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我面前的这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治学之道》的小册子，只有17万字，但给我的感觉却是沉甸甸的。它是业师萧宗六先生80高龄时献给读者的毕生治学经验。据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书籍，是绝无仅有的事。
　　先生不仅是一位在学术界取得骄人成绩的学者，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慈祥老人。文如其人。读《我的治学之道》，你会发现无一字不识，无一字不懂，没有一点矫情，更没有一点卖弄，作者只是平平淡淡地告诉读者他对某个问题的所思所想，读完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有一则校园幽默说，“小学教师水平”与“大学教授水平”的差别，就在于“小学教师水平”能将你不懂的讲得你什么都懂，而“大学教授水平”则能把你懂的讲得你什么都不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的治学之道》，恐怕作者只够“小学教师水平”。化繁为简，返璞归真，这是先生一辈子的追求。一位读过先生文章的中学校长深有感触地说：“苏格拉底让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萧先生让高深的学问归于自然。”我想，这也是《我的治学之道》一书的最大特点。
　　学术界常有质疑，但先生的质疑与众不同：（1）敢于涉禁。在20世纪80年代初，虽然思想解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但是极左思想依然笼罩学术界，人们对敏感问题依然噤若寒蝉。可是先生的第一个质疑就冲着教育方针而来，第二个质疑就冲着“党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来，一时石破天惊，引起理论界巨大震动。在此期间，虽然先生遭受很大的政治压力，但是先生始终坚信“学术观点有对错，理论研究无禁区”。（2）不跟风。先生对教育方针和学校领导体制的质疑，是为先河，而对贵族学校、素质教育、非智力因素等问题的质疑则明显是“逆潮流而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生特立独行的学术个性。当时，社会上对这些事物只是一片叫好声，唱反调要冒很大风险。在此情况下，享有盛名的先生大可明哲保身，但是先生出于学术良知毅然秉笔直书。对先生关于“贵族学校”的观点，国家有关部门给予了明确的支持，喧嚣一时的“贵族学校”终于偃旗息鼓了。（3）宽容。先生严守学术界限，争论中虽指名道姓，但绝不上纲上线搞人身攻击。无论与质疑对象是否熟悉，质疑之后都与质疑对象没有私怨，甚至成为知交。先生对学生亦如此宽容。在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给我们研究生上的第一堂课——“怎样做研究生”。他提出：研究生就是要研究，要研究就要敢于怀疑，“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他还要求我们“不惟书、不惟上、不惟权、不惟师”，让我们把“超过导师”作为自己的最低目标。（4）从善如流，不文过饰非。先生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固执己见，一旦发现自己错了，马上纠正。他提出的某些观点，即使早已为自己所抛弃，也绝不掩饰，绝不把自己扮成一贯正确的神。这种敢于否定自己、展示自身不足的精神，比仅仅敢于质疑的更可贵。
　　三秋桂影藏新蕊，一树寒梅送晚香。正如一位名人所说，一个人的影响大小不在于他的权力，而在于他的思想。《我的治学之道》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其汇聚着的先生的治学观点，而且还在于其蕴涵着的先生的治学精神。
　　（编辑陈首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