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深根植于越地文化，而曹娥江两岸则是培育越剧的沃土，特别是嵊县、上虞。那年那月，除了“双抢”农忙，幾乎每个月都会有越剧团来镇里演出。说来奇怪，除了《九斤姑娘》，以后凡有越剧团来镇里演的越剧大戏，我反而不太爱看，大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意味。
　　有一次，我和同学龙根费了好大劲，总算进了戏文台下，而且还挤到了座位，心里很是得意。那天演的是《碧玉簪》，戏台上李秀英半夜三更，手里拿件衣衫，犹豫要不要给伏在桌子上的王玉林盖？走过去又退回来，唱着《三盖衣》：“谯楼打罢二更鼓，官人他独坐一旁不理我……”“耳听得谯楼打三更，夜已深人已静……”“难进难退我李秀英，今夜叫我如何好？”
　　唱了半天，还是不给王玉林盖衣衫。我们的哈欠都来了，实在乏味，就退了出来，去逛台下摊。那些大人却看得如痴如醉，还有妇女在抹眼泪，真不知这有什么好看的。
　　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拉开大幕，唱词就是：“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滨，有一个祝英台，秀丽聪明。”梁祝的故事与我们上虞密切相关。梁山伯有一说是宁波鄞县人，去杭州求学;祝英台是上虞人，女扮男装也去杭州求学。上虞处在宁波与杭州之间，梁山伯半途遇到祝英台，于是结伴同行。
　　但那时候，我们也不爱看梁祝，哭哭啼啼，卿卿我我，那是女孩子的事情。只是梁祝化蝶、电闪雷鸣那一幕，还有些闹猛。
　　“绍兴戏为天下，小歌班为老婆”，这一谚语，可谓精准定调了绍剧与越剧的特性与区别。大人们还有一句话，则形象地概括了越剧的题材内容——“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生后花园。”越剧往往纠缠于男女情感、婆媳矛盾、家族纠纷，而且更要命的是，越剧演员全是女子，只有乐师是男人。因而每逢越剧团来镇里演出，我们男孩子大多是矛盾心理，既想去戏文台下赶热闹，又不爱看戏文。
　　记忆中，章镇大会堂演过的越剧还有《何文秀》《盘夫索夫》《追鱼》《王老虎抢亲》《秦香莲》《打金枝》等，全是“小歌班为老婆”的戏。只有《双枪陆文龙》《穆桂英挂帅》能吸引我们的兴趣。但戏文台上大元帅猛喝一声“众将官！”“有！”却是尖声尖气的女子腔，不像绍剧那样使人听得热血上涌。
　　那时的我正处于爱看童话、儿童小说的年龄段，看戏如同看书，也有一个“分级阅读”那样的接受与理解能力问题。尽管当年那些成人化的越剧题材少儿不适合看，但为赶热闹与消遣课外时间，只要镇上演戏文，不管爱看不爱看，都会挤到戏文台下去。
　　常来镇里演越剧的是县里的上虞文光越剧团，说来有意思，有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文光越剧团来镇里，必定下雨。有时候，上午是晴天，越剧团下午一到就下雨了，而且，演几天就下几天，但只要他们前脚一走，马上天就放晴。这就奇了怪了，还屡试不爽。下雨天，看戏文要穿套鞋、戴笠帽、撑雨伞，四邻八乡也不方便来，尤其是梅雨天，这样大家就有点烦文光越剧团了，有好事者给它取了一个外号，叫“尿床戏班”。
　　有一年夏天，章镇已一个多月未下雨了，连曹娥江都露出了大片河滩。那天文光越剧团来了。大家望着天上的骄阳，太阳直晒，都说这么干旱的天气怕不会下雨了。但真是神奇，那天夜里，忽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一下可把全镇人乐坏了，越剧团送来了及时雨，当然那个外号也自动消失了。
　　戏文台下看戏文，绍剧更适合男孩子，越剧更适合女孩子。除了《九斤姑娘》我从未完整地看完过一出越剧。所以越剧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有一次看《庵堂认母》，却使我彻底不爱看，甚至讨厌起了越剧。
　　《庵堂认母》讲法华庵尼姑王志贞与书生申贵升相恋，在庵堂生下儿子，碍于佛门清规，无奈附以血书将婴儿弃于郊外，幸被徐姓人家拾得抚养，取名元宰。十六年后，已中解元的徐元宰发现血书，便四处寻访生母，终于在法华庵见到生母。
　　我从小跟随祖父母生活，父母在遥远的重庆工作，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那天看完《庵堂认母》，有几位邻居说我以后见到父母都不一定会认识，要像徐元宰那样“庵堂认母”。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悄悄流泪，心想我再也不去看越剧了。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
　　我与越剧的“和解”，一直要到一二十年以后。1980年，我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大学读本科。有一次，全班同学去学校电影院看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当银幕上响起耳熟的越剧唱腔时，我的心一下子被震撼了。周围同学听不懂越剧中的绍兴方言，我轻声向他们解释。
　　那天，我第一次完整地看完了梁祝。在经历了坎坷曲折的人生，在远离越剧故里的异地他乡，在人到而立之年以后，我这才领悟到了越剧的味道，它的细腻、曼妙与丰富，它的柔美、深邃与厚重。
　　不知不觉地，我爱上了越剧，似乎要把小时候“丢掉”的宝贝找回来。我曾在央视戏曲频道上看了多遍《碧玉簪》，又回看了1962年的戏曲影片《碧玉簪》，深深地被越剧名角金采风《三盖被》的唱腔与表演所感动。回忆小时候看戏文，体验而立以后的再看戏文，我想说的是：如果说绍剧是阳刚的，那么越剧则是柔美的;绍剧是进取的，属于青少年，越剧则是守成的，更属于中年以后。
　　有时想，做一个上虞人真是不错，小时候看“为天下”的武戏绍剧，满足了闹猛、激情与热血沸腾;长大了看“为老婆”的文戏越剧，懂得了妥协、柔道与日常审美。绍剧与越剧，一阳一阴，阴阳互补，形象地演绎了“慷慨以复仇，隐忍以成事”（宋人·王十朋）的绍兴精神，这对于曹娥江边长大的我来说，实在是生命中的精神财富。
　　由于改变了对越剧的观念，我开始关注起上虞文光越剧团的命运来，在我的记忆中，1966年文光越剧团似乎被解散了，或者被拆分了。当年有一位女演员转行成了汤浦供销社的营业员，由于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成了全县的青年标兵，我在全县大会上听过她的报告，相当感人。
　　终于，我在《上虞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六百五十五页的“县属剧团”一节里，读到了如下文字：“1950年，以丰惠道士班为基础，组建半职业性的虞光绍剧团，有演职员五十八人。1955年5月，萧山县文光越剧团划归上虞，改名上虞县越剧团，定员四十八人。两团均为集体所有制性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剧团人员被遣散或分配做其他工作。1970年7月，吸收部分原剧团人员和一些业余文艺爱好者，成立上虞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定编五十人。1972年转为全民所有制。1978年12月，恢复县越剧团。该团自1955年以来，共上演古装剧八十七个，现代剧三十七个，自编自演剧目有《双姑娘》等八个，保留剧目有《何文秀》《是我错》《家庭公案》等五个。” 　　2011年9月14日晚上，我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有幸观看了来自家乡的“上虞市小百花越剧团”演出的大戏——七场新编古装越剧《南风歌——舜的传说》。我们多位客籍京城的上虞老乡，都坐在前面几排的贵宾席。
　　锣鼓敲响，大幕拉开，灯光聚焦，好戏开演。如此近距离，如此适意地观看越剧，而且还是来自“越剧故乡，英台故里”的家乡越剧团的演出，怎能不感慨良多。
　　我看到戏单上的介绍：“上虞市小百花越剧团成立于1955年，诞生于美丽的祝英臺故里，剧团现有演职员五十余名，阵容强大，设备齐全，演员文武兼备，剧目丰富多彩，青年演员均系科班出身，具有良好的艺术底蕴和戏曲表演才能。”
　　是的，这就是我小时候在章镇小菜场看过戏文的家乡小歌班，这就是在章镇大会堂演过《九斤姑娘》《何文秀》《碧玉簪》《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上虞文光越剧团。如今，上虞小百花越剧团已成为盛开在虞舜大地、香飘大江南北的越剧之花。
　　那么，绍剧呢？当年的虞光绍剧团、浙江绍剧团呢？
　　关于虞光绍剧团，我在百度上检索到了下面两则文字：
　　“1950年代，绍兴县及城区有同春、同兴、新民、易风、同力、新艺、新风七个绍剧团，上虞有虞光绍剧团，嵊县有浙升绍剧团。经过1950年代改戏改制、整顿提高，至1960年底，绍兴尚有浙江绍剧团、同兴绍剧团、新民绍剧团和萧山绍剧团。”“上虞虞光绍剧团成立于2014年6月17日，注册地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新里港村。经营范围包括戏曲表演。”
　　这说明，我小时候在章镇看过绍剧的虞光绍剧团，至1960年底已不复存在。近年注册的上虞虞光绍剧团，与从前的虞光绍剧团是两回事。
　　关于浙江绍剧团，我在百度上检索到了下面文字：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即原浙江绍剧团。剧团成立于1956年（其前身为1926年成立的上海同春舞台），1950年同春舞台更名为同春绍剧团，1953年从上海回到绍兴，1956年改制为国营剧团，即浙江绍剧团。1984年成立浙江绍剧院，原浙江绍剧团为一团、绍兴市绍剧团为二团;1992年，撤院并团。2012年8月，经浙江省文化厅、绍兴市编委办批准，同意撤销浙江绍剧团，成立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承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绍剧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发展。现有在编人员一百零四人，其中高级职称五十三人。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表演的武戏《群英荟萃》在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播出。”
　　我小时候在章镇看过的六龄童、七龄童、陈鹤皋、汪筱奎等名角戏文的浙江绍剧团依然存在，尽管已改制为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但宝刀不老，艺术长青，后继有人。
　　从在章镇大会堂看过绍剧算起，我已有几十年未在戏文台下看“为天下”的绍兴戏了。多么期待，能有一天在北京的戏台上，欣赏到“喉咙堂堂交”的正宗绍剧武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