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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亚非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一批宗教、教派主义势力纷纷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乃至上升为本国政坛的主要力量。伊朗伊斯兰共和党(现为伊斯兰联合党)、阿富汗塔利班、印度人民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等曾相继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以色列全国宗教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等有的曾经甚至依然是本国政坛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近期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一些激进的宗教政治组织呈现向合法化、政党化转型势头,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一度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2006年哈马斯还一举夺得执政权,成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演进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存在,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对相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关系等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宗教政治组织的崛起及向合法化、政党化发展的复杂原因
在与外族入侵者或国内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许多宗教政治组织都是在国家面临危险、社会出现动荡的大背景下萌生,并在奋力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伊朗自王权与教权分离后,宗教势力与国王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70年代末两股势力发生激烈碰撞,霍梅尼领导激进派教士集团利用民众对社会贫富悬殊等现实的不满,以及挣脱美国等大国控制的强烈愿望,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伊斯兰共和党随即成立,一度成为激进派教士集团动员群众的主要政治工具,在1987年解散后,重组为伊斯兰联合党,现仍为议会第一大党。阿富汗塔利班产生于20世纪末本国内战不休、派系割据、民不聊生的特殊背景下,它打着“铲除一切邪恶根源”的旗号,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加上外部势力的支持,很快占领了全国90%的地区,获取国家的执政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在抗击以色列侵略、镇压和围剿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们从事抵抗斗争的英勇行为博得国内多派政治力量的尊重和支持,群众基础日渐深厚,使其合法性得以体现,甚至在国家选举中异军突起。
一些传统政党的政策失误以及权力腐败为宗教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当局为了适应国际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但有些改革不同程度地导致政局涣散、伦理失落及社会分化。有些国家家族当政,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土耳其正发党、印度人民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就是通过揭露执政党或执政当局政策之短、抨击其用权之腐而受益当政的。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应对危机和冲突不力,使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在对执政当局丧失信心后,转而更多地寻求通过宗教政治组织来表达利益和要求。西亚、北非部分国家的宗教政治组织也正是打着民意牌并在顺应“民心”的要求下,在部分地区担负起执政党应负的责任,不断建立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网络,惠及中下层民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都向民众提供了比执政党或当局更优、运作更佳的社会服务,从而获得广泛支持,并为它们步入政坛,向政党化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
部分宗教政治组织努力适应时代要求,进行自身政策调整,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二战后,许多国家确认了政教分离原则,非法的宗教政治活动在多数国家受到严厉打压,宗教的影响日渐衰微。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为了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民众中的影响,努力与时代和本国的社会发展相适应,改变思维,调整政策策略,调整对世俗主义的态度与政策。它们改变传统非法斗争的立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组建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以渐进方式朝其政治目标演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开始放弃暴力政策,奉行以和平为基础,构建议会政治、伊斯兰经济和向市民社会渗透的“三驾马车”新政策。黎巴嫩真主党在纳斯鲁拉的领导下,开始推行“温和主义”,强调与其他政党、宗教团体和平相处。哈马斯取得执政地位后,也曾一度参与巴勒斯坦民主进程,致力于向政治党派发展。其具体政策曾出现某些微妙变化。如在2006—2007年初,它作出了一些策略调整,对以色列、美国等采取忍让政策,克制自己的暴力行为,有意向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相对理性、正面的形象,只不过后来的形势变化使它改变了这一政策。
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政治多元化,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为一些宗教组织走向合法化、政党化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向外扩展民主作为其首要外交目标。在中东地区,美国更是抛出“民主化改造中东”战略,其最根本的考虑是通过“民主化”防范并遏制中东伊斯兰势力坐大。但是,事与愿违。在美国的打压下,一些阿拉伯国家被迫走上民主化道路。它们纷纷进行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不同程度地引入西式民主选举的模式。然而,正是借助这些选举,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黎巴嫩真主党扩張了势力,伊拉克什叶派崛起,哈马斯一举取得执政地位。
宗教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的内外影响
打破了部分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印度人民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崛起打破了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并在印度基本确立了国大党和人民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新的政党格局。土耳其繁荣党、正发党的上台执政也改写了传统世俗政党主政的历史,打破了一直由世俗政党掌权的局面,加剧了本国世俗政党之间的矛盾,迫使传统政党进行新的分化重组。随着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短暂执政所导致的专业集团“一党独大”历史的终结,在该国曾一度出现温和伊斯兰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相对弱于传统世俗政党的新的政治生态,但现在世俗政党力量占明显优势。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崛起,则一度引发该国政坛的重新洗牌,打破了一直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宰政局的历史。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虽未政党化,但它事实上已在议会成为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最大反对力量,对执政党构成很大威胁。因宗教政党与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对相关国家所引发的冲击波并未停止,并将继续对一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演进产生影响,政党政治之争在这些国家将出现更为纷繁复杂的态势。
对相关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一些宗教政治组织当政后,随即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理念作用于社会生活,有的甚至以宗教原则来调整和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科学文化、教育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伊朗霍梅尼革命后,不仅彻底改变了国体政体,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而且明显改变了本国原先相对开放的世俗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走向封闭、保守甚至倒退,这种状况曾经在伊朗改革派当政时有所改观,但近几年来又在走回头路。巴基斯坦的宗教政党联盟——实践团结联盟在西北边境省执政后,落实和完善伊斯兰教教法,加速推进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试图改变巴勒斯坦温和的、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形象。阿富汗塔利班在其上台后,推行复古倒退政策,将阿富汗国名由“共和国”改为“伊斯兰酋长国”;从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人们实行极端原教旨主义控制;强制推行中世纪式的一些法律;极力排斥其他文化和宗教及教派,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炸毁巴米扬大佛雕像。塔利班的极端主义作法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其倒行逆施最终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打击。尤其是在2001年的“9
宗教政治组织的崛起及向合法化、政党化发展的复杂原因
在与外族入侵者或国内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许多宗教政治组织都是在国家面临危险、社会出现动荡的大背景下萌生,并在奋力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伊朗自王权与教权分离后,宗教势力与国王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70年代末两股势力发生激烈碰撞,霍梅尼领导激进派教士集团利用民众对社会贫富悬殊等现实的不满,以及挣脱美国等大国控制的强烈愿望,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伊斯兰共和党随即成立,一度成为激进派教士集团动员群众的主要政治工具,在1987年解散后,重组为伊斯兰联合党,现仍为议会第一大党。阿富汗塔利班产生于20世纪末本国内战不休、派系割据、民不聊生的特殊背景下,它打着“铲除一切邪恶根源”的旗号,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加上外部势力的支持,很快占领了全国90%的地区,获取国家的执政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在抗击以色列侵略、镇压和围剿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们从事抵抗斗争的英勇行为博得国内多派政治力量的尊重和支持,群众基础日渐深厚,使其合法性得以体现,甚至在国家选举中异军突起。
一些传统政党的政策失误以及权力腐败为宗教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当局为了适应国际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但有些改革不同程度地导致政局涣散、伦理失落及社会分化。有些国家家族当政,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土耳其正发党、印度人民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就是通过揭露执政党或执政当局政策之短、抨击其用权之腐而受益当政的。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应对危机和冲突不力,使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在对执政当局丧失信心后,转而更多地寻求通过宗教政治组织来表达利益和要求。西亚、北非部分国家的宗教政治组织也正是打着民意牌并在顺应“民心”的要求下,在部分地区担负起执政党应负的责任,不断建立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网络,惠及中下层民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都向民众提供了比执政党或当局更优、运作更佳的社会服务,从而获得广泛支持,并为它们步入政坛,向政党化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
部分宗教政治组织努力适应时代要求,进行自身政策调整,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二战后,许多国家确认了政教分离原则,非法的宗教政治活动在多数国家受到严厉打压,宗教的影响日渐衰微。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为了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民众中的影响,努力与时代和本国的社会发展相适应,改变思维,调整政策策略,调整对世俗主义的态度与政策。它们改变传统非法斗争的立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组建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以渐进方式朝其政治目标演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开始放弃暴力政策,奉行以和平为基础,构建议会政治、伊斯兰经济和向市民社会渗透的“三驾马车”新政策。黎巴嫩真主党在纳斯鲁拉的领导下,开始推行“温和主义”,强调与其他政党、宗教团体和平相处。哈马斯取得执政地位后,也曾一度参与巴勒斯坦民主进程,致力于向政治党派发展。其具体政策曾出现某些微妙变化。如在2006—2007年初,它作出了一些策略调整,对以色列、美国等采取忍让政策,克制自己的暴力行为,有意向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相对理性、正面的形象,只不过后来的形势变化使它改变了这一政策。
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政治多元化,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为一些宗教组织走向合法化、政党化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向外扩展民主作为其首要外交目标。在中东地区,美国更是抛出“民主化改造中东”战略,其最根本的考虑是通过“民主化”防范并遏制中东伊斯兰势力坐大。但是,事与愿违。在美国的打压下,一些阿拉伯国家被迫走上民主化道路。它们纷纷进行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不同程度地引入西式民主选举的模式。然而,正是借助这些选举,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黎巴嫩真主党扩張了势力,伊拉克什叶派崛起,哈马斯一举取得执政地位。
宗教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的内外影响
打破了部分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印度人民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崛起打破了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并在印度基本确立了国大党和人民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新的政党格局。土耳其繁荣党、正发党的上台执政也改写了传统世俗政党主政的历史,打破了一直由世俗政党掌权的局面,加剧了本国世俗政党之间的矛盾,迫使传统政党进行新的分化重组。随着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短暂执政所导致的专业集团“一党独大”历史的终结,在该国曾一度出现温和伊斯兰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相对弱于传统世俗政党的新的政治生态,但现在世俗政党力量占明显优势。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崛起,则一度引发该国政坛的重新洗牌,打破了一直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宰政局的历史。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虽未政党化,但它事实上已在议会成为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最大反对力量,对执政党构成很大威胁。因宗教政党与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对相关国家所引发的冲击波并未停止,并将继续对一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演进产生影响,政党政治之争在这些国家将出现更为纷繁复杂的态势。
对相关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一些宗教政治组织当政后,随即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理念作用于社会生活,有的甚至以宗教原则来调整和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科学文化、教育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伊朗霍梅尼革命后,不仅彻底改变了国体政体,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而且明显改变了本国原先相对开放的世俗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走向封闭、保守甚至倒退,这种状况曾经在伊朗改革派当政时有所改观,但近几年来又在走回头路。巴基斯坦的宗教政党联盟——实践团结联盟在西北边境省执政后,落实和完善伊斯兰教教法,加速推进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试图改变巴勒斯坦温和的、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形象。阿富汗塔利班在其上台后,推行复古倒退政策,将阿富汗国名由“共和国”改为“伊斯兰酋长国”;从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人们实行极端原教旨主义控制;强制推行中世纪式的一些法律;极力排斥其他文化和宗教及教派,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炸毁巴米扬大佛雕像。塔利班的极端主义作法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其倒行逆施最终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打击。尤其是在2001年的“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