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不是一时之思、一时之作，而是作者人生理想的体现。陶渊明出身寒微，历次出仕，因不能适应官场的污浊虚伪，最终辞官隐退，躬耕田园。考察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及精神追求，可以发现，《桃花源记》的创作有着深厚的生活与思想根源。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之际，士族制度极盛。士族地主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士族以外的中小地主为庶族，又称寒门，在政治经济上权力有限。陶家至陶渊明时已日趋衰落，他已难以进入上层社会，纵有建功治国的抱负也很难实现，最后只得退守田园，通过作品寄托个人人生理想。
　　陶渊明少时就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远大抱负。太元八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洲祭酒，但不久就解职归田。隆安四年，他又投身荆州刺史桓玄门下做属吏，但在桓玄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暴露，他渐生悔意，不肯为之效力，后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三年，他见刘裕等人起兵讨伐桓玄，觉得报国的机会到了，便投入刘裕帐下任镇军参军，但刘裕大权在握后剪除异己，徇私枉法，他报国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于是又一次辞官归隐。不久复出，转入刘敬宣门下任建威参军，因刘敬宣离职而去职。经其叔父介绍任澎泽县令，又因“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授印挂职。十三年仕宦生涯至此告终。这是他为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理想，不断尝试、不断失望、最终绝望的过程。陶渊明性格耿直、清正廉明，不善阿谀，与当时的官场格格不入。他将官场称作“樊笼”，身处其中尤如“羁鸟”和“池鱼”，脱离官场、归耕田园则是冲出“樊笼”，返回自然。桃源成为他心中的理想世界。
　　陶渊明少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深植内心。他“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图谋报国，几度出仕，几度退隐，这正是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真实写照。他的最终隐退，实是无奈之举，因为他越是看清那个社会的污浊黑暗本质，桃源式的理想社会就越发成为他心中的渴望。陶渊明隐居后，生活上也屡受打击：住宅两次失火，田地遭荒欠收。邻人劝他结交权贵，官员请他出仕，被他婉拒。多年的经历使他的思想起了质的变化，他对现实社会彻底失去了信心，在退隐躬耕中追寻桃源式的宁静与桃源人的淡泊，秉持孟子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教义。另外，道家思想在陶渊明身上也有明显表现。道家倡导小国寡民，要求清静无为，返朴归真，顺应自然。陶渊明在仕途上几进几退，身在官场却又心系田园，“少小无适韵，性本爱丘山”。总体说来，恶浊的社会使他归隐以求内心的闲适清静，期图小国寡民、无为而治的社会，但一看到污浊的世俗，内心又不能真正的平静，便又想积极出仕、有所作为。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只有在桃源社会的构想中才会烟消云散，荡然无存，作者心中郁积的纠结才会迎刃而解。
　　《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与个人境遇下产生的。
　　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隐蔽之处。在这里，景色优美，“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村舍之中鸡鸣狗吠不绝于耳；在这里，男女村民在田间辛勤劳作，老人孩子怡然自得，生活自给自足，家庭和谐幸福；在这里，没有苛捐杂税，没有贫困与战争，不见集市、学校、官府，不会产生沽名钓誉、勾心斗角的复杂关系。人与人之间平和、亲切，民风淳朴。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压迫剥削的“小国寡民”式的社会，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它是陶渊明心中的大同社会。但是，此种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当时是实现不了的，它实质上是作者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这篇作品的构思也较为精巧，虚实结合的笔法非常有特点。作者借用小说的笔法，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渔人的生活时代、籍贯交待得非常真实，似此故事为真人所述的一个真实的奇遇。桃源人在渔人临别时告诫“不足为外人道也”更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性、神秘性。文末渔人追寻所志，又一次暗示了桃花源的客欢存在性。南阳名士刘子骥的寻访将虚幻中的真实性推上了高潮，使读者产生了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神秘猜想。此种构思笔法，使文章内容虽尽而余意未绝，使读者的思绪陷入了深深的追寻之中，令人称妙。
　　陶渊明毕竟是一个封建士代夫，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作品中还存在着一些安贫乐命、避世消极、无为而治的道家理念。这种思想在其田园诗中更为明显。不过，他这种兼有平淡与爽朗风格的文笔、质朴清新、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以及他崇尚自然、追求简朴、刚正不阿的性格，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文人。
　　作者单位：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砖桥中学（22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