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这样两个人，一个是在众包平台上兑现价值的自由工程师，一个是在直播平台上卖萌耍宝、纯粹搞怪但也收益不菲的网红，你觉得他们是同一类人吗？可能你要先思考一下。如果是在以前，问你一个工程师和一个演员是不是一类人，你可能会毫无犹豫地说不。
　　让这两种职业的区分如今变得模糊的原因，正是在于平台的变化。以前工程师无论是在单位还是企业，演员无论是待在哪个剧团还是四处走穴，职业背后的组织是清晰的。但在今天的平台上—这当然是由互联网新技术变革带来的，组织消失了或者说隐身了。
　　这对既定的组织—无论是大企业还是政府，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本质是日益增长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把控感。此时，考验既定组织的就是弹性的大小，或者说是在倒逼着既定组织的管理变得更加富有灵活性。

大企业的焦虑

　　先说大企业。
　　大企业看上去强势，有的甚至富可敌国，但始终存在的最大焦虑是被创新颠覆。只要看看20世纪那些重大的创新，几乎没有一个是来自历史悠久的大企业。也就是说，原来的大企业总是会在每一次重大创新中落伍。汽车不是来自火车公司，飞机公司不是来自汽车公司，计算机也不是来自电气化巨头，今天的互联网巨头也不是来自计算机公司。更准确地说，原来的大企业并不是没有力图抓住重大创新的机会，但总是容易失败。
　　即使是今天的互联网公司，想逃过这个定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并不认可“大企业不善于创新”的观点，认为这是纯粹的误解。但老企业要具备创新能力，就必须有一个允许人们创业的组织结构。人是活在结构之中的，要鼓励创新，相应的结构就得激励创新而不是惩罚和压抑创新。比如创新业务必须独立于老业务，新业务在组织中要有特殊的比较高的位置等。
　　而实际上，大企业的官僚病越来越严重，2018年《哈佛商业评论》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大企业的领导者都知道科层制的危害，但现实却是，在主导美国经济的大公司里面，科层化现象尤其恶劣，美国劳动人口中的1/3的人现在效力于员工超过5000人的大公司，这种公司的一线员工，上面平均有八层管理者。
　　中国的互联网巨头也碰到了科层制的困扰。可能你也注意到了，最近很多大企业都在反官僚病，领导者纷纷痛下杀手，有的指责管理者从中坚力量变成了只是当官的中坚力量，要实行末位淘汰；有的指责中层干部不培养副手，顶多忍半年，半年之后就帮你配副手，并且要裁撤10%的中层干部。
　　我们常说国家政策贯彻中有“中梗阻”现象，大企业的官僚病同样如此。为什么在个体化社会来临的时候，科层制的官僚病变得更加难以让企业领导者容忍？就是因为今天创新的速度在加快，大企业被颠覆的危险也随之增加。大企业固然可以用各种手段“消灭”潜在的竞争对手，但即使收购创新型公司没有障碍，如果内部的组织结构越来越不鼓励和容忍创新，收购创新业务的结果也只能是停滞。因此，鼓励内部的创新创业才是根本出路，也就是说通过鼓励员工的创新创业，把外部可能的威胁“内部化”为成长的动力。
　　为什么中层成为反官僚病的焦点？道理更简单了，随着协同和信息传递效率提高的技术难题的逐步解决，管理的扁平化（这也意味着更高的集中化水平）是必然的趋势，作为科层制的节点的中层，在化解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功能下降了，过于庞大的中层反而束缚了来自一线的创新创业活力。
　　大企业的科层制不会瓦解，但必将会被重塑，做得越好的大企业，在个体化社会中会越从容。

政府的难题

　　再说政府。
　　对政府来说，个体化社会衍生出诸多问题需要应对。这里又分很多层面。从纯经济政策来说，对于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政府坚持的是包容审慎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成长。因为中国经济要培育新动力，互联网 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弯道超车机会，因此，“一個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我们确实不能上来就管死了，而要先‘看一看’。这既是给它一个成长的机会，也是为了暴露监管漏洞，让随后出台的监管政策更加公平有效。”消费领域互联网 的崛起，就离不开包容审慎监管的作用。
　　看一看，给机会，然后再出台公平有效的监管政策，这也是政府对新兴的个体化职业的基本政策。
　　很多新业态新模式，本身也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所以政府的包容审慎监管，也有利于更多劳动力的就业，并且政府还在针对更加灵活的用人方式不断调适自己的政策，比如社保、税收等。但是对于被人工智能不断挤出的劳动力，别的新业态难以全部吸纳，政府就得未雨绸缪。为社会托底、维护社会稳定，是政府的责任。
　　不过，从个体化职业到个体化社会，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它对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冲击更大。过去，无论是各种体制，在政府和个体之间总有个“组织”，不管它是单位还是自由企业，政府的治理总会有一个抓手。只要有了组织，个体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相应的制度设计，也都可以围绕着组织来进行。比如，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上面有公社，城市市民上面有单位。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个人流动性增强，一方面传统的工青妇等组织仍然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各种各样的新兴社会组织，也逐渐与正式的制度体系相衔接。

但个体化社会背后的社会交互方式和知识信息生产传播方式等完全不一样了，政府管理方式面对的个体的面目变得模糊了起来。

　　但个体化社会背后的社会交互方式和知识信息生产传播方式等完全不一样了，政府管理方式面对的个体的面目变得模糊了起来。一些管理方式就暴露出了不足。不是说这些管理方式没有用，只是它将面临着无法发挥作用的空白地带。举个例子，现在流行的社区网格化管理，总是要依托于实体化的社区，只要人们的互动局限于这个社区，管理就是有用的，但人们的社会交互方式并不局限于这个实体，可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个体在虚拟世界里的集合，此时就超出了网格化管理的范围—而这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在个体化社会里，政府所要与之打交道的个体，不会再像过去依托于某个组织而面目清晰。在新的社会交互方式下，就会有很多政府始料未及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在过去可能不是问题，或者说难以浮出水面，但在今天，却常常以政府始料未及的方式发生。毫无夸张地说，在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上，可能政府部门还不如某个互联网巨头掌握得更清楚。此时，互联网巨头的角色也变得微妙起来。
　　就连哈贝马斯这样的大哲学家，虽然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已经开辟了数百万个亚文化圈，人们在其中交换有价值的讯息和合理的观点，但他更承认，现在还无法评价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冲击，并且对这次新媒体革命的过于商业化—比如互联网巨头借助个人信息对消费者的操纵，感到愤怒。
　　对政府来说，那就不仅仅是要面对面目日益模糊的个体，同时还要谨慎处理个体被平台寡头操纵的问题，这两者都对原来的治理观念和治理模式带来颠覆性影响。此时，政府所要考量的，恐怕不能是简单地再去复制过去的管理模式，而是找到维护个体化社会创新活力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在政府、互联网寡头、个体之间，要形成稳定的均衡，当务之急是促进个体之间自组织的健康成长。
　　社会的活力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自由的不断扩大，那么今天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个体化社会的力量的壮大。对政府来说，考验治理的弹性和灵活性的时候到了。弹性越大，体制的韧性越强，越能更好地应对个体化社会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