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并强调指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这为我们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也为21世纪人类发展和构建美好生活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如果说，世界历史描述的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那么，它在21世纪的现实化展开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历史将向何处去？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奔涌着一条世界化的洪流，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由个人走向共同体的历史转变。推动这股历史洪流的不是黑格尔认为的绝对精神，而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早期对于世界历史的描述中，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和衰败蕴含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其通过殖民扩张等掠夺式的方式获取资源和市场，书写了火与血的历史篇章。具体展开为三种关系，一种是人与社会的生产关系，一种是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一种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在人与社会的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扩大化的再生产之间的矛盾，更深层次讲，是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尤其是伴随着世界市场的全球化扩张，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内在矛盾、生产与消费的现实矛盾等一系列问题经过日积月累，最终转化为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涉及的范围愈来愈广直至全球。进入21世纪初期，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事件的频发预示了资本主义在经历自由竞争、垄断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之后，带来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繁荣和背后矛盾的不断加剧。在人与人的交往形式方面，交往的目的受到资本逻辑的驱使，以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作为发展的核心。随着交往的深入，人们交往的形式逐渐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控制，主要体现在一种交往的不平等，即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下，交往的形式被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今天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灌输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还变成了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究其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资产阶级所吹捧的平等和自由体现在抽象的原子化个人的意义上，只是作为一般交换者在交易中的平等和自由，这种平等和自由是隐藏在物之中的虚假表象。在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方面，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一种对自然的占有和破坏，这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提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基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他们利用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和技术的强烈需求，在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将很多高污染、高损耗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资本全球扩张的同时也对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估量的危险。
　　世界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表现出来的这三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反映的不仅仅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本国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对立，更是个人利己主义与全人类普遍主义的终极对立。虽然马克思预见到了世界历史会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同样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历史发展到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论甚嚣尘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彰显的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历史又将呈现出一个什么状态呢？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世界历史的现实化展开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和新的历史起点，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遭遇瓶颈，社会主义开启了不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阶段的伟大时刻，我们要思考21世纪如何更好回答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重大命题。
　　在处理上述三个关系时，资本主义没有找到合适的路径，而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逐渐找到了一条解决之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有别于西方社会推崇的普世价值，是站在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并为通往共产主义铺路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它的阐释体现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特质。
　　其一，世界的普遍交往使得人的社会关系得以超越地域和民族的界限。随着资本的世界化扩张，人的自由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转而成为了物的奴隶。而人之为人的核心要义在于人从资本的牢笼，从商品的枷锁中走出来。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是不会改变这一本质的，真正的社会形态是能够最大程度地包容资本带来的时空局限性，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并在世界历史的趋势下塑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的世界历史格局，因为人的本质归根结底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仅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化实现，而是作为社会的人的共同利益的實现。在此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恰逢其时，旨在扭转资本主义主宰的世界历史进程，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而这恰恰印证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反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
　　其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促使世界走向经济一体化，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己经不单单是经济意义上的，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意义上的全方位的发展。资本主义阶段只是为世界历史准备了物质条件，它所要实现的下一个阶段是人类生存意义上的解放，是人的异化的克服，这种克服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的异化程度达到顶峰而进入另一种社会形态。但是，这个历史消解的结果一定不是资本主义的重生，而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来临。因为，这种社会形态一定是能够包容任何民族的普遍的历史，而不是“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或者说，这种社会形态的出发点一定是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世界历史的新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做出的世界历史预言如今变为现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边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下的经济利益的相互交织和交往能力的提升；一边是世界历史已经从地域性的民族命运共同体开始扩展到全球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时代背景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成为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高到世界历史的高度，为走向构建合作共赢、共享发展的新世界秩序提供了新型世界历史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意味着这种由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世界历史必将被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全人类联合起来的共同体，这也是世界各国共命运的时代。在当今时代下，真正的处理方式是共谋和平与发展，而这种方式的出发点是全世界而非个别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正因为如此，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而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单向性的处理国际关系外交策略，而是融入世界全球治理，处理全球危机的新时代方案。在此，我们的目标已经不是局限于本国的发展，而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提供新的替代性方案。这种方案的目标是通过和平发展、共同发展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满足全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作者李冉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健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