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国内外金融领域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反洗钱法草案，4月2 5日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开始进入立法程序。这标志着中国高度重视严防和打击日益猖獗的洗钱行为，下决心切断走私、贩毒、贪污、贿赂等犯罪所获资金的转移链条，并强化反洗钱国际合作，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国经济健康肌体上的毒瘤
　　
　　2 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而随着金融衍生品和科技手段的变化，呈现出洗钱手法越来越专业化、洗钱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洗钱活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成为国际公害。据一些国际组织和专家估计，现在世界上每年的洗钱数量大约相当于世界经济总量的2％至5％。为此，联合国通过的有关国际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应将公约确立的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
　　近年来，在我国，洗钱活动悄然滋生并越来越猖獗：境外大量“黑钱”以投资等方式进入我国漂洗；境内大量不法收益通过地下钱庄等途径流出境外；贩毒、走私、逃税、骗税、偷渡等活动中得到的大量金钱，通过银行或地下钱庄“洗白”，赃款摇身一变成为合法收入；贪污腐败分子利用各种渠道清洗和转移赃款。2004年1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配合公安机关破获洗钱及其相关案件50起，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超过40亿元。来自央行的消息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做过估计，中国每年洗钱数量高达2000亿至3000亿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几乎相当于22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反洗钱形势十分严峻。洗钱犯罪毒瘤正在侵蚀中国经济。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局长凌涛就指出，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际经贸交往的日益发展，犯罪分子利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和其它商业机构组织制度的不完善进行的洗钱活动日益增多，除银行业外，已经广泛涉及证券、保险等行业。
　　洗钱，因其“清洗”行为(掩饰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之非法来源或性质，使之披上“合法”外衣)而掩饰犯罪性质，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和法律的制裁，破坏和威胁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目前情况来看，洗钱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投资办产业、购置商品、利用“地下钱庄”和民间借贷等方式进行。其中，为“洗钱”而将巨款存入金融机构，与将其存放在家中相比，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资金，有利于社会；可实质上，如此巨款之“存人”，仅仅是为了掩人耳目和下一步的快速转移。这在客观上破坏了金融市场规律，扰乱了金融秩序，并可引发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等。洗钱本身一般不引人注目，又没有直接被害人，它可在一定意义上“肆无忌惮”地破坏和威胁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秩序。而且，许多洗钱行为是由具有专业水平的特定人土(如熟悉国内外金融法律制度的专业人士)或机构(如专门的洗钱集团)完成或辅助完成。同时，金融机构虽然身处反洗钱的前沿，但作为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和对洗钱危害性认识的不足，往往使其反洗钱的积极性和效果受到影响。不仅如此，洗钱还为有组织的犯罪提供资金来源，是有组织的犯罪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如果没有通过洗钱技术所获得的巨额非法收益帮助，黑社会组织、恐怖组织等犯罪组织很可能无法生存，至少其规模的扩大和犯罪的实施都会受到根本性限制。另外，在腐败日益成为国际公害的今天，“洗钱”越来越多地受到腐败分子的青睐。他们通过洗钱的方式隐瞒或掩饰其违法所得及其所产生的收益，利用洗钱的方式将犯罪收益转移到国外，从而逃避法律的追查和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洗钱已成为保护甚至滋生腐败的重要手段。
　　
　　出台反洗钱法势在必然
　　
　　洗钱行为隐蔽复杂，属危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暗流。回顾我国近年查处的几起洗钱案件，不难看出洗钱行为对经济社会的严重危害：许超凡、余振东等人的“中行开平支行”洗钱案，涉及挪用公款4．83亿美元，资金通过洗钱被转入到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成克杰洗钱案中，成克杰将受贿所得的4109万元，通过香港商人渠道，曲线转入了成克杰指定的账户；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洗钱案，更是涉案人员众多，涉及金额巨大，案情极为复杂。
　　目前最有效最重要的反洗钱手段，就是采取法律措施。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方面制定了以刑法第191条洗钱犯罪为核心的反洗钱刑事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初步建立了以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为主体的反洗钱预防监控制度，对预防和打击洗钱发挥了一定作用。
　　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洗钱对经济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威胁也越来越严重，以前的反洗钱刑事立法已不能完全适应打击和遏制洗钱及其相关犯罪的需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刑法立法。
　　据央行有关部门介绍，现有反洗钱法规还散落于诸多法律和规定中，尚未系统化，尤其缺乏一部“骨干法”，即专门的反洗钱法；而且洗钱犯罪具有跨行业、跨区域的复杂特点，需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反洗钱监测分析和内控制度也均需要加强。
　　由于现行法律体系仍不完整，系统性、协调性差，法律级次和效力较低，适用范围较窄等问题，影响了反洗钱的力度和效果。这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洗钱法。
　　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是遏制国内的洗钱犯罪活动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洗钱合作，共同打击跨境洗钱活动的需要。
　　当今，洗钱越来越表现出高度复杂的跨国性。为了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和罚没，洗钱者往往利用各国主权管辖范围的限制，将“黑钱”在数个国家之间转移。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洗钱的管制和制裁的宽严上存在差异，特别是有的国家或地区，不仅没把洗钱活动规定为犯罪，而且还存在有利于洗钱的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致使大量“黑钱”被转移到这些国家或地区清洗。洗钱的现金性品性也决定了“黑钱”被转移到金融市场与信用制度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
　　面对洗钱的日益跨国性发展，依靠一国的力量难以遏制和打击跨国洗钱行为，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缺少反洗钱国际合作等内容的规定，直接影响着预防、监控和打击洗钱行为的成效。
　　出于形势需要，我国当前正在全力加入“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并积极推动欧亚反洗钱／反恐融资小组(EAG)区域反洗钱建设和参与其他国际反洗钱合作。
　　1989年成立于巴黎的FATF，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领域最著名的国际组织，其制定的反洗钱40项建议和反恐融资9项特别建议是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权威性文件，已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130多 个国家、地区的承认。
　　加强反洗钱国际合作，履行我国已加入相关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是我国反洗钱工作的承诺。2005年1月，FATF的33个成员已一致表决同意接纳我国为观察员，标志着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上述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决定委托预算工作委员会组织起草反洗钱法。2004年3月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全面启动，并于2005年8月完成了草案征求意见稿，经广泛征求意见后，形成了此次提请审议的反洗钱法草案。草案有以下引入注目的新看点：
　　
　　看点之一：引入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虚假银行账户、股票账户很容易被犯罪分子当作洗钱工具。在我国一些操纵股票案中，幕后庄家往往借用他人账户来达到高度控盘的目的，混淆监管部门的视线。
　　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是反洗钱预防制度的第一道关口。为在犯罪所得进入交易领域之初建立客户身份与资金、交易的对应关系，为今后辨别资金的真实性质和交易的真实目的、追查实际所有人和受益人打下基础，草案中令人注目地引入了身份识别制度。
　　草案要求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审慎识别、核实和登记客户及其代理人、受益人的身份信息，并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
　　为充分利用反洗钱机制反腐败，草案特别规定应当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公职人员重点进行身份识别和账户、资金往来情况的监测。
　　为了给识别客户身份创造可行的条件，草案规定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在进行客户身份识别时，可以向公安、工商等部门核实客户的有关身份信息。
　　出于给反洗钱信息的分析、调查和侦查提供资料依据的考虑，草案还规定应当将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保存一定期限。根据我国刑事追诉时效规定，并参考国际通行规则，草案规定客户身份资料自业务关系结束后、交易信息自交易关系结束后至少保存5年，涉及可疑交易的，至少保存20年。
　　
　　看点之二：大额和可疑金融交易须报告
　　
　　非法资金流动一般具有数额巨大、交易异常等特点。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通常被视为反洗钱预防监控制度的核心。
　　草案引入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要求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对数额达到一定标准、缺乏明显经济和合法目的的异常交易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报告，以作为发现和追查违法犯罪行为的线索。
　　据介绍，多数国家在法律中对大额交易规定了数额的下限，对限额以上的资金交易须向国家金融情报机构报告。此外，为限制现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各国在反洗钱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一个大额现金交易标准，凡超过这一标准必须使用银行转账或支付系统，并要报告。
　　可疑交易的标准设定比较复杂，有的国家在法律中只规定原则性的标准，具体标准则由法规、规章或行业指引来规定。目前一些国家采取了对交易进行以风险为基础的评估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已发布并实施的《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已引入了这一制度。现行法规也设定了“大额”和“可疑交易”的标准，以人民币为例，以下三种情形下属于人民币大额交易：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之间金额100万元以上的单笔转账支付；金额20万元以上的单笔现金收付，包括现金缴存、现金支取和现金汇款、现金汇票、现金本票解付；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之间以及个人银行结算账户与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之间金额20万元以上的款项划转等交易。
　　
　　看点之三：某些资金交易量大的高风险非金融机构也成为报告主体
　　
　　作为现代社会资金融通的主渠道，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系统是洗钱的易发、高危领域。但金融机构并不是洗钱的惟一渠道，随着金融监管制度的不断严格和完善，洗钱逐步向非金融机构渗透。
　　持有大量现金，对犯罪集团来说是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因此，有些犯罪分子就通过购买珠宝、古玩以及贵重艺术品等，以此为载体转换现金形态，同时也便于走私和变现。
　　当前为应对日益复杂和猖獗的洗钱活动，各国都扩大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主体范围。一些高风险、资金交易量大的非金融机构和职业也成为报告主体，如律师、会计师与税务咨询师、房地产代理商、高档商品(包括宝石与贵金属、艺术品等)拍卖交易商、赌博经营商等。
　　为此，提请审议的反洗钱法草案不仅规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是反洗钱义务主体，还规定房地产销售机构、贵金属和珠宝交易机构、拍卖企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特定非金融机构也应承担预防、监控洗钱的义务。
　　草案规定，除了金融机构，特定非金融机构也应建立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指定专门负责人员，并进行反洗钱培训和宣传工作。
　　
　　看点之四：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反洗钱调查
　　
　　洗钱行为主要依赖于资金的划拨、转移，随着支付结算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资金的划转和提取，无论是境内还是跨境，都非常便捷和迅速，尤其是跨境划转，一旦得逞，犯罪资金将难以被监控和追缴。
　　为有效解决紧急情况下犯罪资金转移、外逃等问题，草案规定了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进行反洗钱调查，并可采取询问、查阅、复制、封存和临时冻结等措施。
　　同时，为避免权力滥用，保护单位和个人的合法财产权利，草案严格规定了部分调查措施的行使条件、主体、批准程序和期限：一是只对可能被转移、隐藏、篡改或者损毁的文件、资料才能进行封存，对涉案账户资金有可能转移至境外的，才可采取临时冻结措施；二是只有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才可以采取临时冻结措施，并且必须报经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三是临时冻结以7日为限，冻结后7日内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如不移送，应立即解除临时冻结措施。
　　负责接收、分析和移送反洗钱相关信息的反洗钱信息中心是反洗钱预防监控和刑事打击的桥梁，是开展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机构。草案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反洗钱信息中心。中国人民银行已于2004年建立了我国的金融情报中心——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看点之五：反洗钱措施适用于反恐融资
　　
　　“反恐融资”是反洗钱整体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鉴于世界上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日益猖獗，通过反洗钱机制发现并切断恐怖主义融资渠道成为各国反洗钱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前在中国，“反恐融资”也已成为反洗钱漫画：洗了才能吃。新华社发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为此，草案特别指出本法所规定的反 洗钱措施同时适用于预防监控资助恐怖主义的活动。
　　自“9．11”事件后，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反洗钱国际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就提出了关于“反恐融资”的8条新建议，专门打击和切断支持恐怖行为的资金链条。
　　我国对反洗钱的态度和立场历来十分鲜明和坚决，当前也致力于反恐融资工作，并明确了一些重点打击地区和范围，并于2004年作为创始成员国发起成立了“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EAG)。
　　
　　链接：
　　我国近几年的几宗典型洗钱案
　　
　　许超凡等人洗钱案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许超凡与其两位继任者余振东、许国俊等人利用职权，在9年内贪污挪用公款4．83亿美元，是建国以来我国最大的监守自盗案。被盗资金通过洗钱被转入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
　　许超凡等人的洗钱流程简述如下：许犯将贪污挪用款项以投资的名义投入开干涤纶集团新建厂，再利用公司间资金往来的方式经该厂的银行账户转账至许犯设立并控制的香港潭江实业有限公司，进而通过香港潭江实业有限公司将资金以公司经营所得的形式转至香港或海外的其他账户。
　　
　　成克杰洗钱案
　　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成克杰利用张静海等不法分子采用非常隐蔽的手法来清洗黑钱，其洗钱途径简述如下：成克杰将受贿所得4109万元交给香港商人张静海，张静海利用香港公司的名义，将款项转入成克杰以其情妇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的一家空壳公司，该空壳公司通过做假账，以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代价将资金洗白，并转入成克杰指定的银行账户。
　　
　　厦门远华走私洗钱案
　　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走私洗钱案，涉案人员众多，涉及金额巨大，案情极为复杂，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赖昌兴等人的洗钱流程如下：走私集团贩卖物资所得大量人民币现金收入——现金存入地下钱庄并勾结定点银行接收保管支付——地下钱庄勾结跨境洗钱集团付汇给境外合伙人或地下钱庄勾结境内贸易公司付汇给境外合伙人——境外合伙人按地下钱庄要求付汇给走私集团境外账户。
　　
　　汪某投资企业洗钱案
　　广州市珠海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3月审理并判决了国内首宗洗钱罪案件，案情简述如下：长期在加拿大、香港以及广东从事毒品贩卖活动的区某将毒资折合港币约600万元，由香港入关带回广州，汪某负责接应。区某将港币520万元(折合人民币550万元)作为投资购得广州某木业公司60％的股权，并担任法定代表人，负责公司财务。汪某出任公司董事长，每月领取5000元以上的工资，负责公司对外联络事宜，并收取区某赠送的一辆奔驰小汽车。区某通过该公司掩饰、隐瞒其违法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再从该公司将资金转出使毒品犯罪的违法所得转为合法收益。2003年3月区某贩毒案告破，区某、汪某被依法逮捕。经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汪某犯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名词解释：洗钱
　　“洗钱”一词，首现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的一个犯罪集团，利用投币式洗衣机，把非法赃款当作洗衣所获的收益一同申报纳税，从而将其变为合法经营收入。洗钱，是严重的经济犯罪行为，它采用转换、转让、转移、获取、占有、使用等方式隐瞒和掩饰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以使其犯罪所得表现合法化。近年来，随着走私、毒品、贪污贿赂等犯罪不断发生，非法转移资金活动大量存在，不仅破坏着我国金融秩序，而且危害到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