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所有东西都压在教育部门,说大学生一次就业率低全是大学的事,然后和校长业绩挂钩,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的
　　
　　
　　“现在,流行一种观念:‘做得好’不如‘嫁得好’,也许受一些‘灰姑娘’嫁入豪门的电视剧影响,有一部分女大学生出现了‘傍大款’的想法,这使人遗憾。”9月9日,吴启迪说的这番话,成了新闻。
　　媒体称,“教育部原副部长为女大学生傍大款痛心……在高级官员中能有如此表态、能把这种社会尴尬揭发出来的,吴启迪应是第一人。”
　　事实上,那一天,吴启迪谈话的重点是女性的成才,以及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全国妇联做过一次调查,关于女大学生对傍大款什么态度,比较有意思的是,自己想要傍大款的是极少数,但是接近一半的人认为,也没什么不可以去做。”
　　9月19日,坐在记者对面的吴启迪温和、理性,书卷气十足,她说自己“不会针锋相对地”说傍大款的女生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很多东西都是客观造成的,有些事真的不能怪大学生自个儿。”
　　“我不想很尖锐地去责备她们,因为,很多国家在发展阶段都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中国可能也正处于这样一个阶段。”
　　在吴启迪看来,“教育要把如何做人,作为最最主要的教育目标。违背了这一点,教育就是失败的。”
　　国内“素质”这一概念让她觉得“有些不清晰”,她用了另外一个词“人格”来表述,“和知识不同,和能力也不同,主要是一个人的品行。”
　　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大学理念》论著中,吴启迪引用了《大学》中的古训作序:“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吴启迪说,育人,人格第一。
　　
　　要建设节约型校园
　　
　　人物周刊:在重庆开会,你提到为大学女生傍大款痛心,但又认为责任不在她们,认为讲教育,离不开社会阶段,离不开大环境。那么,你觉得学校该怎么做?
　　吴启迪:我认为,学校还是要尽力而为,营造健康而有正气的环境,也就是我一贯说的,学校要讲点“理想主义”。举个例子,大约2003年,在我去教育部之前,我跟(同济大学)管学生的副书记讲,我们应该进行一个“节约型校园”的活动。我的理解是,这不仅仅是为了省钱,或者是教学生省钱,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应是我们公民的责任。
　　到教育部不久,出现了马加爵事件(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连杀宿舍4人,举国震惊)。实际上,在校园里面,存在着特别贫困、连改善些许伙食都不可能的学生,另一面却存在不断地扔东西的学生,一些暴发户以露富为荣,更有甚者,欺侮贫困学生,这当然会造成心理扭曲。
　　假如大家都以节约为荣,以摆阔为耻,那么校园气氛会更加和谐,学生的心理会更加健康。我们不能想象,如果在学校里就允许甚至助长贫富悬殊,还能期望我们的毕业生到社会上成为坚持公平、公正、正义的未来的公民。
　　2005年,耶鲁大学校长到上海演讲,他也提到了节约型校园的问题,观点是很接近的。他还把这一命题与气候变暖、低碳经济联系起来。强调了培养未来公民责任感和高校在科研中如何考虑节约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热门课题。我深受启发。
　　后来,我在教育部为此搞了两次研讨会,一次是2007年在西安交大,另一次是2008年在同济大学,参加的都是985的高校,后来发表了一个“同济宣言”,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一问题。
　　人物周刊:你留过学,也做过中国的大学校长,更在教育部管理过高等教育,你认为现在中外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是什么?
　　吴启迪:我并不认为(中外的)教育差距非常大,倒是社会差距比较大,在学校里面教授知识和能力上,我不认为差距大到和社会差距一样。
　　近年来,我们和国外物质差距在迅速缩小。美国总统与赫鲁晓夫辩论时曾说,比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厉害,就是比厨房,有点道理。我们前一二十年出国,会从国外带很多厨房里的东西回来,因为他们花样很多,体现了生活质量。但现在谁还会带呢?
　　但在深层次的生活质量,在软件方面,差距就比较大了。例如瑞士这样的国家,他们的生活质量会非常细致,也可以说软实力还有较大差距,包括人的素质。但是表现出来却没有那么张扬。我们和国外在(精神)深层次的方面,差距还是大的。
　　
　　现在的高校在动手方面不如以前
　　
　　人物周刊:和你一样,万钢从同济大学校长的位置擢升,先是科技部部长,现在又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据说当年万钢就是你一手引进的,怎么发现他的?
　　吴启迪:是同济大学引进的,不是我个人的行为。我们当时引进万钢,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不希望我们的校长全都是从学校到学校。比如德国,他们大学的教授往往是从工业界来的,先从学校毕业,到工业界工作若干年,做得比较有成就,再回过头来当教授,校长也是从这样一些教授中产生的。
　　万钢是一个大工程师,他在奥迪呆了15年,有些人好像认为工程师不能到高校,那是不对的,尤其工科为主的学校。
　　我们当时请万钢过来,就因为他是真正搞过工程的人,有在企业和工业界工作的背景优势,是一种资源。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对国家很有感情。他也是同济的硕士,对母校也很有感情。当然,他也看到了同济的发展,加上科技部和上海市对他的新能源汽车都比较关注,他就回来了。
　　一回来,同济就成立了汽车研究院,请他当院长。后来,很快就成了校长助理、副校长。他能力确实也很强,带项目与一般的大学教授不一样,真的做得出东西来。
　　我觉得现在的高校有个软肋,在动手方面不如以前。为什么这样呢?不能完全怪大学,这是因为工业界没有强调自主创新,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大都是引进技术,所以没有对创新型高层次人才的强烈要求。在国外就不一样了,例如奥迪要出新车,就需要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所以这是逼出来的。
　　
　　就业率不能光指责学校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1999年大学扩招,接着是合并风潮,现在的状况是很多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你怎么看?
　　吴启迪:大学扩招这个问题,大家批评得非常多。诚然,扩得那么快,一定会造成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国家是比较强的政府,有这样的安排(指扩招),你不想做也得做,很无奈的。
　　对扩招的做法,政府整体应该做一个分析和反思,光叫教育部一家反思是不够的,因为实际上教育部一家决定不了那么多事。
　　大家都知道,1999年是开了教育工作会,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要求大学扩招,我当时作为大学校长并不愿意做,因为你又没给我钱,叫我招那么多学生,怎么弄?而且据我所知,教育部当时也不愿意招那么多,它(教育部)也有这种感觉,因为学生一闹,到时候都是教育部的事情。发展得慢一点,可能会好一点。但迫于压力还是做了。
　　但我这个人也看到乐观的一面,比如,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一下子就做到了。“文革”10年不招生欠下的账,一下子就还掉了。虽然很痛苦,但实际上国家也没给什么钱,通过后勤社会化,通过银行贷款,扩招也实现了,也没闹大乱子。当然问题一大堆,这实属无奈。
　　可既然已经这样了,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就是好好办,充分注意质量问题,稳定规模,不要再这么快发展了,实事求是地看待现在这些情况,把原来坏事变成好事,把原来的好事继续做好。
　　很多人提扩招,就说高校大规模贷款来建校园。但是试想,今天拿这么些钱,你能征到那么多地,能建那么多房,能有今天校园的面貌改变吗?再说1999年,我们大学生只有印度一半,不扩招,补得了文革10年不招生的窟窿,能与别国竞争,能提创新型国家的口号吗?我觉得要冷静分析这个扩招的问题。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吴启迪:现在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原因找扩招,我觉得没有太多道理。现在大学生太多,这叫结构性过剩——大家都想在大城市当公务员,有多少岗位呢?有很多地方需要他们去,他们不去。
　　当然,不去也不能怪大学生,你为什么不增加紧缺人才岗位的吸引力呢?如果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比如说教师,例如河南一个乡镇,它需要好的老师,特别是好校长,那就用高工资聘啊。医生也一样。法官、检察官也类似。
　　“文革”前,越到西部,工资越高,比如,新疆可以拿80块钱,我们在北京只能拿46块多,现在反过来了,那谁愿意到西部去啊?
　　这个地区差距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有,他们的边远地区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就用高薪,有些年轻人,看到那边待遇那么好,就去了。
　　我们国家政府这么强,就没有时间研究这个事?把所有东西都压在教育部门,说大学生一次就业率低全是大学的事,然后和校长业绩挂钩,就业率达不到,账就算到校长头上。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的。
　　我曾问韩国一个教育部副部长,你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多少?他迷茫了半天,没理解我提的问题,向旁边的人问了半天,然后才回答我说,大概40%吧。人家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目前就业率已经是70%了,还要去逼校长,搞得学生毕业设计都不好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