在任何伪大学、伪团体、伪机构任职。相反，他与联大师生从“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到“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可谓同舟共济，生死相系。他的人品、学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相映成趣的是，与胡适亦师亦友的傅斯年也列了一份推荐名单，在哲学组，他推荐了汤用彤、冯友兰和金岳霖三人。傅斯年在学界呼风唤雨，狂狷耿直。如果冯友兰有污，傅斯年早就口诛笔伐、食肉寝皮了，哪还容他粉墨登场？
有学术贡献，无政治牵连，大节又不亏，且还只是推荐，为什么胡适就不把冯友兰举上呢？论交谊，胡适还是冯友兰在北大时的恩师，而这弟子与自己年龄相仿却低首降心，满是敬重，怎么就不能成人之美呢？是不是师徒之间有不为人知的过节呢？这让人很容易想到两人的“哲学史”。
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名声大噪。而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誉满学界。作为“前浪”的胡适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理应悦纳作为“后浪”的冯友兰。可偏偏胡适的“哲学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而冯友兰的“哲学史”上下两册，先后问世。更气人的是，冯友兰的“哲学史”不仅全了，还另立山头，备受推崇。“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就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而学界同仁金岳霖认为冯友兰有主见，“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倒是冯友兰自己谦虚：“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其实，胡适有胡适的好，冯友兰有冯友兰的长。就算冯友兰另架炉灶、青出于蓝，熟知“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的胡适也当泰然处之。可胡适小气了，不但小气了，还一抛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虽然，他没有与冯友兰公开论战，但彼此的关系从此越来越僵。名单上没有冯友兰，大概是出于忌恨吧。
日后的胡适，多时多地对冯友兰有尖酸凌厉的议论，便是明证：他在日记里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糕了”，“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他致友人的书信里称“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够不上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他甚至在人前冷嘲热讽，说“天下愚蠢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右者”。胡适曾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显然，对冯友兰，胡适不但没有“持平”，还近乎狭隘与刻薄，与他一贯的雅量与温和反差巨大。
当然，胡适的为人、为学，不能因一人一事而大加怀疑。毕竟，他不举冯友兰的真实缘故，我们已无从可知。而对于各种模棱两可的猜测，胡适有一个说法，叫“猜笨谜”。也许，我们猜的就是一个“笨谜”。
末了，要说明的是，当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最早有510人被推荐，后减至402人，又减至150人。到了1948年3月27日，经过5轮无记名投票，名单尘埃落定。原本要选100人为院士，最终只有81人当选。而81人中，胡适举的吴稚晖占有一席，他没有荐的冯友兰也榜上有名。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教师）
名单上为什么没有冯友兰呢？
按说，哲学组要么不设院士，要设，冯友兰就算不居首席，一甲之列是绰绰有余的。因为论哲学造诣，一般人远不可及。这吴稚晖与冯友兰，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根本没法比：要说他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翻译家，这家那家，都可信，甚至推他为“人文院士”，也还行；但硬要给他戴上“哲学家”的帽子，就十分牵强了。可名单上有吴而无冯，这是哪门子说法呢？
既然在两人的取舍上，胡适的标准不是学术，那是不是政治呢？吴稚晖是国民党的元老，连蒋介石都待之以师礼。而冯友兰呢？一贯沉浸于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与党派关联不大。可胡适“亲”吴而“疏”冯是因意识形态的话，就更不可信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根本不是胡适的做派。要知道，他胡适最为人称道的一处便是他的容忍，不必引证。同样这份名单，郭沫若也赫然在列，而郭沫若早不是“自己人”了。郭沫若能入眼，冯友兰却无名，归结为党派关系，也不能服人。
那是不是冯友兰大节有亏呢？如果不论学术，不论政治，而是冯友兰名格有污，一票否决，也好理解。问题是，冯友兰并没有什么劣迹。在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没有在任何伪大学、伪团体、伪机构任职。相反，他与联大师生从“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到“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可谓同舟共济，生死相系。他的人品、学品，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相映成趣的是，与胡适亦师亦友的傅斯年也列了一份推荐名单，在哲学组，他推荐了汤用彤、冯友兰和金岳霖三人。傅斯年在学界呼风唤雨，狂狷耿直。如果冯友兰有污，傅斯年早就口诛笔伐、食肉寝皮了，哪还容他粉墨登场？
有学术贡献，无政治牵连，大节又不亏，且还只是推荐，为什么胡适就不把冯友兰举上呢？论交谊，胡适还是冯友兰在北大时的恩师，而这弟子与自己年龄相仿却低首降心，满是敬重，怎么就不能成人之美呢？是不是师徒之间有不为人知的过节呢？这让人很容易想到两人的“哲学史”。
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名声大噪。而冯友兰写了《中国哲学史》，誉满学界。作为“前浪”的胡适也不是小肚鸡肠的人，理应悦纳作为“后浪”的冯友兰。可偏偏胡适的“哲学史”只有上卷，没有下卷，而冯友兰的“哲学史”上下两册，先后问世。更气人的是，冯友兰的“哲学史”不仅全了，还另立山头，备受推崇。“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就说：“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允宜列入清华丛书，以贡献于学界。”而学界同仁金岳霖认为冯友兰有主见，“既以哲学为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则他所注重的不仅是道而且是理，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不仅是问题而且是方法。”倒是冯友兰自己谦虚：“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其实，胡适有胡适的好，冯友兰有冯友兰的长。就算冯友兰另架炉灶、青出于蓝，熟知“学术文化本是天下公器”的胡适也当泰然处之。可胡适小气了，不但小气了，还一抛待人接物的温良恭俭让。虽然，他没有与冯友兰公开论战，但彼此的关系从此越来越僵。名单上没有冯友兰，大概是出于忌恨吧。
日后的胡适，多时多地对冯友兰有尖酸凌厉的议论，便是明证：他在日记里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糕了”，“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他致友人的书信里称“这种没有历史眼光的书，绝对够不上权威的和综合的叙述，更不是对重要学派的相当均衡的处理”；他甚至在人前冷嘲热讽，说“天下愚蠢恐无出芝生（冯友兰）右者”。胡适曾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显然，对冯友兰，胡适不但没有“持平”，还近乎狭隘与刻薄，与他一贯的雅量与温和反差巨大。
当然，胡适的为人、为学，不能因一人一事而大加怀疑。毕竟，他不举冯友兰的真实缘故，我们已无从可知。而对于各种模棱两可的猜测，胡适有一个说法，叫“猜笨谜”。也许，我们猜的就是一个“笨谜”。
末了，要说明的是，当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最早有510人被推荐，后减至402人，又减至150人。到了1948年3月27日，经过5轮无记名投票，名单尘埃落定。原本要选100人为院士，最终只有81人当选。而81人中，胡适举的吴稚晖占有一席，他没有荐的冯友兰也榜上有名。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肇庆外国语学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