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如果没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我会怎样？
　　这设想很早就有了。当年读了大学，当然是庆幸，如果没有上大学，我大抵要落到社会底层。1979年的高中毕业生，遇到了中国当代最好的机遇，甚至没有之一。政审放宽，且与77、78级比，79级里应届高中毕业生占了多数。但如果这机遇没抓到，就摊上最坏的了，至少是最坏之一。连高中毕业证书都不算数，要回炉重修。重修出来了，工作，没几年就又下岗了……
　　上大学的都是幸运儿，当时有“从穿草鞋到穿皮鞋”的说法。大学毕业可以当上国家干部，进入生存链的顶层。很多人讲实惠，所谓有文化有知识，只是皮子，里子就是钱权。在那之后的几十年，确实许多不利的事躲过了。但也另有麻烦，也许是更大的麻烦。我遭到最大事的时候，母亲也不免叹息：要没读大学也许就不会这样。母亲当初可是最迫切希望我考上大学的。
　　80年代让我精神高高飘扬，至今还没有落下来。那么80年代是怎样的精神给养呢？当时有句话我至今还能如流背诵，是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说的：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恩格斯讲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80年代中国也要“文艺复兴”，近的说，是重回“新文化”与“五四”时代。但其实“新文化运动”与“五四”并非一回事，80年代还没弄清楚。简言之，80年代知识精英们心仪的是“新文化”，行的是“五四”方式。但即使不分“新文化”与“五四”，也还有问题。都已经到了20世纪80年代了。虽然“后现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各种分法，但当时中国并非只处在“前现代”，而只需要来一场现代主义运动。80年代中国，是在“前现代”“后现代”的沼泽里。
　　“往者不可追”，企图追以往，是当时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错乱。我就是在这样的错乱中，没有违和感地接受“启蒙”的。
　　严格地说，我是血液里具有精神病气质的。没考上大学，会是社会的“武疯子”;考上大学了，则成了“文疯子”。80年代，我那些同道，当年的“被启蒙者”乃至“启蒙者”，后来也基本把当年那些东西抛掉了。
　　而我呢？你青春期无限延长啊！这话，是老同学最早说我的。他们读我的东西，如是感慨：像你这种年龄，一般都达观而慈祥了，写到这份上，登堂入室，说话稳重，虽然没有营养，但也有了经典性，你看人家作家几乎都这样，哪个像你还这么有激情的？
　　可我既能看，又能听，又能嗅，世界扑面而来，我怎么可能装死？
　　“启蒙”是一种“心灵病”。这些病人都在讳疾忌医，甚至装聋作哑，都在互相感动。也许这也是策略，难以想象没有激情的生活。明确地说，他们用“启蒙”来保持蒙昧。
　　据说当年拿破侖被流放小岛，他常跟周围的人一起朗诵《堂·吉诃德》，缅怀英雄，叹息蒙昧，企盼东山再起。“启蒙”与表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敢情，我们是一路演下来的。从古希腊，到80年代的中国，我的大学校园，到现在我这键盘上。我敲键盘的手仍然在表演，像停不下来的踢踏舞者，不，精神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