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掘第一桶金,抗非典专家沦为“制毒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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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命的诱惑
  
  姚福润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妻子美丽贤淑,女儿乖巧懂事。2002年,姚福润以妻子兰某的名义在四川绵阳注册了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搞医药研发、技术转让,过上了有楼有车的富裕生活。但自视颇高的姚福润并不满足,他认为凭他的聪慧、学识,早该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2004年7月的一天,姚福润一个经商的朋友唐双石(四川省金堂县人)找到他,说借了20万元给重庆潼南生意潦倒的朋友陈泊润研制K粉,但试验一年多也未见K粉的影子,借出去的钱也打了水漂,希望姚与他去一趟潼南,帮忙看一下陈泊润究竟能否研制出K粉。这个唐突的请求使姚福润吃惊不小,他当即拒绝了。
  K粉为何物?K粉,即氯氨酮的俗称,是一种新型毒品,和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相比,具有成瘾性较低、成瘾周期长等特点,吸食后极易使人达到极致忘我、兴奋、疯狂的状态,备受一些吸毒者的推崇。长期或者过量使用,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甚至引起昏厥、死亡。由于K粉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2003年公安部明确认定K粉为毒品,并加大了打击力度。四川、广东、云南等省陆续制定了办理K粉等新型毒品案件的有关规定。
  当时,姚福润虽然不清楚K粉的化学成分及危害性,也不知晓法律的有关规定,但他大致了解K粉是一些精神颓废的时尚男女在迪厅里的吸食品,绝非什么好东西,况且那时他正与多家企业搞项目合作,实在无法脱身。
  遭到姚福润的拒绝,唐双石并不死心,他又多次恳请姚福润帮忙。碍于朋友的情面,姚终于同意了。11月初,他与唐双石来到重庆潼南陈泊润的金鹤岭山庄,对陈的生产技术、设备进行考察。他简单看了看,便得出结论:陈泊润的设备和技术根本不可能研制出K粉。这使陈泊润和唐双石很是沮丧。
  后来,唐双石又找到姚福润,小心翼翼地问姚能否帮助研制K粉。出于帮朋友忙的想法,也为挑战自己的研发能力,更为K粉的大好“钱景”所动,姚福润竟鬼使神差答应一试。这使唐双石、陈泊润大喜过望。
  姚福润仔细推敲了风险,认为研制K粉肯定违法,但研制K粉原料(粗制氯氨酮)的风险应该不大。他天真地认为,粗制氯氨酮不是毒品,与K粉完全是两码事,正如棉花与布匹、铁矿石与钢铁的关系一样。即使被查处,顶多就是拘留、罚款了事。他打点擦边球,挖够了第一桶金再回正途,犯点小错算不了什么。当今的财富新贵们,有几个不是用非法手段赚得第一桶金起家的呢?对第一桶金的狂热追求,对法律的无知,使他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并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姚福润告诉唐双石、陈泊润,应先生产粗制氯氨酮,再经过脱色、脱水等程序加工成市场上销售的K粉,当务之急是要找一个具备生产氯氨酮工艺要求的化工厂。姚联系了四川省兴文县佳裕化工厂的法人代表任启均(四川省江安县人),称要合作开发一种前途很好的医用赛路普汀中间体。
  任启均的佳裕化工厂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已于2004年7月被迫停产。姚福润提出的生财之道,对任启均无疑是雪中送炭,他当即应允,感激不尽。
  佳裕化工厂地处兴文县城郊接合部,又有合法的外衣为掩护,姚福润、唐双石等人经考察认为是生产K粉的理想场所。姚福润遂以其公司的名义,与任启均签订了加工生产赛路普汀中间体的合作协议。
  姚福润、唐双石、任启均商定,由唐双石、陈泊润出资金,姚福润负责工艺技术和原料采购,任启均提供厂房、生产设备和组织工人生产。随后,唐双石、陈泊润陆续出资30余万元,作为佳裕化工厂恢复生产的启动资金。
  随着佳裕化工厂的神秘复工,一起奸商与专家联合导演的制贩毒品大案拉开了序幕。
  
  可怕的“事业”
  
  2004年11月中旬,陈泊润研制K粉的原料从潼南运到兴文县佳裕化工厂,姚福润开始全身心地研制K粉。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了实验室,难得回家一趟。
  氯氨酮与其他新型毒品相比,生产流程和合成技术更为复杂,也更难掌握,以往成都市场上的K粉一直都是从外地流入。研制氯氨酮对于门外汉的陈泊润固然为天方夜谭,对于身为制药专家的姚福润也绝非易事。姚凭借精熟的专业知识,以及从国内专业杂志上复印下来的几份资料,花了数月工夫,经过多次试验,用完了所有原料,直到2005年3月初也未能研制成功。
  这时,化工专业出身的任启均对姚福润研制的产品起了疑心,他认定姚研制的新产品绝非赛路普汀中间体。姚福润坦言研制的是氯氨酮,即生产K粉的原料。任当即傻眼了,但已上贼船,回头谈何容易。为了牟取暴利摆脱生产困境,他也不惜铤而走险了。
  姚福润生性是一个不服输之人。研制试验的失败,使他在朋友面前很没脸面,这更激起了他争强好胜之心。在他眼里,做任何事情,不成功便是最大的失败。他决定另辟蹊径,寻求新的氯氨酮生产流程。他遍查国内外资料,终于从一份英文资料中查到有关生产氯氨酮的工艺流程。他按图索骥,购买相应的化工原料,又潜心投入研制氯氨酮的“事业”。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研制試验相当顺利。3月31日,第一批10公斤粗制氯氨酮生产成功。姚福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几个月来压在他心上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具有研发天分的他又很快掌握了粗制氯氨酮的生产技术,还进一步创新,简化了合成步骤,缩短了生产周期,使成本至少降低三分之一。
  生产出粗制氯氨酮,意味着生产K粉的工作量已完成了90%。粗制氯氨酮经提炼加工为K粉,即可销售到市场。姚福润算了一笔账,每公斤氯氨酮的成本大约3000元,卖出去的批发价格至少五六万元,如何分配这笔暴利呢?姚福润、陈泊润、唐双石、任启均商定:任启均以厂房占股,每公斤抽取1.2万元;姚福润以技术占股,每公斤抽取8000元;剩余利润按唐双石、陈泊润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姚福润一干人简直乐疯了,他们认为成都、西南乃至国内的K粉市场将因姚的“伟大发明”而重新洗牌,他们将创造一个庞大的“K粉王国”。
  姚福润还留了一手。他天真地认为粗制氯氨酮不是毒品,而K粉是毒品,肯定不能碰。为了逃避今后警方可能的打击,同时也为了使毒品利润的分配更有利于自己,姚福润与陈泊润、唐双石等人说好,佳裕化工厂只生产粗制氯氨酮,加工K粉由陈泊润、唐双石分别找地方进行。陈泊润、唐双石各怀鬼胎,都表示同意。
  4月中旬,佳裕化工厂的生产走上正轨,每天约生产10公斤粗制氯氨酮。如果是陈泊润的货,就由陈的司机蒲一万送到重庆潼南加工;如果是唐双石的货,则由人送到金堂县加工。至案发时,佳裕化工厂共计生产粗制氯氨酮120余公斤。
  由于陈泊润、唐双石自行加工的K粉质量不过关,多次被买家退货,姚福润不得不往来于四川省兴文县、金堂县、重庆市潼南县等地,冒着风险提供技术指导,使陈、唐等人掌握了K粉的加工技术。
  制贩K粉为姚福润等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姚福润先后给妻子兰某约30万元,唐双石爽快地给爱车的儿子买了一辆近20万元的东风标致小轿车,陈泊润、任启均则摆脱了困扰已久的债务危机。他们骄狂地认为,千万、亿万富翁的人生目标也指日可待。
  姚福润进一步完善了工艺流程。他估计,再过几个月,他把工艺流程固定下来,测量好数据,研制好配方,他的“专利”将达到世界级水平。
  正待姚福润等人“大展宏图”、“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们的发财美梦被警方一举击得粉碎。
  
  迟来的忏悔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姚福润等人秘密研制、生产毒品,早已被警方纳入了侦查视线。
  早在2004年11月,佳裕化工厂的种种异常迹象已引起当地警方的高度重视:工厂因负债累累而被迫在7月份停产,但11月份又神秘“复活”;任启均采购了大量胡椒基甲基酮,这是制造毒品摇头丸的主要原料;工厂复工后,原厂大门被封闭,新大门改在僻静的小路上,显得十分怪异。
  与此同时,成都市公安局禁毒处获悉,金堂县人唐双石与人勾结,正秘密研制毒品,研制地点涉及兴文县。两条线索汇集到四川省公安厅禁毒缉毒总队,引起省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该案被作为2005年四川省公安厅挂牌督办大案正式立案,代号“2·1”。
  经过近四个月缜密侦查,警方在初步查明陈泊润、唐双石、姚福润等人制贩毒的犯罪事实后,决定收网。2005年5月24日,在成都、宜宾、潼南三个分战场,警方同时實施代号“闪电”的收网行动。至6月7日,共抓获涉嫌制造、贩卖毒品氯氨酮的犯罪嫌疑人24名,缴获粗制氯氨酮74.35公斤,咖啡因20.65公斤,现金120多万元,汽车11辆,捣毁毒品制造、加工窝点5处,收缴麻黄素等制毒原料9.53吨。“2·1”案件的成功侦破,彻底摧毁了迄今为止四川省内发现的最大的制贩氯氨酮的犯罪团伙。
  6月22日,公安部发来贺电,对四川警方成功侦破此案表示祝贺和慰问。
  11月23日,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检察院对姚福润、陈泊润等10人制造、贩卖、运输毒品一案,向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006年6月26日,在第十九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陈泊润、唐双石无期徒刑;以制造毒品罪,判处任启均有期徒刑十五年;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姚福润有期徒刑十五年;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分别判处蒲一万等另6人有期徒刑一年半至十二年;对公安机关缴获的毒品氯氨酮40余公斤,毒资人民币120余万元,以及犯罪所用车辆、通讯工具、制毒原料、设备等予以没收。
  一审判决宣判后,姚福润等7名被告人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可叹的是,姚福润仍执迷不悟地认为粗制氯氨酮与毒品K粉有着本质区别,一审法院将制毒原料当做毒品判罚,量刑过重。姚福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法律的无知竟到如此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8月3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轰动一时的“2·1”特大制贩毒品氯氨酮案件,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专家制毒的思考
  
  勤奋加天分,姚福润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制药专家,本应利用掌握的高科技研发新药,奉献社会,但他却选择了研制毒品的不归路,从一名抗非典专家蜕变为“制毒专家”,危害社会和人民,落得身败名裂,不能不发人深省。
  其实像姚福润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参与毒品犯罪的案例并不鲜见。2000年7月,毕业于东北某名牌大学,正在攻读中科院博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邱某因制售毒品美沙酮落网,成为全国毒品犯罪案件中高学历犯罪的第一案。2001年,广西某制药企业集团公司总工程师(已退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林某因制造冰毒被判死刑。2006年2月,江西侦破了该省最大的一起制售毒品案,主犯胡某(女)竟是南昌某大学分析测试中心的试验师、副教授。2006年4月,武汉某大学医药学副教授王某因制造新型毒品“麻果”,被人赃俱获。
  如果说本案的蒲一万等打工仔参与毒品犯罪乃为生计所迫,陈泊润、唐双石之流是因为商人的逐利本性而深陷毒潭,那么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姚福润竟将自己掌握的高科技用于毒品犯罪,就只能理解为道德沦丧,完全失去了对社会的责任和良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极少数高级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迷失了自我,私欲膨胀,泯灭良知,道德沦丧,为一己私利不惜利用掌握的高科技违法犯罪,最终沦为社会的败类和罪人。在姚福润的技术指导下生产的120多公斤毒品氯氨酮,要毒害多少人,引发多少悲剧!
  一个人的学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不可或缺的是对社会的责任和良知。专家、教授等社会的精英,更应牢记肩上的道德责任和社会良知。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时常拷问自己,是否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
  
  编辑 / 范松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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