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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已基本确立，尽管还面临着风险和新挑战，但只要我们坚持综合施策、合理应对，就能有效化解短期下行压力，克服诸多不确定因素。综合研判，我国经济预计在2019年会由落转稳、稳中趋升。经济金融活动的规范性、有序性将逐步提高，结构优化、供给质量提高的综合成效将进一步显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速度也将持续提升。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依次为6.8%、6.7%和6.5%，呈持续下降态势。三季度GDP增长率为6.5%，已低于保持12个季度的运行区间（6.7%-6.9%）。
国内外市场需求喜忧交织。10月份出口（美元）同比增长15.6%，增速较9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1-10月份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较1-9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投资内部，市场主导的投资继续表现活跃。但要注意到，未来市场需求潜伏隐忧。中美贸易争端对出口的压力正在加快显现。受预期影响，今年以来外贸“抢单”现象较为突出，客观上推动了出口增速提高。未来看，中美贸易争端走势尚不明确，如果进一步升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在明年会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出口增速较今年会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环境趋紧，城镇商品房销售量增速明显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趋向下降;受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和基础设施投资较大波动的影响，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将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居民部门杠杆率显著提高，居民购买能力从收入和信贷两个方面的约束都趋向加强，消费能力不足问题开始显现。消费增速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如果需求约束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将趋向加大。
随着规范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推进，当前金融活动模式正处于转型之中。一段时间以来，增加流动性的主要来源—表外资金活动，正在受到全面规范，活跃度显著降低。表内表外资金交相变化过程中，流动性偏紧问题持续显现，协调好稳杠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难度很大。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也处于转型之中，从不透明、不规范的隐性举债转向规范的地方债、专项债举债;PPP融资模式也处于转向更加规范的过程中。这些都深刻影响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调控能力。
此外，当前转向绿色清洁发展的步伐加快，但如何协调好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如何协调好与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关系，也面临严峻考验。
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换挡”，根源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城镇化进入长周期调整谷底。经过多年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被基本克服，我国城镇化也逐步走出谷底。这两点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明显好转。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于明朗，出口形势明显好转。
2017年，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美元）较上年增长10.6%，较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3.8%）高出近7个百分点，改变了2012年以来连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可见，经过近10年的持续努力，世界经济基本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受其支持，2017年我国出口（美元）较上年增长7.9%，增速较上年提高15.6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6年的大幅下滑。对国内外向型企业增加销售和生产，形成有力支持。今年1-10月份，出口（美元）同比增长12.6%，增速较上年同期又有提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对未来外贸出口有潜在影响，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不会被改变，各国经济恢复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总体不会被改变。与2010年至2016年出口滑坡比较，我国出口形势已经总体转好。
城镇化取得积极进展，投资内生动力增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一是城镇化进程的领军城市，已从一线城市日益扩展到多个二线城市。统计数据显示，南昌、苏州、武汉等二线城市的“年轻指数”已超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说明，随着二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市场环境改善，其产城融合度明显提高，进而带动城市人气度加快提高。二是新型城镇化积极推进。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带动了大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加快了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的工作，促进了一批中小城市环境改善、产城融合水平提高和人气度提高。这些都有效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带动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活跃，提高了投资的内生动力。例如，更高的城市人气度促使房地产市场空间扩大、成长性提高，有效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卖房难”;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建房用地的供给能力，有效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拿地难”。城镇化的积极变化，恰恰是2016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升的基础性原因。受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趋于活跃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企業资金周转形势好转、效益改善。这必然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逐步回暖。可见，城镇化走出长周期调整谷底的事实，支持了投资增长企稳回升。
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国消费市场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标的特征。十几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以及为此在社会生产、建设方面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推动了消费市场持续快速扩大，也支持了工业、服务业和城乡建设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二是国内各类消费品、与生活消费相关的服务，供给日益充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种类和技术创新日益丰富，对消费需求形成了不断加强的推动。三是我国政府确保基本民生的努力。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给基本民生带来的威胁，近年来政府在保就业、精准脱贫、帮扶困难群体、稳定居民收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因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只要把握有利条件，推进经济恢复持续较快增长，消费能力就会明显恢复。综上，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具有深厚的国情和发展模式特点支持，其持续保持的前景明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成效不断显现，供给对需求的动态适应能力明显提高。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市场供给的数量保障能力大幅度提高;相对于市场需求增长转稳，国内市场从普遍短缺转为一定程度的过剩。市场竞争对企业转型的“倒逼”作用加强，对企业和产能的优胜劣汰力度加大。市场调节程度较高的大量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优胜劣汰、转型升级活动启动早，效果也比较明显。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去产能、去杠杆等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积极推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特别是以“破、立、降”为重点着力深化基础性关健领域改革，围绕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着力补齐制约市场竞争作用的制度短板，目前已取得积极效果。新动能明显增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深海探测、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新产业新产品蓬勃发展。2017年，我国研发（R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为明显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前三季度GDP增长率依次为6.8%、6.7%和6.5%，呈持续下降态势。三季度GDP增长率为6.5%，已低于保持12个季度的运行区间（6.7%-6.9%）。
国内外市场需求喜忧交织。10月份出口（美元）同比增长15.6%，增速较9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1-10月份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较1-9月份提高0.3个百分点。投资内部，市场主导的投资继续表现活跃。但要注意到，未来市场需求潜伏隐忧。中美贸易争端对出口的压力正在加快显现。受预期影响，今年以来外贸“抢单”现象较为突出，客观上推动了出口增速提高。未来看，中美贸易争端走势尚不明确，如果进一步升级，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在明年会较为明显地表现出来，出口增速较今年会明显下降。房地产市场环境趋紧，城镇商品房销售量增速明显下降，房地产投资增速趋向下降;受房地产投资增速趋缓和基础设施投资较大波动的影响，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速也将趋降。更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居民部门杠杆率显著提高，居民购买能力从收入和信贷两个方面的约束都趋向加强，消费能力不足问题开始显现。消费增速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如果需求约束增强，经济下行压力将趋向加大。
随着规范金融秩序、加强金融监管工作的推进，当前金融活动模式正处于转型之中。一段时间以来，增加流动性的主要来源—表外资金活动，正在受到全面规范，活跃度显著降低。表内表外资金交相变化过程中，流动性偏紧问题持续显现，协调好稳杠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难度很大。地方政府融资模式也处于转型之中，从不透明、不规范的隐性举债转向规范的地方债、专项债举债;PPP融资模式也处于转向更加规范的过程中。这些都深刻影响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调控能力。
此外，当前转向绿色清洁发展的步伐加快，但如何协调好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如何协调好与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的关系，也面临严峻考验。
中国经济基本面已明显改善
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速“换挡”，根源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城镇化进入长周期调整谷底。经过多年努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被基本克服，我国城镇化也逐步走出谷底。这两点变化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明显好转。世界经济复苏态势趋于明朗，出口形势明显好转。
2017年，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美元）较上年增长10.6%，较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率（3.8%）高出近7个百分点，改变了2012年以来连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情况。可见，经过近10年的持续努力，世界经济基本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困扰。受其支持，2017年我国出口（美元）较上年增长7.9%，增速较上年提高15.6个百分点，结束了连续6年的大幅下滑。对国内外向型企业增加销售和生产，形成有力支持。今年1-10月份，出口（美元）同比增长12.6%，增速较上年同期又有提高。虽然中美贸易争端对未来外贸出口有潜在影响，但世界经济复苏态势不会被改变，各国经济恢复对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支持总体不会被改变。与2010年至2016年出口滑坡比较，我国出口形势已经总体转好。
城镇化取得积极进展，投资内生动力增强。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正在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一是城镇化进程的领军城市，已从一线城市日益扩展到多个二线城市。统计数据显示，南昌、苏州、武汉等二线城市的“年轻指数”已超过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这说明，随着二线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市场环境改善，其产城融合度明显提高，进而带动城市人气度加快提高。二是新型城镇化积极推进。城市群的规划建设，带动了大中小城市一体化发展，加快了中小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的工作，促进了一批中小城市环境改善、产城融合水平提高和人气度提高。这些都有效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带动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活跃，提高了投资的内生动力。例如，更高的城市人气度促使房地产市场空间扩大、成长性提高，有效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卖房难”;同时，也显著提高了建房用地的供给能力，有效缓解了房地产企业的“拿地难”。城镇化的积极变化，恰恰是2016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明显回升的基础性原因。受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趋于活跃的影响，大宗商品市场销售形势明显好转，工业产能利用率提高，企業资金周转形势好转、效益改善。这必然带动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逐步回暖。可见，城镇化走出长周期调整谷底的事实，支持了投资增长企稳回升。
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我国消费市场具有长期的高成长性，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我国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根本目标的特征。十几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以及为此在社会生产、建设方面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推动了消费市场持续快速扩大，也支持了工业、服务业和城乡建设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二是国内各类消费品、与生活消费相关的服务，供给日益充裕，水平和质量不断提高，种类和技术创新日益丰富，对消费需求形成了不断加强的推动。三是我国政府确保基本民生的努力。面对经济持续下行给基本民生带来的威胁，近年来政府在保就业、精准脱贫、帮扶困难群体、稳定居民收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尽管因经济增速持续下降，居民收入和购买力受到一定影响，但只要把握有利条件，推进经济恢复持续较快增长，消费能力就会明显恢复。综上，国内消费市场持续活跃具有深厚的国情和发展模式特点支持，其持续保持的前景明朗。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综合成效不断显现，供给对需求的动态适应能力明显提高。在长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市场供给的数量保障能力大幅度提高;相对于市场需求增长转稳，国内市场从普遍短缺转为一定程度的过剩。市场竞争对企业转型的“倒逼”作用加强，对企业和产能的优胜劣汰力度加大。市场调节程度较高的大量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优胜劣汰、转型升级活动启动早，效果也比较明显。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去产能、去杠杆等多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积极推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特别是以“破、立、降”为重点着力深化基础性关健领域改革，围绕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着力补齐制约市场竞争作用的制度短板，目前已取得积极效果。新动能明显增强，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深海探测、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新产业新产品蓬勃发展。2017年，我国研发（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