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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文学习中提倡读小说是民国诸贤的一个共同特色。梁启超虽不赞成用小说作教科书，但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里说：“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的，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饮冰室文集》之二）胡适更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两次讲演——《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提倡读小说，以小说作为国文教材。其他如鲁迅、朱光潜、朱自清、吕思勉、林语堂、梁实秋等都有类似的看法。我以为其中说得最具体可信的当推周作人，他是以身说法，没有系统高深的理论，更容易为人接受，而且从他早年直到晚年，“读小说可以帮助学好国文”这个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文章里，周作人会经常提起学习国文这个话题？我以为这跟他的经历、身份和基本思想有关。五四时期周作人是以作家教授著名的。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1919年4月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他对国语统一运动是很热心的，其时并不像后来那么“静穆”。另外，他一贯热心于基础教育事业。例如1943年，他在为夏仁虎（1873-1963年）的《枝巢四述》所作的序言里这样说：“鄙人尝言，名山事业未足为奇，唯能以法施人，念及童蒙，委曲敷说，斯乃胜业，值得赞叹耳。”他这么说，也可以视作是他的夫子自道。钟叔河先生编的《知堂书话》第一和第三辑里，周作人评点介绍过的中国历代蒙学教材和童谣、小说等有许多种，足见他对国文学习的方法和教材教法有很内行的看法。我们只要读读他散见于各类文章里的一些话，也就知道他对于儿童的教育之关注不亚于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以下简述周氏的一些基本观点并稍作评点，看看对我们今天的语文学习有什么启示。
一、《我学国文的经验》的基本观点
1933年，周作人的《知堂文集》出版，里面收了他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可以说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他对国文学习的基本看法。这篇文章最初于1926年发表在《孔德月刊》第一期上，后来收入《谈虎集》。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首先是集中识字背书，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鱼虫鸟兽草木之名”。他回顾小时候读书的经历，大约六岁开蒙识字；十一岁入三味书屋开始正式读书，读四书五经；十四岁到祖父身边学写八股文试帖诗，读《纲鉴易知录》，抄诗韵，准备走仕途。二是反传统的读书方法，没有在读经书作八股文试帖诗上花大力气，而是读小说。先是读古白话小说，然后读外国小说，这是通白话的路子。然后由《儒林外史》《西游记》，渐至《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是通文言的路子。他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了这两点以后，他说：“总结起来我的国文的经验便只是这一点，从这里边也找不出什么学习的方法与过程。可以供别人的参考，除了这一个事实，便是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倘若看了几本普通的文言书，写一点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说是有了运用国文的能力。”因此，他对别人请教他怎样教或者学国文，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没有被教过这是怎样地理解的，怎么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么我只好对他们说，请多看书。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就不知道文学和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炼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
可以清楚地看出，周作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读书，由小说开始渐渐扩展到其他。当然，周氏的经验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他的祖父“不禁小孩看小说”，不但不禁，而且“还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这不但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开明，就是置于今天也难能可贵。第二，当时正处废科举前后，1905年废科举断了不少读书人的做官梦，却使无数青年有机会告别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进而读许多有用的书。第三，当时文化教育界热衷介绍外国的东西，翻译界很兴旺，翻译小说很多，周氏兄弟就曾编过一本《域外小说集》。但是，周作人的经验有没有普遍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民国时期谈到这一点的绝不仅仅是周作人。例如朱光潜先生，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里说道：他父亲不准他看小说，家里除了一套《三国演义》以外，别无所有，就算有也会锁起来。尽管如此，朱先生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偷偷地看了《水浒传》《红楼梦》《琵琶记》《西厢记》，还读了许多杂书。梁实秋先生也有差不多相同的经历，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古文谈》和《国文谈》等文章中的观点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经常会批评当时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下，有时往往将其归咎为提倡白话不重视古文。有的大学招生，国文考试要求学生做文言文。相反有的学校提倡白话文，于是随便选择许多报章杂志上偶然登载的文章作为教材，有的还把一些名人政要的文章选进教材。作为一个新文学的作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周作人发表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的经验》《古文谈》《国文谈》《杨柳》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主要如下。
一是在国文考试中反对出古怪难题考学生，反对学生学做唐宋八大家一类古文。他在《杨柳》（1935年5月《独立评论》149期）一文里说：“中学教国文的先生以及社会上提倡学古文的人老实说不见得比我辈更能懂得古文的好坏与写文章的甘苦，中学学生又没有十年萤雪的功夫去揣摩吟味，先生们所读的古文既坏，所写的尤坏，徒弟所作如何能好，刻鹄类鹜，必将不通而不可救矣。”周氏的观点是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无论文言还是白话，作文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让别人看得懂。他用一个日本人的书《国语之将来》里的话说：国语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意思明白地传达给别人，如今将人教练得没有思想，又或不能满足地传达意思，这便是国语教育的失败。
二是批评当时一些教科书选材不当。在《国文谈》（1939年12月《华光》1卷6期）他借一位朋友的口指出，所选的文言文“大抵还是以耳为目，只挑选听了好的文章来教青年，不去找看了好的文章，标点排印的国文教科书其实也还是新式的《古文释义》罢了”；而所选的白话文“许多杂志报章上偶然登载的文章，随便选入，其实本质还不过是中学生作文的程度。其二，有些名人在政事等方面上确有本领，但文章却非其所长，选入也不适宜”；结论是：“看初中国文一册里大抵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国文材料，此外多是垃圾，学生一学期中只读得这一点儿国文，无论他怎样用功，真心想学写作，怎么能行呢。世间说现今中学生国文程度差了，这犹如虐待继子的三天给他吃一顿饭，却说他长得不肥，岂不是冤哉枉也么。”这一席话令我们想起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里说的：“第一，从前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低了。”实际上，这个情况今天仍然存在，我们一些高中教材每一册只有二十来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二是学生完全看得懂的现代文，但是配套的所谓“助学系统”却有好多，各种无效的练习一套又一套，成尾大不掉之势，学生的时间都花在练习中，当然没有时间读书了。 三、《读小说》和《读小说续》重申“读小说”的经验
周作人晚年写过一本《知堂回想录》，在第四卷的194、195两节，周作人又专门谈他“读小说”的事。一开头他就说：“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多少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后来他在文中一再重申这点，还说：“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是普通。”和早年文章相比，这里谈得更加自然，例如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引了清人郑守庭《燕窗闲话》里的故事，指出郑氏先读了《列国志》和《封神传》之后再读的《左传》。然后，周作人详细写了他是如何一步步从古白话小说的阅读转入文言小说，对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都入门了，文言也就会读和写了。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学习文言也需要读书，读古代历史小说有助于读通文言文。在这一节里，他还介绍了如何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怎样欣赏里面的描写，也批评了作者的一些倾向。在“读小说续”那一节里，他又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读《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封神榜》《镜花缘》《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等书的。
这里有趣的是，周作人把读小说的兴味盎然和读经书的乏味对照起来，强调了阅读兴趣对一个孩子的重要作用。确实如周氏所说，这种经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一位文史大家吕思勉也说过：“通国文，但须多读多看，至其时自有悟入处。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答程鹭于书》，载《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还说过：学生学国文都有一个“乱读”“杂读”的过程。（《国文教学祛弊》，同上）我们都知道，1977年恢复高考进入学校的77、78级大学生，无论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大多数阅读面比较宽广，视野比较开阔，许多人的回忆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语文能力其实一大部分是靠读小说和其他读物得来的。
四、几点启示
今天我们谈周作人的一些观点绝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主要是这些观点对今天的语文教学有启示作用，甚至有警示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语文学习方法背离学习规律已经太远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实践考察一下周作人的“读小说”观点，是非常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
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方法是在“语言的海洋里游泳”，这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著名论断。无论母语还是外语，语言学习重在大量阅读。在阅读过程中积累和扩大词汇量，养成流畅阅读的习惯，同时获得知识。欧阳修在别人问他如何读《易》时，他回答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小而能至大者。”（《易或问》，载《欧阳永叔集》（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就是说，读书过程不能总被打断去研究一个个词语，而要从大处着眼。读小说就是这样，读了几本书，被故事人物打动的同时也扩大了识字量，培养了语感。而如今的学生学习语文，时时刻刻在听教师分析课文，条分缕析字字落实，然后他们鹦鹉学舌地跟着说一通，因为跟不上思路，还要时时犯错。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高中。结果，学生从小学开始养成了不良的阅读习惯——阅读过程中时时会停顿和返读。语文学习的所谓“练习”应该是读书写作，小学和初中还应积累经典诗词文章，而不是做习题，背诵记忆那些不确定的“标准答案”。这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
阅读习惯要从小培养。1975年，布鲁姆就提出“要尽快让孩子们进入阅读自动化阶段”（夏人青《如何使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载《外国中小学教育》1987年第6期）。但是，我们在干些什么？从孩子的思维发展来看，总是从形象到抽象，因此阅读一般应从读图文本开始，培养其兴趣，渐至短篇小说或散文再到长篇。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母语教材都从选文学作品开始渐渐到选历史、哲学、科学、艺术作品的原因。因为，文学作品有故事有人物，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兴趣是学习之母，当然仅靠兴趣是不行的，但是把阅读搞得毫无兴趣则肯定是不会有效率的。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梁实秋等前辈的经验如此，普通语文教师的经验亦是如此。语文水平无法训练出来，唯有靠读书。
周作人的国文学习观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名家说法应该深入浅出。叶圣陶先生说过：是真佛只说大白话。但是，如今不少专家把浅显的道理讲得深奥莫测，语文教育理论成了经院哲学，成了象牙塔里的学问，把一线教师弄得一筹莫展。于是，语文教学出现二律背反——小部分人搞科研课题热衷于“做课”，而大部分教师在埋头苦干带领学生蹚题海。哪里还有真语文？
一、《我学国文的经验》的基本观点
1933年，周作人的《知堂文集》出版，里面收了他的《我学国文的经验》一文，可以说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他对国文学习的基本看法。这篇文章最初于1926年发表在《孔德月刊》第一期上，后来收入《谈虎集》。在这篇文章里，周作人主要谈了两点：一是中国传统的语文学习方法，首先是集中识字背书，所谓“通经必先识字”，“多识于鱼虫鸟兽草木之名”。他回顾小时候读书的经历，大约六岁开蒙识字；十一岁入三味书屋开始正式读书，读四书五经；十四岁到祖父身边学写八股文试帖诗，读《纲鉴易知录》，抄诗韵，准备走仕途。二是反传统的读书方法，没有在读经书作八股文试帖诗上花大力气，而是读小说。先是读古白话小说，然后读外国小说，这是通白话的路子。然后由《儒林外史》《西游记》，渐至《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是通文言的路子。他说：“教我懂文言，并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实在是这《聊斋》，并非什么经书或是《古文析义》之流。”谈了这两点以后，他说：“总结起来我的国文的经验便只是这一点，从这里边也找不出什么学习的方法与过程。可以供别人的参考，除了这一个事实，便是我的国文都是从看小说来的，倘若看了几本普通的文言书，写一点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说是有了运用国文的能力。”因此，他对别人请教他怎样教或者学国文，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没有被教过这是怎样地理解的，怎么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么我只好对他们说，请多看书。小说，曲，诗词，文，各种；新的，古的，文言白话，本国，外国，各种；还有一层，好的，坏的，各种；都不可以不看，不然就不知道文学和人生的全体，不能磨炼出一种精纯的趣味来”。
可以清楚地看出，周作人的基本观点就是读书，由小说开始渐渐扩展到其他。当然，周氏的经验也有其特殊性。第一，他的祖父“不禁小孩看小说”，不但不禁，而且“还很奖励小孩看小说，以为这能使人思路通顺”。这不但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开明，就是置于今天也难能可贵。第二，当时正处废科举前后，1905年废科举断了不少读书人的做官梦，却使无数青年有机会告别八股文试帖诗和策论，进而读许多有用的书。第三，当时文化教育界热衷介绍外国的东西，翻译界很兴旺，翻译小说很多，周氏兄弟就曾编过一本《域外小说集》。但是，周作人的经验有没有普遍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因为民国时期谈到这一点的绝不仅仅是周作人。例如朱光潜先生，他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里说道：他父亲不准他看小说，家里除了一套《三国演义》以外，别无所有，就算有也会锁起来。尽管如此，朱先生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偷偷地看了《水浒传》《红楼梦》《琵琶记》《西厢记》，还读了许多杂书。梁实秋先生也有差不多相同的经历，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二、《古文谈》和《国文谈》等文章中的观点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上经常会批评当时的中学生国文程度低下，有时往往将其归咎为提倡白话不重视古文。有的大学招生，国文考试要求学生做文言文。相反有的学校提倡白话文，于是随便选择许多报章杂志上偶然登载的文章作为教材，有的还把一些名人政要的文章选进教材。作为一个新文学的作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周作人发表了《复古的反动》《我的复古的经验》《古文谈》《国文谈》《杨柳》等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主要如下。
一是在国文考试中反对出古怪难题考学生，反对学生学做唐宋八大家一类古文。他在《杨柳》（1935年5月《独立评论》149期）一文里说：“中学教国文的先生以及社会上提倡学古文的人老实说不见得比我辈更能懂得古文的好坏与写文章的甘苦，中学学生又没有十年萤雪的功夫去揣摩吟味，先生们所读的古文既坏，所写的尤坏，徒弟所作如何能好，刻鹄类鹜，必将不通而不可救矣。”周氏的观点是无论口语还是书面语，无论文言还是白话，作文重要的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让别人看得懂。他用一个日本人的书《国语之将来》里的话说：国语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意思明白地传达给别人，如今将人教练得没有思想，又或不能满足地传达意思，这便是国语教育的失败。
二是批评当时一些教科书选材不当。在《国文谈》（1939年12月《华光》1卷6期）他借一位朋友的口指出，所选的文言文“大抵还是以耳为目，只挑选听了好的文章来教青年，不去找看了好的文章，标点排印的国文教科书其实也还是新式的《古文释义》罢了”；而所选的白话文“许多杂志报章上偶然登载的文章，随便选入，其实本质还不过是中学生作文的程度。其二，有些名人在政事等方面上确有本领，但文章却非其所长，选入也不适宜”；结论是：“看初中国文一册里大抵只有十分之一的真国文材料，此外多是垃圾，学生一学期中只读得这一点儿国文，无论他怎样用功，真心想学写作，怎么能行呢。世间说现今中学生国文程度差了，这犹如虐待继子的三天给他吃一顿饭，却说他长得不肥，岂不是冤哉枉也么。”这一席话令我们想起胡适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里说的：“第一，从前中学国文所以没有成效，正因为中学堂用的书只有那几本薄薄的古文读本。……第二，请大家不要把中学生当小孩子看待。现在学制的大弊就是把学生求知识的能力看低了。”实际上，这个情况今天仍然存在，我们一些高中教材每一册只有二十来篇文章，其中三分之二是学生完全看得懂的现代文，但是配套的所谓“助学系统”却有好多，各种无效的练习一套又一套，成尾大不掉之势，学生的时间都花在练习中，当然没有时间读书了。 三、《读小说》和《读小说续》重申“读小说”的经验
周作人晚年写过一本《知堂回想录》，在第四卷的194、195两节，周作人又专门谈他“读小说”的事。一开头他就说：“小说，我在小时候实在看了不少，虽则经书读得不多。……而且我的国文读通差不多全靠了看小说，经书实在并没有给了多少帮助，所以我对于耽读小说的事，正是非感谢不可的。”后来他在文中一再重申这点，还说：“这种经验大约也颇是普通。”和早年文章相比，这里谈得更加自然，例如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还引了清人郑守庭《燕窗闲话》里的故事，指出郑氏先读了《列国志》和《封神传》之后再读的《左传》。然后，周作人详细写了他是如何一步步从古白话小说的阅读转入文言小说，对旧派文言小说的两派——《聊斋》和《阅微草堂笔记》都入门了，文言也就会读和写了。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学习文言也需要读书，读古代历史小说有助于读通文言文。在这一节里，他还介绍了如何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怎样欣赏里面的描写，也批评了作者的一些倾向。在“读小说续”那一节里，他又介绍了自己是如何读《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封神榜》《镜花缘》《儒林外史》《品花宝鉴》等书的。
这里有趣的是，周作人把读小说的兴味盎然和读经书的乏味对照起来，强调了阅读兴趣对一个孩子的重要作用。确实如周氏所说，这种经验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另一位文史大家吕思勉也说过：“通国文，但须多读多看，至其时自有悟入处。切勿妄讲文法，勉强用心推求。”（《答程鹭于书》，载《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还说过：学生学国文都有一个“乱读”“杂读”的过程。（《国文教学祛弊》，同上）我们都知道，1977年恢复高考进入学校的77、78级大学生，无论是学理的还是学文的，大多数阅读面比较宽广，视野比较开阔，许多人的回忆都谈到了这一点：他们的语文能力其实一大部分是靠读小说和其他读物得来的。
四、几点启示
今天我们谈周作人的一些观点绝不单是发思古之幽情，主要是这些观点对今天的语文教学有启示作用，甚至有警示作用，因为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些语文学习方法背离学习规律已经太远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觉得用现代语言教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实践考察一下周作人的“读小说”观点，是非常符合语言学习规律的。
语言学习最重要的方法是在“语言的海洋里游泳”，这是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的著名论断。无论母语还是外语，语言学习重在大量阅读。在阅读过程中积累和扩大词汇量，养成流畅阅读的习惯，同时获得知识。欧阳修在别人问他如何读《易》时，他回答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未有学小而能至大者。”（《易或问》，载《欧阳永叔集》（中），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就是说，读书过程不能总被打断去研究一个个词语，而要从大处着眼。读小说就是这样，读了几本书，被故事人物打动的同时也扩大了识字量，培养了语感。而如今的学生学习语文，时时刻刻在听教师分析课文，条分缕析字字落实，然后他们鹦鹉学舌地跟着说一通，因为跟不上思路，还要时时犯错。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高中。结果，学生从小学开始养成了不良的阅读习惯——阅读过程中时时会停顿和返读。语文学习的所谓“练习”应该是读书写作，小学和初中还应积累经典诗词文章，而不是做习题，背诵记忆那些不确定的“标准答案”。这似乎是不需要证明的。
阅读习惯要从小培养。1975年，布鲁姆就提出“要尽快让孩子们进入阅读自动化阶段”（夏人青《如何使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断提高》，载《外国中小学教育》1987年第6期）。但是，我们在干些什么？从孩子的思维发展来看，总是从形象到抽象，因此阅读一般应从读图文本开始，培养其兴趣，渐至短篇小说或散文再到长篇。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外的母语教材都从选文学作品开始渐渐到选历史、哲学、科学、艺术作品的原因。因为，文学作品有故事有人物，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兴趣是学习之母，当然仅靠兴趣是不行的，但是把阅读搞得毫无兴趣则肯定是不会有效率的。胡适、周作人、朱光潜、梁实秋等前辈的经验如此，普通语文教师的经验亦是如此。语文水平无法训练出来，唯有靠读书。
周作人的国文学习观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名家说法应该深入浅出。叶圣陶先生说过：是真佛只说大白话。但是，如今不少专家把浅显的道理讲得深奥莫测，语文教育理论成了经院哲学，成了象牙塔里的学问，把一线教师弄得一筹莫展。于是，语文教学出现二律背反——小部分人搞科研课题热衷于“做课”，而大部分教师在埋头苦干带领学生蹚题海。哪里还有真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