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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本体论的提出在文学批评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学本体论能够将文学从工具论的附属地位解放出来，但同时又容易彻底割裂文学与外部社会的联系。本文认为重视文学的差异性研究既有利于维护文学作为本体的地位，又可以加强文学与其他因素的联系。
[关键词] 文学 本体论 差异性
在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文学本体论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文学本体论提出之前，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以分析作家来代替分析作品的方法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以丹纳、斯达尔夫人为代表的社会学派注重对文学的时代背景、地域特点、民族性格等社会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但对文学自身的特点论述不够，最多也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挖掘出符合产生作品的时代、地域、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点相一致的地方，用对时代、地域、民族性格的研究来取代了对文学的研究，因而在社会学派中，文学根本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体系来进行研究，而是附着在时代、地域、民族性格等社会因素之上。而另外一股势力颇为强大的文学批评则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与社会学派注重分析社会因素不同，浪漫主义批评关注的是作家的心灵和创作意图，认为文学就是作家的心灵的表现，因此研究文学就是要去分析探讨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心灵，而文学同样没有被提高到独立的地位，而是成为作家的附庸。
这两种文学观对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及批评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揭露现实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等，这种文学批评重在寻找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相同的地方，所以很容易将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与生活中的现实相等同，当时的文学批评对此类的作品进行研究就是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而文学作品只是提供资料、话题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批评家眼中文学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这种文学批评更多的接受了西方社会学派的影响。另外一种文学观或文学批评观则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论的影响。郭沫若就说诗是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泉流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 [1](P54)那么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郭沫若指出“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浪涌起来，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体相兼备。” [1](P55) 在郭沫若看来，诗的本体就是诗人的心境，因此对诗的研究就变成了对诗人心灵的研究，而诗倒被搁置在一旁。
根据艾布拉姆斯关于作品四要素（即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派只是注重对世界进行研究，而浪漫主义批评则注重对作家的研究。虽然二者在研究中都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文学作品，但作品只是作为一种例证而不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与此相一致的是，这些文学批评则注重发掘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世界、作家的相同之处，即注重同一性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二者本来在某种程度就是同一的，这也使得用对世界、作家的研究来代替作品的研究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同一性研究与把文学作品视为世界、作家的附庸而抹杀文学独立性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并且相互加强。
然而文学毕竟不是世界、作家的附庸，而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一种系统。文学本体论揭示出来这种现在看来非常浅显的但却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道理，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文学本体论强调了文学自身的性质，将文学从社会因素、作家的心灵等的束缚之中解放了出来，把文学提高到一个本体的新高度来关注和研究。文学本体论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中非常兴盛，便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文艺界在极左的文艺政策的控制之下造成了非常荒凉的局面，而文学本体论有助于将文学从“文艺工具论”中解脱出来。文学本体论将文学提高到本体的高度来加以研究，这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 重大意义都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文学本体论的发展却走向了极端。既然文学本体论将文学看成是一种本体，那么对文学的研究也就不是对世界、作家的研究了，而是对文学本身进行研究。关键问题在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形式本体论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形式主义文论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最早的将形式提高到本体角度来加以认识的文艺理论，他们不但扭转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等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其影响。形式本体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将文学的本体看成是“形式”，所以对文学的研究就是对作品的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结构、技巧、修辞等因素进行研究。在形式本体论者看来文学是一种不与外在的社会因素发生任何联系的完全自律的体系，文学研究应该排除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只应该注重对作品形式的研究，这样文学研究就成了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从社会学的极端发展到了语言学的极端，将文学看作是与世界、作家彻底割裂的独立体。
把文学看作是世界、作家的附庸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但把文学看成是与世界、作家彻底割裂的绝对自律的体系同样是狭隘的、不合事实的。佛克玛就曾指出“根据语言的某些特点来决定其‘文学性’如何的种种努力，已经证明缺乏充足的理由。从语言学中得来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包括文学理论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历史性和价值判断，所以无法提供有关文学现象的充足定义和规范”[2]（P152）在近年的理论著作中，几乎看不到有人还会认为文学文本是独立自主的……在过去的，也就是传统的信念里，认知与沟通被当作文学的两种功能；今天，这种信念重又出现，并已使文学文本从人为的隔离状态中解脱出来。作为一种组构语义世界的特殊形式，文学的地位与其它学科相比显得更为相对，但同时也更为重要了。文学再一次被视为更综合、全面的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但随之而来的，也必定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于是文学研究者就必须涉猎所有的那些有关语义世界的系统组构的学科，即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及人类学。”[2]（P184）
文学既不是世界、作家的附庸，也不是完全脱离世界、作家的封闭的自律体，对于文学的这种性质，詹姆逊称之为“半自律性”，而文学则是一种“半自律体”。作为一种半自律体，文学既有自身独特的规律，但又要与到其它系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佛克玛的观点，文学研究领域必然向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方面扩展，但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对这种扩展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避免重蹈社会学派的覆辙，将文学看成是社会因素的附庸。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文学作为本体的地位，同时又要 充分重视文学与世界、作家等的联系。什么样的研究能够实现这一点呢？我认为，立足于文学文本，实行“差异性研究”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首先，差异性研究有助于维护文学的本体地位。社会学派及浪漫主义文论主要是在文学中寻找与时代特征、地域、民族性格、作家心理等相一致的因素，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將文学作为一种工具，用对时代、地域、民族性格、作家心理的研究取代了对作品的研究，从而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而重视“差异性”的文学研究则与此不同，它侧重的是文学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差异性，这就从客观上把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系与其它因素进行比较，从而维护了文学的本体地位。重视差异性的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文学与其它因素之间应该存在差异，而我们知道这种差异是一种客观事实。文学虽然是从这个世界中产生的，但作品与世界并不完全相同；文学作品虽然是作家创作的，但作家的创作意图、生活经历与作品也不能等同，这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作家等因素之间的差异的客观性。
1.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的差异。作品虽然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不能完全地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很多时候，作家在完成创作以后发现写成的作品与自己打算写的作品存在很大的不同，有时作家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这是因为文学具有自己的规律，文学中的人物、情节都具有自身的逻辑，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顺应了这种规律。文學作品与作家创作意图的差异性表明：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作家的创作意图。重视二者间的差异性研究，也就是将文学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来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相比较，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作家的附庸。
2.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庸俗的社会学派总是以社会的现实的真实来要求文学的真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将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中的世界相等同起来。由是在文学研究中，只要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也就研究了文学中的世界，在他们的眼中二者往往是同一的，因此，文学往往被视为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等）的附属物而丧失了独立性。庸俗社会学派经常忽视了这样一点：文学中的世界并不与现实中的世界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许多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可以见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点。与现实世界相比，文学中的世界往往是变形的。比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等作品中的世界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即使是在以摹写现实的方法为主的作品中，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也不尽相同。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艺术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
“画家路得维希·李希特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和三个朋友打算画一幅相同的风景的情形。他们都坚持不背离自然，尽可能复写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然而结果是画出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画，彼此之间的差别正像这些艺术家的个性一样。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客观眼光这样的东西，而且形式和色彩总是根据个人的气质来领悟。”[3](Ｐ185)
承认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这种差异，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便不会将文学视为现实政治、经济的附属物，而是会把它看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系。
由此可见，重视差异性研究对于维护文学的本体论地位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差异性研究还能防止文学本体论走向绝对封闭的、与外界彻底割裂的道路上去。因为重视差异性研究就不能就文学谈文学，而是要在相互比较、相互联系中来寻求差异，这样就把文学与其它因素相联系起来了，同时也维护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充分体现了詹姆逊所说的文学的“半自律性”的特点。
那么怎样来进行差异性研究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注重对差异性的具体表现以及所达到的效果进行分析。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一部作品里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见到一些凶狠的动物，有雌有雄，散布在田野中，黑色的、青灰色的，曝晒于烈日下，紧贴在土地上，顽强地、固执地挖掘着，翻刨着。他们能发出一种清晰的声音，直立时并可现出一幅人的面孔，实际上他们就是人。夜晚他们回到窝穴中，靠黑面包、水、植物根度日。他们能使他人免除为了生存而从事播种、耕作、收获等辛勤劳动，因此不该使他们不能享用自己播种的麦子做成的面包[4] (P46)。
显然，作家把农民的劳动当作“凶狠的动物在地里刨食”来写，这就与真实的劳动形成了差异，而种种差异的效果使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为农民的痛苦、艰辛而倍感心酸、同情。
其次，应该重视对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仍以上述所引作品为例。作家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劳动当作动物刨食来写呢？一个原因是作家创作的需要。农民的劳动生活在人们的眼中是非常普遍的事，在这种人们的习以为常的思维中，农民的劳动已不显痛苦，而作家便是要使人们认识并深感这种痛苦，因此用这种差异的“陌生化”图景来描写农民的生活，也使文学与现实生活区别开来。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社会法国农民的痛苦而又被人所忽视的生活，从这里就可以发掘出文学文本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另外，我们通过分析这种差异性还可以看出文本中（而不是作家的创作意图）暗含了唤醒农民思想鼓动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政治意识，从这个方面讲，我们通过文学形式上的差异透视出了文本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样，差异性研究以文学与其他因素的差异为中心，既将文本作为本体来加以对待，同时又发掘出文学与政治、经济、作家等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文学文本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象征行为，它以象征的方式既遮蔽又反映了历史。[5]因为文学是一种象征，所以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又因为文学文本既遮蔽又反映了历史， 因此文学与历史之间又存在着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研究既是对文学的本体地位的维护，同时也可见出文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匡汉、刘福春. 中国现代诗论.[C].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2.
[2] 佛克马、易布思.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1.
[3]卡西尔.《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
[4]弗雷得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5.
[5]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关键词] 文学 本体论 差异性
在西方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文学本体论的提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文学本体论提出之前，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以分析作家来代替分析作品的方法占据了文学批评的主要领域。以丹纳、斯达尔夫人为代表的社会学派注重对文学的时代背景、地域特点、民族性格等社会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但对文学自身的特点论述不够，最多也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挖掘出符合产生作品的时代、地域、民族性格等方面的特点相一致的地方，用对时代、地域、民族性格的研究来取代了对文学的研究，因而在社会学派中，文学根本没有被当作一种独立的体系来进行研究，而是附着在时代、地域、民族性格等社会因素之上。而另外一股势力颇为强大的文学批评则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批评。与社会学派注重分析社会因素不同，浪漫主义批评关注的是作家的心灵和创作意图，认为文学就是作家的心灵的表现，因此研究文学就是要去分析探讨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心灵，而文学同样没有被提高到独立的地位，而是成为作家的附庸。
这两种文学观对中国新文学的创作及批评都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出现了大量的揭露现实黑暗、反映民生疾苦的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等，这种文学批评重在寻找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相同的地方，所以很容易将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与生活中的现实相等同，当时的文学批评对此类的作品进行研究就是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因素进行分析，而文学作品只是提供资料、话题的一种工具，因此在批评家眼中文学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地位。这种文学批评更多的接受了西方社会学派的影响。另外一种文学观或文学批评观则深受西方浪漫主义文论的影响。郭沫若就说诗是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生命泉流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 [1](P54)那么诗人心中的诗意诗境究竟是怎么样的呢？郭沫若指出“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象一张明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浪涌起来，宇宙万类的印象都活动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来便是诗的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它就体相兼备。” [1](P55) 在郭沫若看来，诗的本体就是诗人的心境，因此对诗的研究就变成了对诗人心灵的研究，而诗倒被搁置在一旁。
根据艾布拉姆斯关于作品四要素（即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的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学派只是注重对世界进行研究，而浪漫主义批评则注重对作家的研究。虽然二者在研究中都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文学作品，但作品只是作为一种例证而不是作为一种本体而存在。与此相一致的是，这些文学批评则注重发掘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世界、作家的相同之处，即注重同一性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二者本来在某种程度就是同一的，这也使得用对世界、作家的研究来代替作品的研究成为可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种同一性研究与把文学作品视为世界、作家的附庸而抹杀文学独立性的观点是相辅相成的，并且相互加强。
然而文学毕竟不是世界、作家的附庸，而是具有自身独特规律的一种系统。文学本体论揭示出来这种现在看来非常浅显的但却在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开拓性的道理，对文艺理论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文学本体论强调了文学自身的性质，将文学从社会因素、作家的心灵等的束缚之中解放了出来，把文学提高到一个本体的新高度来关注和研究。文学本体论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领域中非常兴盛，便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文艺界在极左的文艺政策的控制之下造成了非常荒凉的局面，而文学本体论有助于将文学从“文艺工具论”中解脱出来。文学本体论将文学提高到本体的高度来加以研究，这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 重大意义都是不可否认的，然而文学本体论的发展却走向了极端。既然文学本体论将文学看成是一种本体，那么对文学的研究也就不是对世界、作家的研究了，而是对文学本身进行研究。关键问题在于：文学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呢？对这个问题学术界颇有争议，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形式本体论了。俄国形式主义者的形式主义文论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上最早的将形式提高到本体角度来加以认识的文艺理论，他们不但扭转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发展方向，而且对后世文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结构主义、新批评、符号学等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其影响。形式本体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将文学的本体看成是“形式”，所以对文学的研究就是对作品的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结构、技巧、修辞等因素进行研究。在形式本体论者看来文学是一种不与外在的社会因素发生任何联系的完全自律的体系，文学研究应该排除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只应该注重对作品形式的研究，这样文学研究就成了语言学、符号学的研究，从社会学的极端发展到了语言学的极端，将文学看作是与世界、作家彻底割裂的独立体。
把文学看作是世界、作家的附庸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但把文学看成是与世界、作家彻底割裂的绝对自律的体系同样是狭隘的、不合事实的。佛克玛就曾指出“根据语言的某些特点来决定其‘文学性’如何的种种努力，已经证明缺乏充足的理由。从语言学中得来的结果，因为不可能包括文学理论中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历史性和价值判断，所以无法提供有关文学现象的充足定义和规范”[2]（P152）在近年的理论著作中，几乎看不到有人还会认为文学文本是独立自主的……在过去的，也就是传统的信念里，认知与沟通被当作文学的两种功能；今天，这种信念重又出现，并已使文学文本从人为的隔离状态中解脱出来。作为一种组构语义世界的特殊形式，文学的地位与其它学科相比显得更为相对，但同时也更为重要了。文学再一次被视为更综合、全面的认知过程的一部分——但随之而来的，也必定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扩展。于是文学研究者就必须涉猎所有的那些有关语义世界的系统组构的学科，即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及人类学。”[2]（P184）
文学既不是世界、作家的附庸，也不是完全脱离世界、作家的封闭的自律体，对于文学的这种性质，詹姆逊称之为“半自律性”，而文学则是一种“半自律体”。作为一种半自律体，文学既有自身独特的规律，但又要与到其它系统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佛克玛的观点，文学研究领域必然向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等方面扩展，但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对这种扩展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避免重蹈社会学派的覆辙，将文学看成是社会因素的附庸。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重视文学作为本体的地位，同时又要 充分重视文学与世界、作家等的联系。什么样的研究能够实现这一点呢？我认为，立足于文学文本，实行“差异性研究”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首先，差异性研究有助于维护文学的本体地位。社会学派及浪漫主义文论主要是在文学中寻找与时代特征、地域、民族性格、作家心理等相一致的因素，因此他们有意无意地將文学作为一种工具，用对时代、地域、民族性格、作家心理的研究取代了对作品的研究，从而抹杀了文学的独立性。而重视“差异性”的文学研究则与此不同，它侧重的是文学与其它因素之间的差异性，这就从客观上把文学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系与其它因素进行比较，从而维护了文学的本体地位。重视差异性的文学研究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文学与其它因素之间应该存在差异，而我们知道这种差异是一种客观事实。文学虽然是从这个世界中产生的，但作品与世界并不完全相同；文学作品虽然是作家创作的，但作家的创作意图、生活经历与作品也不能等同，这都说明了文学与世界、作家等因素之间的差异的客观性。
1.文学作品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的差异。作品虽然是由作家创作出来的，但作家的创作意图并不能完全地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很多时候，作家在完成创作以后发现写成的作品与自己打算写的作品存在很大的不同，有时作家都不敢相信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作品。这是因为文学具有自己的规律，文学中的人物、情节都具有自身的逻辑，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顺应了这种规律。文學作品与作家创作意图的差异性表明：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作家的创作意图。重视二者间的差异性研究，也就是将文学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来与作家的创作意图相比较，而不是将文学作为作家的附庸。
2.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庸俗的社会学派总是以社会的现实的真实来要求文学的真实，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将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中的世界相等同起来。由是在文学研究中，只要研究现实世界的情况，也就研究了文学中的世界，在他们的眼中二者往往是同一的，因此，文学往往被视为现实世界（政治、经济等）的附属物而丧失了独立性。庸俗社会学派经常忽视了这样一点：文学中的世界并不与现实中的世界完全一致，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着许多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可以见出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特点。与现实世界相比，文学中的世界往往是变形的。比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卡夫卡的《城堡》《变形记》等作品中的世界是与现实世界不同的。即使是在以摹写现实的方法为主的作品中，文学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也不尽相同。卡西尔在《人论》中谈到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艺术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同。
“画家路得维希·李希特在他的自传中谈到他年轻时在蒂沃利和三个朋友打算画一幅相同的风景的情形。他们都坚持不背离自然，尽可能复写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然而结果是画出了四幅完全不同的画，彼此之间的差别正像这些艺术家的个性一样。从这个经验中他得出结论说，没有客观眼光这样的东西，而且形式和色彩总是根据个人的气质来领悟。”[3](Ｐ185)
承认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这种差异，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便不会将文学视为现实政治、经济的附属物，而是会把它看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体系。
由此可见，重视差异性研究对于维护文学的本体论地位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差异性研究还能防止文学本体论走向绝对封闭的、与外界彻底割裂的道路上去。因为重视差异性研究就不能就文学谈文学，而是要在相互比较、相互联系中来寻求差异，这样就把文学与其它因素相联系起来了，同时也维护了文学的本体地位，充分体现了詹姆逊所说的文学的“半自律性”的特点。
那么怎样来进行差异性研究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注重对差异性的具体表现以及所达到的效果进行分析。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的一部作品里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见到一些凶狠的动物，有雌有雄，散布在田野中，黑色的、青灰色的，曝晒于烈日下，紧贴在土地上，顽强地、固执地挖掘着，翻刨着。他们能发出一种清晰的声音，直立时并可现出一幅人的面孔，实际上他们就是人。夜晚他们回到窝穴中，靠黑面包、水、植物根度日。他们能使他人免除为了生存而从事播种、耕作、收获等辛勤劳动，因此不该使他们不能享用自己播种的麦子做成的面包[4] (P46)。
显然，作家把农民的劳动当作“凶狠的动物在地里刨食”来写，这就与真实的劳动形成了差异，而种种差异的效果使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为农民的痛苦、艰辛而倍感心酸、同情。
其次，应该重视对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仍以上述所引作品为例。作家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劳动当作动物刨食来写呢？一个原因是作家创作的需要。农民的劳动生活在人们的眼中是非常普遍的事，在这种人们的习以为常的思维中，农民的劳动已不显痛苦，而作家便是要使人们认识并深感这种痛苦，因此用这种差异的“陌生化”图景来描写农民的生活，也使文学与现实生活区别开来。另外一个原因便是当时社会法国农民的痛苦而又被人所忽视的生活，从这里就可以发掘出文学文本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另外，我们通过分析这种差异性还可以看出文本中（而不是作家的创作意图）暗含了唤醒农民思想鼓动他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政治意识，从这个方面讲，我们通过文学形式上的差异透视出了文本所包含的意识形态意义。这样，差异性研究以文学与其他因素的差异为中心，既将文本作为本体来加以对待，同时又发掘出文学与政治、经济、作家等的联系。在这一点上，美国文化批评家詹姆逊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文学文本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象征行为，它以象征的方式既遮蔽又反映了历史。[5]因为文学是一种象征，所以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又因为文学文本既遮蔽又反映了历史， 因此文学与历史之间又存在着差异，而对这种差异的研究既是对文学的本体地位的维护，同时也可见出文学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匡汉、刘福春. 中国现代诗论.[C].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12.
[2] 佛克马、易布思. 二十世纪文学理论 [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1.
[3]卡西尔.《人论》[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2.
[4]弗雷得里克·詹姆逊. 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5.
[5]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