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财乞文，作文受谢。文人者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且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惟手中一支笔可作摇晃。衣食温饱，仰仗稿酬支撑，否则不得一钱，何以润笔。
　　谈钱不伤感情，此商人坦然，文人较之，难以做到。其向来心态高而姿态低，以为卖文为耻，有损气节，付润乃主家自觉自愿行为，通过馈赠钱物，以示谢意。据王楙《野客丛书》载：“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为文，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此即千斤买赋掌故由来。类似情形，尚有蔡邕作碑受谢、陈寿作传得米等等。
　　王勃代笔作文，金帛盈积。韩愈撰《王用碑》，获“鞍马并白玉带”谢礼，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云韩愈生前为人谀墓所得甚丰，“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钱泳《履园丛话》载“白乐天为元微之作墓铭，酬以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类，不可枚举”。皇甫湜为丞相裴度写三千字《福先寺碑》，车马之外，得绢九千匹。据《李邕传》载：“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遺，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赵翼《陔余丛考》云：“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司马光奉旨主编《资治通鉴》，神宗赏“银绢对衣腰带鞍马”。

　　近代以来，科举路绝，仕途幻灭，不得已由官场而市场，鬻文为生，沽诗买墨，以书申酬，由此文人与职官的关联随之解除。近代报刊出现后，出价购稿，渐成定制。利之所在，人争趋之，为此高头讲章频现，学术典籍迭出，客观上也为近现代文学聚集了人才。
　　民初，中华书局《中华小说界》创刊，稿酬为千字一至五圆，分四个标准。至于商务印书馆的稿酬，据张元济日记载，胡适为千字六圆，梁启超写《东方觉醒》为千字二十圆。文人耻于言钱的写作观念，有所扭转。出版方也知其弱点，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里扣脂油，遂有就稿酬烦恼发声者，对社方的盘剥行为予以声讨。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时，每期要求时代公司携稿费与编辑费同来，一手交钱一手交稿。后因版税问题，他还与合作多年的赛珍珠分道扬镳。鲁迅辞去公职后，移居上海，收入来源，均在稿酬。1929年8月，鲁迅就北新书局拖欠稿酬一事，聘律师，打官司。老板李小峰图谋在先，自觉理亏，官司不可能胜诉，遂托郁达夫从中调解，协商结果是书局将积欠的1.8万余元，分十个月付清。1930年代，上海有家苛刻书局，发稿严格按实际字数计算稿酬，标点符号忽略不计。既如此，鲁迅便开了个玩笑，为其撰文时，既不加标点，也不划分段落。稿子寄出不久，书局回信：“请先生分一分章节和段落，加一加新式标点符号，从这次起，标点和空格都算字数，和文字一并付酬。”是出版社养活了作家，还是作家养活了出版社，二者之间，利益博弈，相互依存。
　　较之风吟雨呻，饥肠叫呼，饭不满腹，见嘲妻孥，张爱玲很是坦诚：“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地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求生存，谋稻粱，作家收入来源，主要靠稿酬。除此之外，手头金钱使之获得社会尊重，也是其保持自由状态、独立身份之必备，由此可以不为权力写作。稿酬是作品商品化和社会化的体现，也激发着作家的创作欲，张恨水便坦言：“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所以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视之有度，用之有节。稿酬驱使，市场运作，极尽所能揣摩大众审美趣味，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式的创作方式随之不再流行，粗制滥造、虚应故事者时现。吴趼人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炮走红，1903年至1910年去世前的八年间，出版长篇小说11部，兼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小品随笔，字数在250万字以上。林琴南则在25年的翻译生涯中，竟合译外文小说181部。平江不肖生写《江湖奇侠传》之后，日子突然滋润起来，遂抽起大烟，雇了书童，自己口述，书童记录，小说就此成就。鉴于此，1917年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一则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寻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此与陈独秀此前“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的承诺，大相径庭，也令人惊诧万分，因违背规律，终成一时倒行逆施。
　　选自《经典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