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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如其书名所示,系学界中人献给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80岁生日的“学术蛋糕”。
当一个学者(尤其是道德文章受人敬重的学者)到七十或八十或九十岁的时候,同行、同事或门人往往通过编纂出版专题文集这一特定的学术著作形式,向这位前辈学者致敬。这在国外学界已成惯例。在中国学界,也逐渐养成了这种尊重学术老人的优良传统,并已出版过相关文集。举笔者从事的美国史专业为例,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同仁为祝贺杨生茂教授80岁生日而编纂的《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安年教授等为祝贺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90岁生日而发起编纂的《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今年适逢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双双进入“80后”,于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李剑鸣教授组编了《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齐先生的得意门生满运龙博士组编了《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一书。
与国内其他国别史研究界比较,中国美国史学界有一个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特点,即学术老人特别多,最年长的是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今年97岁),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绍湘先生(95岁)、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93岁)、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先生(9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德谦先生(87岁)、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先生(87岁)、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80岁)、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80岁)。这些“90后”、“80后”的前辈学者,不仅长寿健康,而且德高望重;大都退而不休,著书立说。如刘绪贻先生、汪熙先生、曹德谦先生,至今笔耕不辍,常有新著出版。这些健康学术老人是当世中国的宝贝。向这些学术老人表达敬意,为其编纂生日文集而作为“学术蛋糕”,既是其门人的义务,也是学界同人的责任,因为这体现了学术的薪火传承、对前辈学人的感恩、对学术的敬畏与温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运龙博士等发起编纂《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深为认同;而且,作为齐门弟子之一员,我也能为有机会协助运龙、陈勇两位师兄编纂本书略尽绵薄之力而深感欣慰。于公而言自不待说,于私而言,这也算是回报师恩的点滴努力。
运龙是齐老师在北大历史学系带的第一个美国史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后又赴哈佛深造,随后在约翰斯
当一个学者(尤其是道德文章受人敬重的学者)到七十或八十或九十岁的时候,同行、同事或门人往往通过编纂出版专题文集这一特定的学术著作形式,向这位前辈学者致敬。这在国外学界已成惯例。在中国学界,也逐渐养成了这种尊重学术老人的优良传统,并已出版过相关文集。举笔者从事的美国史专业为例,如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同仁为祝贺杨生茂教授80岁生日而编纂的《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黄安年教授等为祝贺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90岁生日而发起编纂的《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刘绪贻教授九十华诞祝贺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今年适逢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双双进入“80后”,于是张先生的得意门生李剑鸣教授组编了《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齐先生的得意门生满运龙博士组编了《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一书。
与国内其他国别史研究界比较,中国美国史学界有一个与众不同、引人瞩目的特点,即学术老人特别多,最年长的是武汉大学教授刘绪贻先生(今年97岁),其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绍湘先生(95岁)、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93岁)、复旦大学教授汪熙先生(90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曹德谦先生(87岁)、人民出版社编审邓蜀生先生(87岁)、北京大学教授齐文颖先生(80岁)、南开大学教授张友伦先生(80岁)。这些“90后”、“80后”的前辈学者,不仅长寿健康,而且德高望重;大都退而不休,著书立说。如刘绪贻先生、汪熙先生、曹德谦先生,至今笔耕不辍,常有新著出版。这些健康学术老人是当世中国的宝贝。向这些学术老人表达敬意,为其编纂生日文集而作为“学术蛋糕”,既是其门人的义务,也是学界同人的责任,因为这体现了学术的薪火传承、对前辈学人的感恩、对学术的敬畏与温情。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对于运龙博士等发起编纂《美国史探研(续编)——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深为认同;而且,作为齐门弟子之一员,我也能为有机会协助运龙、陈勇两位师兄编纂本书略尽绵薄之力而深感欣慰。于公而言自不待说,于私而言,这也算是回报师恩的点滴努力。
运龙是齐老师在北大历史学系带的第一个美国史研究生,1984年毕业留校后又赴哈佛深造,随后在约翰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