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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出生在封建官僚家庭，但家境并不富裕。人们称他为康南海，但他家在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只有一套八十来平方米的房产，据说康南海30多岁前多半生活在这一厅两廊两室的房子里。40岁前，他在广州花埭买地建了一套别墅，连同曾祖父在广州购置的“云衢书屋”，算是在大城市有了两处房产。
跟很多传统文人不同，康有为走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一般文人不敢脱离体制，但康有为无所谓。这跟他的家境或学殖有关，即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不富，但也不像寒门士子那样热衷于体制的功名；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弟反倒最具革命精神。21岁时，康南海开始接触西方文化。33岁时，他在广州租了一处房子，创办“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学，宣传改良变法思想。
40岁时，康有为开始了流亡生涯，他的家产被抄没了。他得以避免谭嗣同等人流血的命运，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保护。经过“十一次死里逃生”，康有为到了加拿大，他的演说才能在华侨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华侨们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他们深知，祖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康有为抓住了机会，他是华人社会变法的勇士、领袖，他说到光绪皇帝的遭遇让人同情不已：“（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他说到西太后的专制令人切齿：“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他说到中国的未来又让人振奋：“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
康有为从身无分文的变法革命者、流亡者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巨大资源的雄才霸主。他的空想一旦有人落实起来，也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他曾经如此“空想”：“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他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保皇会前后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这在今天都是一个奇迹。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
保皇会用股份制的方式，向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则以提供文稿为由，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仅1902—1903年间，梁启超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类似的事业、企业不止一种，如1903年，康有为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时，连孙中山的哥哥都向他的保皇会捐款。
1906年初，康有为了解到墨西哥办银行很有利，就到墨西哥办好了开办银行的手续，有人劝他投资地产，他就投资十万元购买若干地块，地块果然涨价了，康有为舍不得出售，结果墨西哥房地产泡沫破灭，康有为几乎血本无归。
类似这样的事极多。他的摊子大、排场多。但他是保皇会总会长，他可以任意支配善款。当新民丛报社亏损时，他向梁启超保证解决他和家人的生活费，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仅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保皇会的善款中挪借13000元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元、麦孟华3000元做安家费。
这样的保皇会注定被华侨和社会抛弃。只是康有为并不反省原因，他离世前还感伤道之不行，“草堂万木草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
这种悲壮也会成为得意。56岁的康有为回国时，他已经被人们视为保守派了。他请吴昌硕为他刻了一枚印章，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的事业没有起色，弟子叛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分崩离析。但他个人的家业却日渐大了起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即通称的“康公馆”。康公馆筑有两幢西式楼房，康有为在其中开办了“天游学院”；康公馆内还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一座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院内有大池塘、假山、各种植物动物：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罕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两只孔雀，一只猴子，一头麋鹿，一条驴子，大池中游弋着500尾大金鱼。
康有为被今天的年轻人称为“房叔”，他在晚年购置了几处别墅。杭州的“一天园”，上海莹园，青岛“天游园”，据说占地分别为30亩、15亩、9亩。如果戏说这位“康圣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谋国不成谋家谋房有成的康叔。他的家业之大也超乎今天年轻人的想象力：他先后有6位妻妾，6个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据说还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人为其看门。平时来康家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
排场大，花销大。大米一项，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康有为自己的花费如电报费每年就达上千圆。有人为康家算账，每年大约要花掉两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这种消费能力，在今天至少也是土豪级别了。
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话说得漂亮。康有为有过“以国为家”的阶段，也有过“以家为业”的晚年。他的事功和人生至今未被人们认知，因为他的事功和人生显得大而无当，后人难以担当。
跟很多传统文人不同，康有为走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一般文人不敢脱离体制，但康有为无所谓。这跟他的家境或学殖有关，即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不富，但也不像寒门士子那样热衷于体制的功名；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弟反倒最具革命精神。21岁时，康南海开始接触西方文化。33岁时，他在广州租了一处房子，创办“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学，宣传改良变法思想。
40岁时，康有为开始了流亡生涯，他的家产被抄没了。他得以避免谭嗣同等人流血的命运，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保护。经过“十一次死里逃生”，康有为到了加拿大，他的演说才能在华侨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华侨们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他们深知，祖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康有为抓住了机会，他是华人社会变法的勇士、领袖，他说到光绪皇帝的遭遇让人同情不已：“（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他说到西太后的专制令人切齿：“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他说到中国的未来又让人振奋：“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
康有为从身无分文的变法革命者、流亡者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巨大资源的雄才霸主。他的空想一旦有人落实起来，也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他曾经如此“空想”：“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圆，合中国银十圆，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他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保皇会前后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这在今天都是一个奇迹。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正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
保皇会用股份制的方式，向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则以提供文稿为由，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仅1902—1903年间，梁启超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类似的事业、企业不止一种，如1903年，康有为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时，连孙中山的哥哥都向他的保皇会捐款。
1906年初，康有为了解到墨西哥办银行很有利，就到墨西哥办好了开办银行的手续，有人劝他投资地产，他就投资十万元购买若干地块，地块果然涨价了，康有为舍不得出售，结果墨西哥房地产泡沫破灭，康有为几乎血本无归。
类似这样的事极多。他的摊子大、排场多。但他是保皇会总会长，他可以任意支配善款。当新民丛报社亏损时，他向梁启超保证解决他和家人的生活费，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家属1000银圆、给梁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仅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保皇会的善款中挪借13000元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元、麦孟华3000元做安家费。
这样的保皇会注定被华侨和社会抛弃。只是康有为并不反省原因，他离世前还感伤道之不行，“草堂万木草萧萧，吾道何之离索遥。”
这种悲壮也会成为得意。56岁的康有为回国时，他已经被人们视为保守派了。他请吴昌硕为他刻了一枚印章，文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他的事业没有起色，弟子叛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分崩离析。但他个人的家业却日渐大了起来。
1921年，64岁的康有为在上海愚园路自购地皮10亩，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即通称的“康公馆”。康公馆筑有两幢西式楼房，康有为在其中开办了“天游学院”；康公馆内还有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延香堂”、一座传统形式的平房“三本堂”。院内有大池塘、假山、各种植物动物：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有桃花400株，还有罕见的开绿色花的梨树；两只孔雀，一只猴子，一头麋鹿，一条驴子，大池中游弋着500尾大金鱼。
康有为被今天的年轻人称为“房叔”，他在晚年购置了几处别墅。杭州的“一天园”，上海莹园，青岛“天游园”，据说占地分别为30亩、15亩、9亩。如果戏说这位“康圣人”，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位谋国不成谋家谋房有成的康叔。他的家业之大也超乎今天年轻人的想象力：他先后有6位妻妾，6个子女，日常侍候这些老爷太太、公子小姐的有10多个女仆、30多个男仆、厨师，据说还雇有两个头卷白布、满脸络腮胡子的印度人为其看门。平时来康家的门生故旧和食客，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
排场大，花销大。大米一项，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一石（176斤）；每月单伙食费就要花费400银圆以上。雇员每人月薪平均12银圆，共计每月支付工资500银圆。康有为自己的花费如电报费每年就达上千圆。有人为康家算账，每年大约要花掉两万银圆，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这种消费能力，在今天至少也是土豪级别了。
徐勤和梁启超在《致宪政党同志书》中曾称颂康有为：“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救。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这话说得漂亮。康有为有过“以国为家”的阶段，也有过“以家为业”的晚年。他的事功和人生至今未被人们认知，因为他的事功和人生显得大而无当，后人难以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