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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并非坐吃山空，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营商环境的改革
作为南下广州淘金的创业者，在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做生意多年的雷广利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10年前，世界各地的客商“像水一样”涌进他的门面，服装厂的订单甚至多得“没有喘气的机会”。而如今，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盯在电脑旁，应付着“少得可怜”的淘宝订单。
曾几何时，广州凭借“千年商都”的美誉和政策先行优势，吸引了大批像雷广利一样的淘金者。率先觉醒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立潮头。
然而，随着全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诸如深圳、天津、杭州等城市正迎头赶上，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广州的制度和政策红利呈弱化之势。
面临挑战的“千年商都”将何去何从？
“千年商都”遭遇挑战
2015年5月5日，第117届广交会现场，广交会一度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睛雨表”
在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看来，“广州的辉煌历史不在政，而恰恰在商”。他说，“广州这个城市因商而生，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城市，其崛起与兴盛全因地缘优势与经济逻辑。”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广州的前身番禺就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港和商贸集散地。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中西方对外贸易重心向海洋转移，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繁荣，广州港始兴。
“至明清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广州的辉煌登上极点，并一路辉煌到今天。”孙不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57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办地定址广州，更巩固了其千年商都的地位。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綜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一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
不过，顶着“千年商都”桂冠前行的广州，近年来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
“从国际上讲，经济形势下行、竞争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通过TPP、TTIP等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这无形中为广州带来巨大压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再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内的竞争丝毫不比国际形势来的轻松。
2015年，深圳GDP总量高达1.75万亿元，天津也达到1.65万亿元，两城紧随广州之后。其中，深圳距广州仅有600亿元差距。
2016年2月29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发布《中国城市创新指数》，深北上占据榜首三甲，广州不但被挤出三强，且被杭州超越。
“城市之间呈现全方位竞争态势，所有的城市都在加强创新，广州的竞争压力不小。”杨再高说。
另一方面，新商业模式和业态带来的冲击更为直接。
长期以来，广州传统的贸易批发市场模式盛行。广州大约有1000个专业批发市场，涵盖皮革、皮具、鞋业、服装、水产品、茶叶、酒店用品、化妆品等四十多个商品门类，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到广州批量采购。
但在电商的冲击下，这些专业批发市场开始走弱。雷广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一家网络服装批发市场只有不足200家商户，2010年则一下子激增至1000家。
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之手”
“商”，依然是转型压力之下的广州之魂。
在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5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榜单中，广州市再次荣膺榜首。
该榜单使用反映城市商业活动及决定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创新指数等指标体系，来综合观察中国大陆城市的商业环境及发展潜力。而广州已经连续三年在全国排第一。
“这说明，凭借‘千年商都’底蕴，广州依然有底气。”杨再高说。
不过，广州市并非坐吃山空，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营商环境的改革。
这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保护改革。
专利创造曾是广州的短板，其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一度在大城市中排名落到十名开外。
“知识产权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加强知识产权建设对增强广州自主创新能力意义重大。”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马宪民曾在考察广州工作时提出。
为强化广州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统筹力和执行力，广州市原市长陈建华曾牵头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众多文件，推进完善广州市知识产权政策体系。
广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上颇有创新。“比如，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验收通过、全国首批专利保险试点获批，意味着广州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担保、贷款等服务，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瞭望东方周刊》。
自2012年广州市获批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以来，广州市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2%。
不过，更需要提及的是，与多数地区不同，广州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市场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中国知识产权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自此，广东省知识产权一直处在全国前列，整个广东的PCT专利申请，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除了广东省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最大的原因在于当时知识产权商业化机构大部分都分布在广东。”汇桔网执行董事尹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政府从政策层面推动企业重视知识产权，而商业机构则从推广、培训、应用等层面进行落地服务。”尹琦说。 2009年，尹琦所在的联瑞知识产权集团在广州成立，率先提出知识产权、维权、用权全链条产业化运营思路，并开始与广州的省、市知识产权部门建立合作。2013年，联瑞集团的创始人团队创立了知识产权交易与综合服务平台“汇桔网”。
“通过汇桔网，我们可以与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者。”尹琦说。“给参与者以利益，以保证市场参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积极性。”
广州市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无疑是解读广州特色的好注脚。
“单一政策的推行并不能完全保证营商环境的效果，只有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引导企业机构进入，才能快速见效。”一位区域经济研究学者如此评价，较早的放宽市场准入机制恰恰成了广州的特色。
商事制度改革的“广州特色”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营商便利度排名最靠前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点，不是没有监管，而是要“聪明”地监管。政府实施监管，促进市场交易，但不妨碍私营领域的发展。
这正是近几年来中国正在推进的简政放权改革的主旨。这其中，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
2015年9月1日起，广州全面实施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的这一改革比全国提早一个月全面推行。
此外，广州还在全国率先实现商事主体许可备案、日常监管、行政处罚、所获荣誉等“大数据”共享与公示，形成了商事主体信息公示的“广州特色”。南沙自贸区工商部门在“三证合一”的基础上，实现八个部门共享“一照一码”，也是领先全国。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效果显著。自从2014年1月1日廣州市在全市范围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广州市商事主体登记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全市新登记各类内资市场主体注册总量同比大增175.50%。
除了商事登记制度外，2015年，广州市还积极推进了清单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陈建华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行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和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规范行政决策权力运行，加快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建设法治高效的政务环境。
杨再高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让政府运作公开透明，让服务更高效，让投资创业及生产、生活更方便。“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疑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国际范”绝非简单地建个国际港
2015年，陶自立带着他的美悦优选一路“高歌猛进”，斥资2.5亿元在广州保税区打造的大型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开业。
同样位于广州的电商企业唯品会，2015年全年总净营收402亿元人民币，同比大涨74%。唯品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亚表示，未来会通过专注于跨境的唯品国际业务等举措来扩大商品品类。
据统计，2015年，广州市跨境电商体验店超过20家，跨境电商全年进出口额也突破70亿元。在国务院批准的12个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城市中，广州执全国牛耳。
杨再高说：“广州的电子商务之所以发展迅猛，与营商环境关系密切。”
而更值得提及的是，跨境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昭示着广州的商业竞争决心，并不局限在国内。
事实上，“对标国际城市”已被写入《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有记者统计，“国标”一词在草案中出现了267次之多。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只是广州市试图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的成果之一。
在这一尝试中，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被当作突破口。
“广州将充分利用南沙的试验示范作用，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聚集更多的国内外高端要素，形成广州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任学锋曾这样向媒体阐述广州打造营商环境的思路。
“要想让千年商都焕发‘国际范’，绝非简单地建个国际空港、海港，其根本在于广州的服务及营商环境创新是否到位。”孙不熟说。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一直在创新体制机制，包括推行“一口受理”新模式，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穗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组建国际航运仲裁院，首创“智检口岸”模式和政府购买查验服务等。
南沙下一个目标便是构建高效率、低成本的口岸“大通关”体系，实施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研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航运税费政策，争取起运港退税政策试点，通过完善港口城市交流合作机制，真正做到“国际范”。
在杨再高看来，要抓住国家构建高水平开放经济这一机遇，尤其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把广州打造成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
作为南下广州淘金的创业者，在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做生意多年的雷广利发现，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艰难。
10年前，世界各地的客商“像水一样”涌进他的门面，服装厂的订单甚至多得“没有喘气的机会”。而如今，他只能一动不动地盯在电脑旁，应付着“少得可怜”的淘宝订单。
曾几何时，广州凭借“千年商都”的美誉和政策先行优势，吸引了大批像雷广利一样的淘金者。率先觉醒的广州，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勇立潮头。
然而，随着全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诸如深圳、天津、杭州等城市正迎头赶上，在激烈的地区竞争中，广州的制度和政策红利呈弱化之势。
面临挑战的“千年商都”将何去何从？
“千年商都”遭遇挑战
在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看来，“广州的辉煌历史不在政，而恰恰在商”。他说，“广州这个城市因商而生，也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城市，其崛起与兴盛全因地缘优势与经济逻辑。”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广州的前身番禺就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港和商贸集散地。随着陆上丝绸之路衰落，中西方对外贸易重心向海洋转移，海上丝绸之路开始繁荣，广州港始兴。
“至明清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举国封闭唯广州一口通商，广州的辉煌登上极点，并一路辉煌到今天。”孙不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1957年，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举办地定址广州，更巩固了其千年商都的地位。每年春秋两季举办的广交会，是中国目前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綜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一度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晴雨表”。
不过，顶着“千年商都”桂冠前行的广州，近年来却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压力。
“从国际上讲，经济形势下行、竞争激烈，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通过TPP、TTIP等对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这无形中为广州带来巨大压力。”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杨再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国内的竞争丝毫不比国际形势来的轻松。
2015年，深圳GDP总量高达1.75万亿元，天津也达到1.65万亿元，两城紧随广州之后。其中，深圳距广州仅有600亿元差距。
2016年2月29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发布《中国城市创新指数》，深北上占据榜首三甲，广州不但被挤出三强，且被杭州超越。
“城市之间呈现全方位竞争态势，所有的城市都在加强创新，广州的竞争压力不小。”杨再高说。
另一方面，新商业模式和业态带来的冲击更为直接。
长期以来，广州传统的贸易批发市场模式盛行。广州大约有1000个专业批发市场，涵盖皮革、皮具、鞋业、服装、水产品、茶叶、酒店用品、化妆品等四十多个商品门类，每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到广州批量采购。
但在电商的冲击下，这些专业批发市场开始走弱。雷广利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一家网络服装批发市场只有不足200家商户，2010年则一下子激增至1000家。
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之手”
“商”，依然是转型压力之下的广州之魂。
在福布斯中文版发布的《2015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榜单中，广州市再次荣膺榜首。
该榜单使用反映城市商业活动及决定未来发展所需的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创新指数等指标体系，来综合观察中国大陆城市的商业环境及发展潜力。而广州已经连续三年在全国排第一。
“这说明，凭借‘千年商都’底蕴，广州依然有底气。”杨再高说。
不过，广州市并非坐吃山空，而是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营商环境的改革。
这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知识产权保护改革。
专利创造曾是广州的短板，其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量一度在大城市中排名落到十名开外。
“知识产权对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加强知识产权建设对增强广州自主创新能力意义重大。”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马宪民曾在考察广州工作时提出。
为强化广州市知识产权工作的统筹力和执行力，广州市原市长陈建华曾牵头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众多文件，推进完善广州市知识产权政策体系。
广州市在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机制上颇有创新。“比如，全国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验收通过、全国首批专利保险试点获批，意味着广州的中小微企业可以利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提供担保、贷款等服务，缓解融资难的问题。”广州市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瞭望东方周刊》。
自2012年广州市获批首批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以来，广州市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22%。
不过，更需要提及的是，与多数地区不同，广州市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市场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
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颁布，中国知识产权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自此，广东省知识产权一直处在全国前列，整个广东的PCT专利申请，几乎占了全国的一半。
“除了广东省重视知识产权工作，最大的原因在于当时知识产权商业化机构大部分都分布在广东。”汇桔网执行董事尹琦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政府从政策层面推动企业重视知识产权，而商业机构则从推广、培训、应用等层面进行落地服务。”尹琦说。 2009年，尹琦所在的联瑞知识产权集团在广州成立，率先提出知识产权、维权、用权全链条产业化运营思路，并开始与广州的省、市知识产权部门建立合作。2013年，联瑞集团的创始人团队创立了知识产权交易与综合服务平台“汇桔网”。
“通过汇桔网，我们可以与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者。”尹琦说。“给参与者以利益，以保证市场参与保护知识产权的积极性。”
广州市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无疑是解读广州特色的好注脚。
“单一政策的推行并不能完全保证营商环境的效果，只有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引导企业机构进入，才能快速见效。”一位区域经济研究学者如此评价，较早的放宽市场准入机制恰恰成了广州的特色。
商事制度改革的“广州特色”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营商便利度排名最靠前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点，不是没有监管，而是要“聪明”地监管。政府实施监管，促进市场交易，但不妨碍私营领域的发展。
这正是近几年来中国正在推进的简政放权改革的主旨。这其中，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是重要内容之一。
2015年9月1日起，广州全面实施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广州市的这一改革比全国提早一个月全面推行。
此外，广州还在全国率先实现商事主体许可备案、日常监管、行政处罚、所获荣誉等“大数据”共享与公示，形成了商事主体信息公示的“广州特色”。南沙自贸区工商部门在“三证合一”的基础上，实现八个部门共享“一照一码”，也是领先全国。
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效果显著。自从2014年1月1日廣州市在全市范围实施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广州市商事主体登记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全市新登记各类内资市场主体注册总量同比大增175.50%。
除了商事登记制度外，2015年，广州市还积极推进了清单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时任广州市市长的陈建华在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行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探索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和行政审批标准化建设;规范行政决策权力运行，加快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建设法治高效的政务环境。
杨再高认为，改革的目的在于让政府运作公开透明，让服务更高效，让投资创业及生产、生活更方便。“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无疑有利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国际范”绝非简单地建个国际港
2015年，陶自立带着他的美悦优选一路“高歌猛进”，斥资2.5亿元在广州保税区打造的大型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开业。
同样位于广州的电商企业唯品会，2015年全年总净营收402亿元人民币，同比大涨74%。唯品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沈亚表示，未来会通过专注于跨境的唯品国际业务等举措来扩大商品品类。
据统计，2015年，广州市跨境电商体验店超过20家，跨境电商全年进出口额也突破70亿元。在国务院批准的12个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城市中，广州执全国牛耳。
杨再高说：“广州的电子商务之所以发展迅猛，与营商环境关系密切。”
而更值得提及的是，跨境电子商务的突飞猛进，昭示着广州的商业竞争决心，并不局限在国内。
事实上，“对标国际城市”已被写入《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有记者统计，“国标”一词在草案中出现了267次之多。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只是广州市试图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的成果之一。
在这一尝试中，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被当作突破口。
“广州将充分利用南沙的试验示范作用，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聚集更多的国内外高端要素，形成广州对外开放的新优势。”任学锋曾这样向媒体阐述广州打造营商环境的思路。
“要想让千年商都焕发‘国际范’，绝非简单地建个国际空港、海港，其根本在于广州的服务及营商环境创新是否到位。”孙不熟说。
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一直在创新体制机制，包括推行“一口受理”新模式，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推动穗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组建国际航运仲裁院，首创“智检口岸”模式和政府购买查验服务等。
南沙下一个目标便是构建高效率、低成本的口岸“大通关”体系，实施广州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制”，研究制定与国际接轨的航运税费政策，争取起运港退税政策试点，通过完善港口城市交流合作机制，真正做到“国际范”。
在杨再高看来，要抓住国家构建高水平开放经济这一机遇，尤其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把广州打造成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贸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