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那年，爸妈为我买了一架山叶钢琴，琴是日本原装进口、直立式中最大的一种型号。在四十年前台东的乡下，这是大手笔。购买这架琴的决定，完全展现母亲的理家风格——应当节省时，一毛钱都不能浪费；要添购长久使用的用品器物时，就选自己能力所及的最好。
　　钢琴买下之前，我已学弹了一年多。因为从小就是害羞内向的孩子，父母觉得钢琴可能会成为我的好朋友。
　　开始学琴的时候我是跟着二哥一起的。他活泼好动，乡下又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老师单调无味的教学与指定的功课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有一次，哥哥实在耐不住那沉闷的例行上课了，他带着我离开家门时，已经决定要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
　　我们从去老师家途中岔往一条小溪去，把应该轮流用在琴键上的两小时都花在捞大肚鱼的游戏中。虽然我一直都很胆小，但却是二哥最忠心的小跟班，他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虽然带着担心，我还是在溪边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场逃学。
　　孩子的思考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二哥并没有为我们的逃学计划做任何的事前防范工作。回到家的时候，妈妈已经拿好棍子在等了。
　　我记得我们是在烧洗澡水那间柴房被处罚的。妈妈先问我们逃学的想法与经过，编谎话也来不及了，二哥看到妈妈手上拿着的家法，直截了当地要求：“不要打我，我要离家出走。”妈妈一向果决干脆，她二话不说、放下棍子，回头就打包出一件简单的行李交给哥哥，催促他走。妈妈心里一定想，你能走多远呢？还不是几公里之外，去麒麟砖厂那边找爷爷奶奶。
　　我是完全胆小脆弱的孩子，看到二哥要求离家出走而母亲竟然答应，害怕得无所适从，好伤心好伤心地哭了起来。妈妈处理完一个，回头看到还有个未审完的我，非常民主地问道：“妹妹，你呢？要打还是要走？”我从小就很恋家，对我来说，二哥选择离家出走可能会一去不回，大哥和姐姐又已经去台北和花莲求学，那爸妈不是没有人陪了吗？我当下决定，无论多痛，我都要留下来，所以含着眼泪伸出手说：“我要打！我要打！”
　　每次和母亲忆起这件事，她总说，最难狠下心来打的就是我，因为还没打就已经哭得肝肠寸断，非常可怜。我想，还有另一个原因应该是，我永远只是哥哥姐姐的小帮凶，棍子打到我这头时，妈妈的怒气已经释放出大半了。
　　二哥离家出走后，在爷爷奶奶那里过了一夜就被爸爸接回家。爸妈不再勉强他去学琴，但我还是继续去老师家。等二哥去台北上中学后，独自在家的三年，钢琴成了放学后与我相伴的朋友。
　　我在音乐上没有任何特别的才能，但是练琴的快乐也没有随着成长的脚步而离开生活。
　　当了母亲后，生活从早忙到晚，尤其是黄昏，孩子都接回来了，有许多事该做。我习惯在做事前穿上围裙，照料孩子吃点心、洗澡、写功课，然后去做晚餐，围裙总是穿到做完所有的工作才会脱下换洗。
　　在某些黄昏工作的片段中，我会想起童年，会突然很想弹弹琴。我走进房里，弹几首练习曲，再起身时，发现自己竟然穿着围裙在弹琴，好奇怪的服装！
　　（邓美玲 亲子教育工作者，著有《我的工作是母亲》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