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去阳明先生去世的江西大余县探访遗迹。因为研究阳明学的缘故，数年来我先后前往拜谒过阳明先生的多处重要遗迹，如浙江余姚的阳明出生地瑞云楼、讲会之地中天阁，浙江绍兴的故居新建伯府、讲学之地龙山、墓地兰亭，以及他建立功勋、广兴教化的江西南昌、吉安、丰城等地。然而，唯独先生落星之地一直无缘探访，尤其是那个载于明人文献中的传说——阳明逝前遭遇一入灭老僧的故事——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和神秘感。当我安家岭南后，北向遥望，三百多公里外的梅关古道不再遥不可及；尤其是得知遭遇老僧的丫山灵岩寺、阳明逝世的码头遗址仍在时，我的好奇心和探访欲便与日俱增。丙申春节一过，因缘得便，好友董先生夫妇决定驱车载我前往大余，一探究竟。
　　一
　　大余古称大庾，明代属江西南安府下辖的四县（大庾、南康、上犹、崇义）之一，位于江西省西南端，南与广东南雄接壤。大庾境内，东西有章江上游横贯，向北汇入赣江，最南端有大庾岭界分粤赣。唐代开元年间张九龄奉命在此开凿贯通中原与岭南的新驿道，道旁多植梅树，“梅岭”从此得名。此后，“庾岭界分南北，称为交广襟喉”，“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为沟通南北水路、陆路的交通要道。故自北宋淳化年间，大庾县即为南安军公署所在地，此后元、明、清三代，南安府治仍设在大庾县城内，这是其贯通南北的重要地理位置所决定。“雄关直上岭云孤，驿路梅花岁月徂”（朱彝尊《度大庾岭》），唐宋以降，庾岭梅花见证了南北商队络绎不绝的喧嚷，见证了贬谪骚客去国离家的哀愁，也见证了大师巨匠们过化存神的风仪：唐高宗龙朔二年（662），禅宗六祖慧能在大庾岭度化了他的第一个弟子、一路追赶抢夺衣钵的僧人惠明，一句“不思善、不思恶”的加持提点，令惠明言下大悟；北宋庆历六年（1047），二程兄弟在此师事南安司理参军周敦颐，周每令二人寻孔、颜乐处，从此开启理学之道源，“孔、颜所乐何事”成为儒者们的终极追寻；明正德十二至十三年（1518），时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的王阳明平定赣、闽、湖、广四省边境寇乱，其中著名的横水、桶冈之役即在崇义、大余县境内展开，之后阳明于南安、赣州兴社学、举乡约、传心学，尽展文功武治，从此名动朝野。然而他一定未曾料想，十年后再逾梅岭，竟然魂归于斯……
　　正月初九下午，我们一行三人下了赣韶高速，按导航所示，驱车一路经过大余县青龙镇、黄龙镇，很快就到了十几公里外的丫山脚下。丫山最高峰海拔九百零四米，以“两峰尖削如马耳”、高耸秀挺而得名“丫山”，宋南安知军黄铎更其名为双秀山，一直沿用至明、清。丫山的闻名不仅因其水清林幽，更因山上有一灵岩古刹，也就是传说中王阳明遭遇坐化僧的寺院。灵岩寺“南唐时建，旧有辟支佛牙”供奉，此后一直香火不断，唐保大年间有六祖门人青原行思一系的绍宗圆智禅师在此驻锡弘法二十载，道声远播。嗣后，禅宗之云门、临济、曹洞代有高僧在此修行，为“江南有数，赣南为甚”的一方名刹。至明代弘治、嘉靖年间，僧人相继恢拓展，寺产盈实，所谓“供爨有木，饭僧有田，此唱彼和，缁流之缘”，可以想见其影响一方的宏大盛景。灵岩寺至民国年间仍是当地规模最大的寺院，建筑总面积达四千五百三十一平方米，法事甚盛。民国十八年（1929）举行传戒大典时，四方僧侣云集于此，斋堂安放三十方饭桌，每顿斋饭要开两三巡，规模之大可见一斑。至1949年大余解放时，仍有僧伽二十余人。“文革”浩劫中被洗劫一空，只剩空寺一座。后来逐渐恢复，经过1989-1993年的总体修复，灵岩寺焕然一新，再次吸引了赣、粤、湘等地的大批香客。1993年农历10月15日举行传统法会的当天，就有二千七百余名香客游人前来。此后这里一直是当地最著名、香火最旺的寺院。
　　开往灵岩寺有一段不太长的盘山公路，公路入口的一面白墙上，阳明“再谒丫山”访灵岩高僧的四幅水墨画赫然在目。这是近年丫山开发为风景区后的宣传画，图画中的高僧与阳明并立接谈，显与文献不符，但画中题写的对联颇具意味。
　　初春的丫山，空气清润，新绿遍野。近旁飞瀑如雪，寒潭如碧，远山薄霭氤氲，似有还无。汽车沿盘山公路向上缓行约二十分钟，抵达山门前。在一群绵延起伏的小山群中，灵岩寺位于其中一座的半山腰处。此刻灵岩寺尚在再次翻修新建中，墙瓦、佛像光亮如新，游客大多是当地人，三三两两在殿前敬香祈福。穿过天王殿，我们直奔客堂找到知客师，说明来意后，法师带我们来到东侧殿后面的一方空地，这就是传说当年王阳明遇老僧的方丈室旧址。据说灵岩古寺几经修缮，但这间方丈室一直保持原样。近年，方丈室移建到上面的山坡上，此地仍然保留为空地，十米见方，中间置一尊两米多高的玉佛，以示纪念。法师又指了一下空地左边那片赭红色的石坡：一片平整宽大的长方石壁，面积达一百四十八平米，上有“片石云飞”横排阴刻的四字楷书，为清代康熙年间所书，每字宽约一米，飘然若飞。据说，那位入灭僧有神通，常坐在这片石头上飞往各地化缘。
　　眼前这片空旷的方丈室，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五百年前的历史时空：嘉靖七年十月，王阳明平定广西叛乱后，病况加剧，疏请解职回乡养病，不待朝廷批复便匆匆启程。阳明经广东北上，十一月二十五日，从广东南雄过大庾岭，穿过粤、赣交界的梅关驿道，进入江西南安府大庾县境内。据阳明《年谱》载：
　　是月廿五日，逾梅岭至南安。登舟时，南安推官门人周积来见。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来进学如何？”积以政对。遂问道体无恙。先生曰：“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耳。”积退而迎医诊药。廿八日晚泊，问：“何地？”侍者曰：“青龙铺。”
　　阳明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大庾境内后改为水路，原定路线应当是沿章江向东北汇入赣江主干道，再向西转入长江、钱塘江，返回家乡越城（浙江绍兴）。据现在的导航地图，从梅关到阳明先生逝世的落星亭（原章江青龙铺码头）只有二十一点六公里，距当时的大庾县城（南安府治在内）仅十多公里，距丫山不到20公里，而从大余县城至阳明落星亭也只有十三点六公里。那么，25日至28日晚泊青龙铺之前尚有三天时间，假设阳明从县城（即今大庾县城）大门外的章江总铺（即今南安东山大码头遗址）登舟——这完全可能，登舟前，阳明弟子、南安府推官周积前来拜访阳明，他从府城内赶来是十分便利的——那么，行船经双牌铺、黄龙铺，抵达青龙铺，总共只有十多公里，半天时间足够。重病在身归心似箭的阳明先生，为何在一个方圆十几公里的荒僻山野驻足三日？除了“迎医诊药”外，是否安排了别的活动？从时间上说，阳明在登舟前，先往十公里外、久负盛名的丫山灵岩寺参访甚至驻留一二日是有可能的。尽管我们无法考证南安禅室的故事究竟是佛教徒的杜撰，还是因为阳明弟子为了捍卫儒家门户而有意不载，但在稍后明人的笔记掌故中，至少有四种史料记载，并被后世史籍不断转载。 　　明人蒋一葵（万历二十二年举人）所著《尧山堂外纪》收录上起古初、下迄明代“正集不录”的名家诗赋词曲，间缀其本事。其中记载了数个阳明生平异事，最后一个即是：“王阳明尝游僧寺，见一室封锁甚密，欲开视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闭门五十年矣。’阳明固开视之，见龛中坐一僧，俨然如生，貌酷肖己。先生曰：‘此岂吾之前身乎？’既而见壁间一诗云：‘五十年前王守仁，开门原是闭门人。精灵剥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先生怅然久之，建塔以瘗而去。”
　　这里所说阳明游僧寺是在五十岁以后，但没有点明具体时间地点。与蒋一葵同时代的明人魏浚（1553—1625，万历三十二年进士）所著的《峤南琐记》，是他任官广西时记载当地风土人情为主的笔记著作，下卷兼记与广西有关的名人轶事，其中有载：“王伯安平思、田、八寨，即乞病归。至南安，小憩一佛寺。寺有靖（按，当为‘静’之误）室，乃前老僧示寂处。老僧化时戒其徒岁加封识，不许开户，伯安固强开之。中有书云：‘五十七年王守仁，启吾钥，拂吾尘，问公欲识前程事，开门即是闭门人。’伯安愕然，数日遂卒。”
　　比起阳明一生充满神异的传奇、与僧道亲密交游的故事来，这个人生终点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也许正因如此，明人赵善政《宾退录》（卷三）、清人杨家麟《胜国文征》（卷二）均载录之，近人陈登原所编笔记体通史巨著《国史旧闻》中，也转载了《峤南琐记》的记载。
　　二
　　告别灵岩寺，我们下山直奔阳明先生去世的码头遗址。这个遗址发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1992年4、5月间，由日本斯文会与浙江省社科院组织的“日中联合王阳明遗迹学术考察团”来大余县考察，确认了阳明去世的码头遗址即今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河畔的老墟码头（即青龙铺）。考察团成员、八十四岁高龄的日本儒学泰斗冈田武彦先生倡议，在码头遗址建立纪念碑亭；之后由日本二百八十多位友人和多个民间团体出资，浙江省社科院等协办，碑亭很快建成。1994年5月2日，“王阳明先生落星之处”纪念碑亭的落成仪式在青龙铺码头遗址举行，中日“第五回王阳明遗迹考察团”的全体成员和大余县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当地群众参加了落成仪式，冈田先生亲自撰写并宣读祭文。二十年多来，这里虽然不是旅游景点，然时有阳明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前来参拜。
　　下午三点半我们离开灵岩寺前，方丈和尚说，“落星亭”就在青龙镇的国道边，十来公里的路，你们开车过去用不了半个小时。然而，我们按地图导航的路线出现了偏差，汽车开到了章江村的对面河畔，红色的亭子隐隐出现在六七十米远的河对岸。于是我们一面往回折返，一面四处问路。遗憾的是，全民皆商的时代斯文寥落，附近的村民大多不知道具体位置。近在咫尺的落星亭，竟然让我们在黄龙镇和青龙镇之间的国道上来回穿梭了近一个小时，最终才找到路口：从国道边一处没有任何标识的狭窄下坡小路开进去，很快进入早春二月的农田，三五农人正在春耕。沿着田间土路走两三百米便是章江河畔，沿河畔东折，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行驶三四百米，绿荫掩映的红亭，终于赫然在目。
　　亭前十余米外的土路边，树立一块一人高的石碑，上刻隶书撰写的“王阳明落星处纪念碑”，后附小楷刻写的阳明先生简介、遗址由来、修亭缘起，为1994年纪念碑亭落成时由大庾县政府立。再往前，但见一座临河平台上修建的四角亭，红柱黄瓦，四角飞檐翘起，亭内正中立一块二点一米高、一点四米宽的大理石碑，正面阴刻“王阳明先生落星处”，落款：“后学冈田武彦，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背面是捐建者日本友人和社团的名字。大理石碑前，放着三个空空的供盘，几束干枯的黄菊。暮霭初降的田野，春寒料峭，空旷清冷，数十米外，湍流激荡，风高浪急……
　　四百八十七年前的阳历1月8日晚，行船停泊在青龙铺码头。在这寒冷的冬夜，关山路远，亲朋暌隔，荒野风凄，江流声断，这是人生怎样的最后一程？次日晨，阳明召弟子周积入见：“久之，（阳明）开目视曰：‘吾去矣！’积泣下，问：‘何遗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顷之，瞑目而逝，二十九日辰时也。”
　　夫子外历坎坷、内证神圣的一生，最终融入此心之光明。“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无论是良知本体抑或真如自性，那必定是一盏照世明灯，度诸苦厄……驻足斯境，对着寂寞的石碑、激荡的湍流恭敬礼拜，此心同，此理同，先贤于我竟然如此这般贴近，近得心满意足，悲凉感伤，同样亦复何言。
　　三
　　五点半，我们从亭前驱车返回。本以为这段旅程就此结束，没想到发生了意外，车行数十米，突然开不动了。左尝右试弄了二十多分钟，两吨多重的奥迪车反而在松软的土地里越陷越深。眼看天色渐暗，董先生赶紧到前面田里就近找了一个农民过来帮忙。这位农民师傅一听说，穿上衣服扛着锄头就跟了过来。师傅姓邱，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个头不高，身板结实，脸上泛着城里人没有的红润，眼神淳厚和善。他看了看陷在泥土里的车轮，说石头吃不上力，车轮下面得垫上木板才好发动，得回家拿几块木板来。不一会，他拿来几根木板垫在前轮下面，用绳子捆紧车轮和木板，起固定作用，车轮仍在原地打滑，而且越陷越深。董先生对邱师傅说，再叫点人来帮忙推车吧，光我们几个不行。邱师傅想了一下，给一个本家表叔打了电话。邱表叔正在吃晚饭，一听说，很快就骑着摩托车过来了。看了看情况，他们都认为凭现有的工具难以成功。于是，折回叫人帮忙……
　　就这样，几个人一起使劲儿，从车子的前后左右一点点地掏出土来，个把小时的时间，车下挖出十几厘米高的空间来。然后，董太太在车内发动，我们五个人在外面推，汽车终于开出了数米远！
　　接下来，还没等我们说句感谢的话，邱表叔的摩托车一溜烟就不见了，邱师傅把农具扛上肩，也准备回家了。董先生赶紧跑回车里，一把抓起春节没派完的全部红包，有十多个，还有我们路上带的两包水果，追上去全都塞到邱师傅手中。他一个劲地推辞不过，才收下。此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邱师傅说，我家就在国道边，来我家吃饭吧。我怕再麻烦他，连连推辞。董先生却说，也行，这一手都是泥，去你家洗个手吧。于是，我们一起坐车来到了邱师傅家。和许多普通农民的家庭一样，家里清寒简陋，农家主妇用茶水、瓜子热情招待我们，两个孩子羞涩地躲到了一边。我们一边喝茶，一边拉家常。邱师傅名叫邱全财，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说，名字里有财，其实我没钱。他常年在苏州一家工厂打工，今年女儿结婚需要用钱，过几天就得回工厂上班了。当我们再一次表达感谢时，他平淡地说，当董先生找到他时，因为附近干农活的都是老人，怕他们出不了力，就自己过来了。《大余县志》载当地风俗云：“先贤过化之乡，事简民恬，土俗淳朴，有中州清淑之气，勤于生业，简于衣食。”我们接触的这几位乡民身上，仍可见其风俗踪影。
　　八点半，驱车返穗。一路上，我们仍然沉浸在巨大的震撼中，甚至开始庆幸这场难得的遭遇。假如汽车没有被困田野，那会儿恐怕也堵在高速路节后南返的车流长龙中作蜗牛爬行；现在，我们的朝圣之旅得到了阳明先生的丰厚馈赠：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在外出打工多年的农民身上，仍然葆有不被功利污染的纯朴：一声招呼就来帮忙，忙活两小时，干得一身泥土满头大汗，干完起身就走，根本没想回报，一切自然而然，如阳明夫子所说：“实实落落依着他（良知）做去”。相比之下，我那点所谓的文明教养，我担心他们不回来的私意揣度，我想要感谢他们的金钱算计，掺杂了多少机巧之心！在阳明夫子的落星之地，两位中国农民给我这个研究阳明学的大学教授，实实在在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致良知”课。阳明先生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这些耳熟能详的夫子教言，此刻才真真切切读进了心里。先生又言：“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愿小德小智如我者，常以此戒谨！
　　动笔的此刻，我已回到广州数日，章水河畔那两个质朴的身影仍然久久难忘。那样的精神，让我想起“落星亭”不远处有一株倾倒在地的梅树，大片干枯的枝丫间，独有两片清梅傲放，令人心折。也许，中国文化就像这株死而未绝的梅树那样，只要根茎相连，终有一天，良知的声音将穿越五百年尘埃，重新回响。那一刻，一枝独秀，化作华枝春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