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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和重大影响的重要文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和中共党史研究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对于《决议》有些基本论断形成新的认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决议》，成为其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关键词 共产党 决议 新认识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我们打开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活动为契机，掀起了一个热潮。总体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人物研究、理论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皆有新的进展，既对《决议》的有些论断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也对《决议》中有些论断进行了“突破”，更好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一、人物评价研究
关于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全等党史人物研究形成新的观点，是对《决议》中有些论断的完善和发展。
（一）陈独秀的客观评价
在《决议》中描写陈独秀，“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一万多党员”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描写到，“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变为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2008年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于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谈到，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时代究竟应该负多大的责任，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从右倾投降错误到右倾机会主义，再到右倾错误。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做了相对客观地评价。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也突破了决议的基本论断。
（二）王明 、李立三等人左倾错误的重新评价
在决议中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这样讲，“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是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到四万人左右。” 作为结论性的评价是没有问题，但是学术研究要对细节准确把握。关于王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若干问题说明》中详细剖析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问题，一个中心结论是：“李立三‘左’倾错误之后，又发生更‘左’的王明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并不是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只有他们自己犯错误，是整个领导集体对此事负责。这样对《决议》的论断有所补充。
评价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三步走”：第一，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做事实描述，力求客观。第二，全面分析历史人物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来龙去脉，找出“前因后果”，力求全过程考察。第三，在同一标准下进行价值判断。另外评价党的中央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都应统一放到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中。
二、理论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决议》中的有关理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的完善
《决议》中这样写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同时在《决议》中规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及适合的分配制度，现在我们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理论完善
《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明确提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决议》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徘徊的两年怎么能算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呢？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十一届三中的历史地位。新时期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历史地位经过反复思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专题深化研究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遵义会议中毛泽东的地位，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作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间问题等专题有了新看法，对《决议》中相关论断有些“突破”。
（一）遵义会议中毛泽东的地位
《决议》中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描述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的总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当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并没有确立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周恩来的助手。应该说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是逐步确立起来的，而不是在遵义会议上一下子确立起来的。 （二）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作用
《决议》这样写道，“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只突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石仲泉说“我们过去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写的比较少，这些年既讲敌后战场，也讲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功绩，对于正面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都给予高度评价，例如称忻口战役为国共合作的经典范例，对国民党赴缅远征也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的 赞誉，对一些将领，如戴安澜、张自忠，也都充分肯定。”从只写共产党到兼及国民党，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更是共产党的进步。是对《决议》的很大“突破”。
（三）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问题
《决议》这样写道，“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龚育之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也有教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过渡时期总路线遗留了一些问题，显然不能像《决议》里所说的完全正确。
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决议》的认识也应当与时俱进。对《决议》认识的与时俱进并不是违背决议，而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坚持《决议》的立场、方法和精神，作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解读。胡乔木也曾指出： “《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我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深化。不能因为有些话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1981 年的水平，而不能再有所前进。”《决议》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水平。它不是教条，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党的实践在发展，思想理论水平在提高，我们需要新的《决议》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1-293.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 年6 月27 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388.
[4]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J].中共党史研究，1997（4 ）.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
关键词 共产党 决议 新认识
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我们打开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纪念活动为契机，掀起了一个热潮。总体看来，中国共产党在人物研究、理论研究、专题研究等方面皆有新的进展，既对《决议》的有些论断进行了发展和完善，也对《决议》中有些论断进行了“突破”，更好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一、人物评价研究
关于对陈独秀，王明、李立三、博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全等党史人物研究形成新的观点，是对《决议》中有些论断的完善和发展。
（一）陈独秀的客观评价
在《决议》中描写陈独秀，“党当时还比较幼稚，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一万多党员”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描写到，“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由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变为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2008年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对于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所犯的右倾错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杨凤城谈到，陈独秀在国民大革命时代究竟应该负多大的责任，现在的研究表明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从右倾投降错误到右倾机会主义，再到右倾错误。对陈独秀的功过是非做了相对客观地评价。体现了对历史的负责，也突破了决议的基本论断。
（二）王明 、李立三等人左倾错误的重新评价
在决议中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这样讲，“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的失败是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都受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到三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三十万减到四万人左右。” 作为结论性的评价是没有问题，但是学术研究要对细节准确把握。关于王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若干问题说明》中详细剖析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问题，一个中心结论是：“李立三‘左’倾错误之后，又发生更‘左’的王明路线，是同共产国际的指导思想息息相关的”。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并不是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只有他们自己犯错误，是整个领导集体对此事负责。这样对《决议》的论断有所补充。
评价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可以“三步走”：第一，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做事实描述，力求客观。第二，全面分析历史人物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来龙去脉，找出“前因后果”，力求全过程考察。第三，在同一标准下进行价值判断。另外评价党的中央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都应统一放到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中央领导集体之中。
二、理论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决议》中的有关理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的完善
《决议》中这样写到，“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实行适合于各种经济成份的具体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同时在《决议》中规定了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式以及适合的分配制度，现在我们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定位理论完善
《决议》指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明确提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后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决议》中有这样的描述，“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徘徊的两年怎么能算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呢？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十一届三中的历史地位。新时期突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影响、历史地位经过反复思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三、专题深化研究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遵义会议中毛泽东的地位，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作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间问题等专题有了新看法，对《决议》中相关论断有些“突破”。
（一）遵义会议中毛泽东的地位
《决议》中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描述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的总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在当时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并没有确立其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周恩来的助手。应该说开始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内的领导地位是逐步确立起来的，而不是在遵义会议上一下子确立起来的。 （二）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作用
《决议》这样写道，“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反人民，消极抗战，因而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只突出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实的。石仲泉说“我们过去对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写的比较少，这些年既讲敌后战场，也讲正面战场上国民党的功绩，对于正面战场的几次重要战役都给予高度评价，例如称忻口战役为国共合作的经典范例，对国民党赴缅远征也出现了越来越丰富的 赞誉，对一些将领，如戴安澜、张自忠，也都充分肯定。”从只写共产党到兼及国民党，这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更是共产党的进步。是对《决议》的很大“突破”。
（三）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间问题
《决议》这样写道，“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六年，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全国绝大部份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龚育之指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主义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奋斗的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社会主义改造有成就也有教训，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完全清醒。过渡时期总路线遗留了一些问题，显然不能像《决议》里所说的完全正确。
时代在进步，实践在发展，我们对《决议》的认识也应当与时俱进。对《决议》认识的与时俱进并不是违背决议，而是在《决议》的基础上，坚持《决议》的立场、方法和精神，作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科学解读。胡乔木也曾指出： “《决议》并不是认识的顶点和终点，我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深化。不能因为有些话决议上没有说过，就认为是违背了《决议》。如果这样，党史研究就只能停留在1981 年的水平，而不能再有所前进。”《决议》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水平。它不是教条，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党的实践在发展，思想理论水平在提高，我们需要新的《决议》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1-293.
[2]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 年6 月27 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388.
[4]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J].中共党史研究，1997（4 ）.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