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竺可桢算不上一位数一数二的风云人物，他的知名度比不上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但人微未必言轻，当我们再次翻开民国大学史册，拂去厚厚的尘埃，却惊诧地发现，他的教育思想余温犹在，不失为医治当今中国大学各种顽疾的一剂“猛药”。
竺可桢（1890.3—1974.2），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市）人，字藕舫。1918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返回祖国，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5年4月25日，竺可桢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全民抗战，在任13年中，浙大竟有4次迁校，九度春秋处于颠沛流离的办学状态。
但是，彩虹总在风雨后，奇迹诞生磨难中。竺可桢上任之初，浙江大学只有工、农、文理3个学院，师生总共500多人，在国立大学中，名不见经传。经过战火洗礼和竺可桢的悉心“调理”，到了1948年，浙大已发展成文、理、工、师等7所学院，25个学系，近千名教职员工，2171名在校生，学校规模翻了几番，教学、科研水平大幅度提高。1940年，全国首届大学学业竞试中，浙大名列第四；次年，又荣获第一。英国牛津大学只承认的中国7所大学学历，浙大名列其中，并被世人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一举成名，与竺可桢的辛勤耕耘不无关系，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结出的丰硕成果。
“领袖”教育思想：
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
大学不是任何个人、财团、党派开设的私塾，而是社会公器，是国家、民族培养领袖人才的摇篮。
1935年9月，未做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就在《常识之重要》中提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到任后，在宣誓典礼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力诫学生勿受浮动盲从之恶习，须从学业、思想、道德、体育各方面努力，方可养成将来健全的社会领袖，为国家民族效劳。”“大学是养成一国领袖人才的地方。”
竺可桢倡导的“领袖”教育理论，与散发腐朽气息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也是纠正高等教育低俗化倾向的锐利武器。
为什么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未来领袖人才？竺可桢对此做了深入思考。1937年10月，在天目山校区，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演讲，具体分析道：“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花的钱，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智慧”教育思想：
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大学是专科教育，还是通科教育？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大学教育的重点是解决智慧问题，也就是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科教育和通科教育都是“船”和“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过河”。竺可桢坚决反对“授人以鱼”，而提倡“授人以渔”。所以，他在不同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
“即以智育一端，现行制度亦有重大缺点，即是专重智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
“许多人常以学校培植学生和工厂制造物品相比，毕业生没有出路好像是工厂出品无处可销。这比喻根本不合适。工厂出货，无论是一部汽车、一只表或是一个铁钉，总是出厂的时候最适用。等到旧了，表会停，汽车会抛锚，铁钉会生锈；毕业学生，可不能一离开学校，就天天腐化下去。他必得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内在力，使其出校门后，能利用其思想以增加智识经验，锻炼身体品性，使学问、道德又日新日日新。”
“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
“在大学里读书再多，不会把学问转化为智慧，也不过是个书橱子；书橱子‘学问’再多，也不过是个书呆子。试看孙中山在大学学医，却成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在大学学师范，却成为大军事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们在大学里不仅读书，更注意通过读书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因此，走向社会以后，他们能够开动自己‘清醒的头脑’，将遇到的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求是”教育思想：我心以为是，
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杭州求是书院。1938年11月，经竺可桢提议，浙大将“求是”作为自己的校训。
1939年2月，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一文中，竺可桢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实践，对“求是”做了解读。他说：“惟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两年后，他将求是精神提高到科学精神的高度，做了科学论述：“（一）不盲从，不附和，应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古今中外，对于“求是”的解析不胜枚举，惟有竺可桢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8个字，最简洁、最鲜明、也最深刻。
后来，竺可桢对于“求是”实行之难认识得更加清醒。1948年10月，他对新生训话，大声疾呼：“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益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勃利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
“知行合一”教育思想：
身教重于言教
竺可桢认为，真、善、美，真是根本，善、美不过是“真”树上绽开的花朵。没有真行动，所有的理论都如白纸一张。因此，他非常重视身教。他多次表示：“每个著名大学里，统有道德学问并茂的教授，可以潜移默化学生的品格。”“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之所以成为竺可桢，不仅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求是”，更在于他把“求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使知行合而为一。
抗战期间，浙大搬迁到西南边陲，经济上非常困难，到了冬天，为了节省费用，学校规定各办公室不准烤火，竺可桢带头执行，以至于耳朵、手脚年年生冻疮。1942年1月，全国掀起反对腐败官员、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运动。浙大学生群起激愤，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进行劝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又担心学生游行遭到军警镇压，酿成流血冲突，学生们吃大亏。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在了游行队伍前面。沿途军警见到竺可桢，无不开绿灯放行。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60岁生日。花甲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成为一些腐败官员借机敛财的借口。竺可桢桃李满天下，弟子、同事、部下，都想为他办一个隆重的寿诞。但是，为政清廉、为人坦荡的竺可桢却不愿给大家添麻烦、增负担，提前1个月，他就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上刊登《避寿启事》，公开申明“尚有同事、同学不谅桢之苦衷，而有送礼或开会者，桢盖不接受、参加。”
另外，竺可桢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泛舟学海、心系天下的爱国者。比如，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他早在1969年11月，就上书国家，建言献策：“钓鱼岛与冲绳之间却隔有1000-2000米深海，所以，从深度和距离来看，钓鱼岛附近石油的开采权统应归在我国权力范围……日本试图开发这一地区，屡登消息在窥视我动静。我们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及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为捍卫民族尊严、保卫中国领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下，钓鱼岛主权争端日趋尖锐，抚今追昔，更证明一介书生竺可桢的高瞻远瞩。
竺可桢（1890.3—1974.2），浙江绍兴东关镇（今属上虞市）人，字藕舫。1918年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便返回祖国，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
1935年4月25日，竺可桢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入侵，中国全民抗战，在任13年中，浙大竟有4次迁校，九度春秋处于颠沛流离的办学状态。
但是，彩虹总在风雨后，奇迹诞生磨难中。竺可桢上任之初，浙江大学只有工、农、文理3个学院，师生总共500多人，在国立大学中，名不见经传。经过战火洗礼和竺可桢的悉心“调理”，到了1948年，浙大已发展成文、理、工、师等7所学院，25个学系，近千名教职员工，2171名在校生，学校规模翻了几番，教学、科研水平大幅度提高。1940年，全国首届大学学业竞试中，浙大名列第四；次年，又荣获第一。英国牛津大学只承认的中国7所大学学历，浙大名列其中，并被世人誉为“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一举成名，与竺可桢的辛勤耕耘不无关系，是竺可桢教育思想结出的丰硕成果。
“领袖”教育思想：
培养未来各界领袖人才
大学不是任何个人、财团、党派开设的私塾，而是社会公器，是国家、民族培养领袖人才的摇篮。
1935年9月，未做大学校长之前，竺可桢就在《常识之重要》中提出：“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才。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者之富于常识也。”
到任后，在宣誓典礼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力诫学生勿受浮动盲从之恶习，须从学业、思想、道德、体育各方面努力，方可养成将来健全的社会领袖，为国家民族效劳。”“大学是养成一国领袖人才的地方。”
竺可桢倡导的“领袖”教育理论，与散发腐朽气息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具有本质区别，也是纠正高等教育低俗化倾向的锐利武器。
为什么高等教育的重点是培养未来领袖人才？竺可桢对此做了深入思考。1937年10月，在天目山校区，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演讲，具体分析道：“诸位在大学一年所花的不过二三百元，而国家为诸位所花的，每年却要到一千五六百元，所以国家所花的钱，比诸位自己所花的要多到七八倍。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社会上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困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智慧”教育思想：
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大学是专科教育，还是通科教育？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
大学教育的重点是解决智慧问题，也就是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专科教育和通科教育都是“船”和“桥”，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过河”。竺可桢坚决反对“授人以鱼”，而提倡“授人以渔”。所以，他在不同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
“即以智育一端，现行制度亦有重大缺点，即是专重智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
“许多人常以学校培植学生和工厂制造物品相比，毕业生没有出路好像是工厂出品无处可销。这比喻根本不合适。工厂出货，无论是一部汽车、一只表或是一个铁钉，总是出厂的时候最适用。等到旧了，表会停，汽车会抛锚，铁钉会生锈；毕业学生，可不能一离开学校，就天天腐化下去。他必得在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一种内在力，使其出校门后，能利用其思想以增加智识经验，锻炼身体品性，使学问、道德又日新日日新。”
“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
“在大学里读书再多，不会把学问转化为智慧，也不过是个书橱子；书橱子‘学问’再多，也不过是个书呆子。试看孙中山在大学学医，却成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在大学学师范，却成为大军事家……成功的奥秘就在于，他们在大学里不仅读书，更注意通过读书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因此，走向社会以后，他们能够开动自己‘清醒的头脑’，将遇到的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求是”教育思想：我心以为是，
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
浙江大学的前身，是杭州求是书院。1938年11月，经竺可桢提议，浙大将“求是”作为自己的校训。
1939年2月，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一文中，竺可桢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实践，对“求是”做了解读。他说：“惟有中山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两年后，他将求是精神提高到科学精神的高度，做了科学论述：“（一）不盲从，不附和，应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古今中外，对于“求是”的解析不胜枚举，惟有竺可桢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8个字，最简洁、最鲜明、也最深刻。
后来，竺可桢对于“求是”实行之难认识得更加清醒。1948年10月，他对新生训话，大声疾呼：“校训为‘求是’，实事求是，自易了然，然而言易行难，一旦利益冲突，甚难实行‘求是精神’。近世科学始祖首推哥白尼、伽利略以及勃利诺三氏。除前一人著书外，后二人一秉求是精神，历险如夷，视死如归，以身殉科学。先哲王阳明氏有言：‘我心以为是，虽千万人非之而不改；我心以为非，即孔孟是之而不易！’壮哉求是精神！此固非有血气毅力大勇者不足与言。”
“知行合一”教育思想：
身教重于言教
竺可桢认为，真、善、美，真是根本，善、美不过是“真”树上绽开的花朵。没有真行动，所有的理论都如白纸一张。因此，他非常重视身教。他多次表示：“每个著名大学里，统有道德学问并茂的教授，可以潜移默化学生的品格。”“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竺可桢之所以成为竺可桢，不仅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求是”，更在于他把“求是”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中，使知行合而为一。
抗战期间，浙大搬迁到西南边陲，经济上非常困难，到了冬天，为了节省费用，学校规定各办公室不准烤火，竺可桢带头执行，以至于耳朵、手脚年年生冻疮。1942年1月，全国掀起反对腐败官员、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运动。浙大学生群起激愤，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作为一校之长，竺可桢不得不出面进行劝阻，在劝阻无效的情况下，他又担心学生游行遭到军警镇压，酿成流血冲突，学生们吃大亏。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在了游行队伍前面。沿途军警见到竺可桢，无不开绿灯放行。1949年3月7日，是竺可桢60岁生日。花甲祝寿，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成为一些腐败官员借机敛财的借口。竺可桢桃李满天下，弟子、同事、部下，都想为他办一个隆重的寿诞。但是，为政清廉、为人坦荡的竺可桢却不愿给大家添麻烦、增负担，提前1个月，他就在《国立浙江大学日刊》上刊登《避寿启事》，公开申明“尚有同事、同学不谅桢之苦衷，而有送礼或开会者，桢盖不接受、参加。”
另外，竺可桢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而是一个泛舟学海、心系天下的爱国者。比如，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他早在1969年11月，就上书国家，建言献策：“钓鱼岛与冲绳之间却隔有1000-2000米深海，所以，从深度和距离来看，钓鱼岛附近石油的开采权统应归在我国权力范围……日本试图开发这一地区，屡登消息在窥视我动静。我们虽忙于开发大陆的石油，无暇顾及海上资源，但不能不为长远着想。”为捍卫民族尊严、保卫中国领土，作出了重要贡献。当下，钓鱼岛主权争端日趋尖锐，抚今追昔，更证明一介书生竺可桢的高瞻远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