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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当前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体育健康教育基本思想、方法及相关原则着手，建立相应的假设，再运用探索性（EFA）及验证性（CFA）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出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模型，并对模型进行验证。模型路径表明：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应以学校为中心，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基本工作思路；进一步分析显示，学校体育健康教育应以“运动督导”为重心，家庭体育健康教育应突出“家长榜样”的作用，而社区体育健康教育要把抓“组织管理”放在首位；回归模型的路径图及路径系数提示：学校、家庭、社区健康干预的直接效果集中体现在青少年“知觉利益”的改变，并据此引起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的改变。
关 键 词：学校体育；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63-09
当今我国青少年的体质下降与锻炼不足有直接关系，而锻炼不足除了与学校场地、器材、管理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以外，还受到个体对健身的价值认知、健身愿望及健身坚持性等因素的影响[1]。班杜拉认为人类的行为表现（频率、时间等）、环境条件（场地、设备等）和个人因素（认知、态度和自我效能等）三者间互为因果，而主观的自我效能感对行为的影响很大[2]；Becker的健康信念模型亦强调个体的态度和信念对锻炼行为的影响很大[3]；Ajzen的计划行动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力量[4]。故通过加强体质健康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锻炼促进健康的信念，提高其锻炼意愿和完成锻炼任务的自我效能感是增加青少年锻炼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青少年终身健康习惯能否养成，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体育健康教育的整体促进作用才能实现[5]。若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地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则能充分发挥其思想教育及行为干预的合力作用，构成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整体化行为干预教育方式[6]。
张绪梅[7]在《21世纪我国学校体育健康教育体系改革的设想》中提出：三位一体的体育健康教育应把学校体育健康教育置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去纵横联系、协调统一。肖焕禹[8]认为：21世纪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中，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健康教育应承担更多的的责任，逐步形成学校体育为主体，家庭、社会体育为辅的长效机制。毛振明[9]认为：学校体育要摆脱过去那种狭隘的教育观，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隐性教育融为一体，实施一种与社会进度和需要紧密连接的学校教育。朱林[10]对一体化长效机制做过理论探索，并提出了3个理论机制——导向长效机制、激励长效机制及评价长效机制。
由于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的复杂性，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全面实用的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促进及评价模式。本研究以川渝地区中、小学阳光体育开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为背景，综合国内外关于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健康教育”现状，提出了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模型，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真实可靠数据对所建模型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必要性进行验证，以期为未来青少年运动健身促进方案设计的科学性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四川省南充市及重庆市中、小学为调查对象，根据两市教育局提供的中小学学校特征，按学校与市中心距离排序后，随机抽取了11所中小学（南充5所，重庆6所）。采用一一对应式的发放原则确定各个分量表的顺序性：学生——学生家长——（学生家庭所在的）社区的对应关系建立数据库。以重庆市的样本数据作为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模型构建之用，而使用四川省南充市的样本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
1.2 问卷设计
1）在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促进的理论框架假设下编制问卷。采用项目分析方法，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条目，并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最终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促进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长效机制研究”问卷——含4个分量表，即行为变化表、学校表、家庭表及社区表。
2）本研究还借用现有量表——“青少年体育锻炼知觉利益”量表，该量表由上海体育学院研制，并已获得了部分应用[11]。
3）根据研究目的、相关文献数据与研究结构综合考虑，尽可能使条目表达措辞准确、清楚，表述语气全部采用陈述句（不使用否定句）；鉴于调查内容的特殊性，避免使用特别敏感的字眼；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形式，条目的回答和计分方式，从“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依次计为5、4、3、2、1分。
4）条目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外学者Devellis的两点意见[12-13]：一是编制或发展一个正式量表，其预试题项数最好是将来所需正式题项数的3～4倍；二是在某些特定内容范围中，预试量表的题项数约为正式量表题项数的1.5倍。
5）预试问卷编拟完后，再进行预测试，预试对象的性质基本与将来正式问卷要抽取的对象性质相同。本研究对象以川渝地区中小学学生、学生家长及学生生活的社区。预试对象人数以问卷中题项最多的“分量表”题项的3～5倍为准。
1.3 问卷的效度及信度检验
终量表形成前，对各量表相关条目进行预测验，删除部分青少年不易理解的条目，同时保留某些统计结果不理想，但对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有重要意义的条目。量表修订过程中主要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与验证性相结合的因素分析法。最终量表条目为：青少年阳光体育锻炼行为变化表10条、体育健康教育学校表57条、家庭表26条及社区表24条。再经9位相关学科专家对问卷每道题进行打分，每个分量表均值基本接近4.0，且5个分量表克朗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51、0.816、0.883、0.911、0.871，说明专家评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5）“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知觉利益（效益）量表”由30个条目组成，由于该量表维度已经确立，即分别为人际感知、困境应对、身体价值、主观体念及情绪活力5个维度，故本研究不需要再进行因子分析。基于该量表在我国西部地区首次使用，故研究只对其在西部地区的使用信度进行了验证。经检验，该量表各维度之间及各维度和总量表之间存在明显的高相关，说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 测量模型验证
采用ML（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最大似然法对5个测量模型原始数据矩阵进行验证性分析，其检验依据为拟合指数。一般地，χ2/df值（理论期望值为1，即接近于1，说明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越大，模型拟合越好），基本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此外，NNFI（非规范吻合指数）、CFI（比较吻合指数）、GFI（拟合优度指数）、RMSEA（近似误差的均方根）等指标也常用来评价模型的似合程度。一般地，NNFI、CFI、IFI、GFI的值通常在0～1之间，采用大于0.9来进行判断，越接近于1越好，RMSEA的值最好在0.08以下，越接近于0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
1）青少年锻炼行为改变测量模型分析。
图1显示：
（1）行为变化测量模型结构清晰，每道题目对因子均有显著的贡献，各维度间显著相关，说明行为变化量表具有较高的构想效度。图中显示的检验值中，P=0.135>0.05，χ2/df=1.79，说明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尚可，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模型图1中NNFI、CFI、GFI、RMSEA等指标数值依次为0.912、0.905、0.885、0.916、0.059，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可以认为行为改变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从行为改变三维结构看，“运动参与”与“兴趣态度”的相关关系最强（r=0.71），其次是“价值取向”与“兴趣态度”（r=0.66），而“运动参与”与“价值取向”间相关程度稍弱（r=0.57）。
图1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改变测量模型
2）学校体育健康教育测量模型验证。
图2显示：
（1）测量模型中，P=0.147，χ2/df=1.64，基本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NNFI、CFI、GFI、IFI、RMSEA等参数值依次为0.935、0.917、0.908、0.915、0.071，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测量模型中，由因子提取的贡献率可判断7个共性因子的重要性，由大到小分别为“健身干预”、“健康教育”、“体育课堂”、“体育政策”、“组织管理”、“设施资金”及“人才队伍”。
（3）测量模型中，7个共性因子彼此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r均在0.65以上）；其中“运动督导”与“健康教育”、“体育课堂”、“体育政策”及“人才队伍”间相关系数分别达0.81、0.85、0.88、0.91、0.85；另一方面，“健康教育”与“体育课堂”、“体育政策”、“管理组织”之间也存在非常高相关系数（0.83、0.82、0.83）。
图2 学校体育健育教育测量模型
3）知觉利益测量模型验证。
图3显示：（1）测量模型检验结果，P=0.087>0.05，χ2/df=1.81，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而NNFI、CFI、IFI、GFI、RMSEA值依次为0.901、0.900、0.892、0.912、0.068，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知觉利益测量假设模型与调研数据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2）5个维度中，其构成指标重要性按因子分析的贡献率从重到轻排序是“主观体念”、“情绪活力”、“身体价值”、“人际感知”及“困难应对”。（3）5维度间，“困境应对”与“身体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强（r=0.83），其次是“主观体念”与“情绪活力”（r=0.81）；另外“人际感知”与“情绪活力”（r=0.78）、“身体价值”与“情绪活力”（r=0.77）、“身体价值与“主观体念”（r=0.75）、“困难应对”与“主观体念”（r=0.74）也有很高的相关关系。
图3 知觉利益测量模型
4）家庭教育测量模型验证。
图4显示：（1）检验结果表明：P=0.187，χ2/df=1.245，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此外，NNFI、CFI、IFI、GFI、RMSEA依次为0.956、0.911、0.921、0.923、0.073，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家庭体育健康教育分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2）该测量模型的三维结构中，“家长榜样”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家庭经济”，第三是“家长认识”；从3个维度的彼此关系看，“家长榜样”作用与“家庭经济”支持（r=0.80）、“家长榜样”作用与“家长认识”水平（r=0.62）、“家庭经济”投入与“家长认识”（r=0.65）。
图4 家庭体育健康教育测量模型
5）社区体育健康教育测量模型验证。
图5显示：（1）检验结果表明：P=0.457，χ2/df=1.02，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而NNFI、CFI、IFI、GFI、RMSEA依次为0.977、0.926、0.915、0.909、0.081，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社区体育健康教育分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图5 社区体育教育测量模型
（2）由图5的测量模型中可见，社区体育“组织管理”最为重要，其次是社区“场地资金”，社区“宣传教育”的作用位列第3；三维度相互关系看，“组织管理”与“宣传教育”（r=0.78）相关关系最高，其次是“组织管理”与“场地资金”（r=0.68），“宣传教育”与“场地资金”相关程度相对要弱些（r=0.56）。
关 键 词：学校体育；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学校、家庭、社区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63-09
当今我国青少年的体质下降与锻炼不足有直接关系，而锻炼不足除了与学校场地、器材、管理制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以外，还受到个体对健身的价值认知、健身愿望及健身坚持性等因素的影响[1]。班杜拉认为人类的行为表现（频率、时间等）、环境条件（场地、设备等）和个人因素（认知、态度和自我效能等）三者间互为因果，而主观的自我效能感对行为的影响很大[2]；Becker的健康信念模型亦强调个体的态度和信念对锻炼行为的影响很大[3]；Ajzen的计划行动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是行为发生的决定性力量[4]。故通过加强体质健康教育，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锻炼促进健康的信念，提高其锻炼意愿和完成锻炼任务的自我效能感是增加青少年锻炼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青少年终身健康习惯能否养成，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它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体育健康教育的整体促进作用才能实现[5]。若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地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树立健康第一理念，则能充分发挥其思想教育及行为干预的合力作用，构成一个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整体化行为干预教育方式[6]。
张绪梅[7]在《21世纪我国学校体育健康教育体系改革的设想》中提出：三位一体的体育健康教育应把学校体育健康教育置于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中去纵横联系、协调统一。肖焕禹[8]认为：21世纪我国学校体育改革中，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健康教育应承担更多的的责任，逐步形成学校体育为主体，家庭、社会体育为辅的长效机制。毛振明[9]认为：学校体育要摆脱过去那种狭隘的教育观，将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的隐性教育融为一体，实施一种与社会进度和需要紧密连接的学校教育。朱林[10]对一体化长效机制做过理论探索，并提出了3个理论机制——导向长效机制、激励长效机制及评价长效机制。
由于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的复杂性，至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全面实用的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促进及评价模式。本研究以川渝地区中、小学阳光体育开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制约因素为背景，综合国内外关于学校、家庭、社区教育的成功经验，结合目前我国学校“体育健康教育”现状，提出了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模型，通过实际调查获得真实可靠数据对所建模型的合理性、可行性及必要性进行验证，以期为未来青少年运动健身促进方案设计的科学性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选择四川省南充市及重庆市中、小学为调查对象，根据两市教育局提供的中小学学校特征，按学校与市中心距离排序后，随机抽取了11所中小学（南充5所，重庆6所）。采用一一对应式的发放原则确定各个分量表的顺序性：学生——学生家长——（学生家庭所在的）社区的对应关系建立数据库。以重庆市的样本数据作为青少年阳光体育活动长效机制模型构建之用，而使用四川省南充市的样本数据对所建模型进行验证。
1.2 问卷设计
1）在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促进的理论框架假设下编制问卷。采用项目分析方法，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条目，并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最终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促进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长效机制研究”问卷——含4个分量表，即行为变化表、学校表、家庭表及社区表。
2）本研究还借用现有量表——“青少年体育锻炼知觉利益”量表，该量表由上海体育学院研制，并已获得了部分应用[11]。
3）根据研究目的、相关文献数据与研究结构综合考虑，尽可能使条目表达措辞准确、清楚，表述语气全部采用陈述句（不使用否定句）；鉴于调查内容的特殊性，避免使用特别敏感的字眼；采用李克特5点记分形式，条目的回答和计分方式，从“非常符合”到“很不符合”依次计为5、4、3、2、1分。
4）条目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国外学者Devellis的两点意见[12-13]：一是编制或发展一个正式量表，其预试题项数最好是将来所需正式题项数的3～4倍；二是在某些特定内容范围中，预试量表的题项数约为正式量表题项数的1.5倍。
5）预试问卷编拟完后，再进行预测试，预试对象的性质基本与将来正式问卷要抽取的对象性质相同。本研究对象以川渝地区中小学学生、学生家长及学生生活的社区。预试对象人数以问卷中题项最多的“分量表”题项的3～5倍为准。
1.3 问卷的效度及信度检验
终量表形成前，对各量表相关条目进行预测验，删除部分青少年不易理解的条目，同时保留某些统计结果不理想，但对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有重要意义的条目。量表修订过程中主要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与验证性相结合的因素分析法。最终量表条目为：青少年阳光体育锻炼行为变化表10条、体育健康教育学校表57条、家庭表26条及社区表24条。再经9位相关学科专家对问卷每道题进行打分，每个分量表均值基本接近4.0，且5个分量表克朗巴赫α系数分别为0.851、0.816、0.883、0.911、0.871，说明专家评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5）“青少年阳光体育运动知觉利益（效益）量表”由30个条目组成，由于该量表维度已经确立，即分别为人际感知、困境应对、身体价值、主观体念及情绪活力5个维度，故本研究不需要再进行因子分析。基于该量表在我国西部地区首次使用，故研究只对其在西部地区的使用信度进行了验证。经检验，该量表各维度之间及各维度和总量表之间存在明显的高相关，说明该量表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2.2 测量模型验证
采用ML（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最大似然法对5个测量模型原始数据矩阵进行验证性分析，其检验依据为拟合指数。一般地，χ2/df值（理论期望值为1，即接近于1，说明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越大，模型拟合越好），基本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此外，NNFI（非规范吻合指数）、CFI（比较吻合指数）、GFI（拟合优度指数）、RMSEA（近似误差的均方根）等指标也常用来评价模型的似合程度。一般地，NNFI、CFI、IFI、GFI的值通常在0～1之间，采用大于0.9来进行判断，越接近于1越好，RMSEA的值最好在0.08以下，越接近于0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
1）青少年锻炼行为改变测量模型分析。
图1显示：
（1）行为变化测量模型结构清晰，每道题目对因子均有显著的贡献，各维度间显著相关，说明行为变化量表具有较高的构想效度。图中显示的检验值中，P=0.135>0.05，χ2/df=1.79，说明协方差矩阵的相似程度尚可，达到了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模型图1中NNFI、CFI、GFI、RMSEA等指标数值依次为0.912、0.905、0.885、0.916、0.059，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可以认为行为改变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从行为改变三维结构看，“运动参与”与“兴趣态度”的相关关系最强（r=0.71），其次是“价值取向”与“兴趣态度”（r=0.66），而“运动参与”与“价值取向”间相关程度稍弱（r=0.57）。
图1 青少年体育锻炼行为改变测量模型
2）学校体育健康教育测量模型验证。
图2显示：
（1）测量模型中，P=0.147，χ2/df=1.64，基本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NNFI、CFI、GFI、IFI、RMSEA等参数值依次为0.935、0.917、0.908、0.915、0.071，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2）测量模型中，由因子提取的贡献率可判断7个共性因子的重要性，由大到小分别为“健身干预”、“健康教育”、“体育课堂”、“体育政策”、“组织管理”、“设施资金”及“人才队伍”。
（3）测量模型中，7个共性因子彼此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r均在0.65以上）；其中“运动督导”与“健康教育”、“体育课堂”、“体育政策”及“人才队伍”间相关系数分别达0.81、0.85、0.88、0.91、0.85；另一方面，“健康教育”与“体育课堂”、“体育政策”、“管理组织”之间也存在非常高相关系数（0.83、0.82、0.83）。
图2 学校体育健育教育测量模型
3）知觉利益测量模型验证。
图3显示：（1）测量模型检验结果，P=0.087>0.05，χ2/df=1.81，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而NNFI、CFI、IFI、GFI、RMSEA值依次为0.901、0.900、0.892、0.912、0.068，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知觉利益测量假设模型与调研数据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2）5个维度中，其构成指标重要性按因子分析的贡献率从重到轻排序是“主观体念”、“情绪活力”、“身体价值”、“人际感知”及“困难应对”。（3）5维度间，“困境应对”与“身体价值”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强（r=0.83），其次是“主观体念”与“情绪活力”（r=0.81）；另外“人际感知”与“情绪活力”（r=0.78）、“身体价值”与“情绪活力”（r=0.77）、“身体价值与“主观体念”（r=0.75）、“困难应对”与“主观体念”（r=0.74）也有很高的相关关系。
图3 知觉利益测量模型
4）家庭教育测量模型验证。
图4显示：（1）检验结果表明：P=0.187，χ2/df=1.245，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此外，NNFI、CFI、IFI、GFI、RMSEA依次为0.956、0.911、0.921、0.923、0.073，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模型与调研获得数据拟合良好，家庭体育健康教育分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2）该测量模型的三维结构中，“家长榜样”作用最为显著（贡献率最高），其次是“家庭经济”，第三是“家长认识”；从3个维度的彼此关系看，“家长榜样”作用与“家庭经济”支持（r=0.80）、“家长榜样”作用与“家长认识”水平（r=0.62）、“家庭经济”投入与“家长认识”（r=0.65）。
图4 家庭体育健康教育测量模型
5）社区体育健康教育测量模型验证。
图5显示：（1）检验结果表明：P=0.457，χ2/df=1.02，达到统计学上的参考要求。而NNFI、CFI、IFI、GFI、RMSEA依次为0.977、0.926、0.915、0.909、0.081，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社区体育健康教育分量表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
图5 社区体育教育测量模型
（2）由图5的测量模型中可见，社区体育“组织管理”最为重要，其次是社区“场地资金”，社区“宣传教育”的作用位列第3；三维度相互关系看，“组织管理”与“宣传教育”（r=0.78）相关关系最高，其次是“组织管理”与“场地资金”（r=0.68），“宣传教育”与“场地资金”相关程度相对要弱些（r=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