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底，热爱教学与科研的李达，婉拒了毛泽东安排他在京工作的好意，主动要求下到地方做一名“教书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培养人才。次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两年后，他又调任武汉大学校长。他以武汉大学为基地，加强学科建设，壮大教师队伍，引进专业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中，武汉大学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副教授全部调出了武汉大学。1956年，时任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的李达决定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为满足院系发展对师资力量的要求，年逾花甲的李達忍着病痛，亲自登门，到北京大学聘请了一批中青年教师到武汉大学工作，如萧萐父、陈修斋等，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陈修斋教授后来回忆说：“我还清楚记得，他在我家坐下不久，就感到胃痛难忍，陪同他的同志当即送上一包随身带的饼干，他一面就着茶水吃了几片压压胃酸，一面忍痛和我谈话，原来他是带着一身病痛，在亲自为办学事业奔波！ 而态度还是那样和蔼、诚恳、亲切。”萧萐父教授后来回忆：“我患了眼病，老校长拄着拐杖两次到我家里来看我，我至今想起来还是非常感动。”另据当时在北京进修的武汉大学教师回忆，“老校长每次到北京去开会，无论怎么忙，总要把在北京学习、进修的武汉大学同志找到他那里去畅谈”，有时他也亲自到北京大学研究生的宿舍里看望进修的武汉大学青年教师。
　　对于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李达非常尊重，经常与他们促膝谈心，征求他们对办学的意见，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生活上予以多方照顾，工作上努力创造条件，帮助配备助手，使他们的专长都能得到充分发挥。即使是当时全国大名鼎鼎的所谓“右派”， 李达也一视同仁。曾昭抡教授，当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兼中科院学部委员，被划为“右派”之后，别人都不敢用他。李达得到这一消息，大胆邀请曾昭抡教授来武汉大学任教。有些被错划“右派”的同志，背着沉重的包袱，思想苦闷，工作不大胆，李达便开导他们说：“什么右派不右派，顶多是在鸣放时说错了几句话而已。”李达叫他们放下包袱，好好工作。1961年学校进行人事调整时，这些同志同其他老教授一样得到了妥善安排。他们有的被安置在校务委员会和系、教研室的重要岗位上，有的被安排到市、省乃至全国的社会团体担任重要职务，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人民性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属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李达在实践中一直践行这一根本原则，才使武汉大学的教师能够专心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保证了教学的高质量和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