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先秦时期的哲人都是孤独的。孤独感也是先秦诸子群体少有的“共识”之一，这大概是哲人的必然结局，毕竟一个伟大的思想总是超前于时代的，它很难被世人一下子接受。韩非的孤独则更多地掺杂着一种愤懑之意，这源于他强烈的用世情怀与黑暗政治的反差，《韩非子·孤愤》就为我们详细阐述了这种感觉形成的背景。当然，《孤愤》中只是诊断了病情，要剖析这个病理则应结合《韩非子》全书内容来展开探讨。

利益网笼罩下的畸形政治生态

　　韩非是现实的，他认为政治博弈场的最根本规则是“利”。所谓“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利”本就是现实中人际交往的潜在准则，在政治圈中更不例外，韩非没讲太多君臣忠义类的大道理，他只是認为：“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饰邪》），此处的“计”便是利益的计算。那么可否认为君臣会是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而精诚合作呢？不是的，韩非在此处将现实的视角贯彻到底，他揭示出了“君臣利异”的无奈现实：“君臣之利异，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灭”（《内储说下》），在求利的规则下，人们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的蛋糕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人臣为扩其私利必然会侵人主之公利。所以“利”的规则并没有保证君臣同体，反而是使臣下及各方势力沆瀣一气，共同欺君损国。当权柄从君主偏离向重臣时，重臣会利用它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周围的势力也会接近他以扩大自己的利益，各种勾结便形成了。
　　重臣与他国的勾结是一种很可怕的情况，重臣有了他国力量作为外援，便“召敌兵以内除，举外事以眩主”（《内储说下》），使君主相信没有他两国便会交战，君主为一时苟安，便认可他的和谈计划，割地与城。重臣除了“结外”，也下了一番“交内”的功夫，即与人君左右近侍相勾结。左右近侍看似与君主情同鱼水，甚至被君主视为少有的几个“知己”，但他们只是虚意应合君主罢了，“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外储说右上》），他们只是看重君主的权势而非亲好君主本人。当权势在君时，他们狐假虎威，当重臣稍有权势时，他们靠着向重臣出卖君主内情、误导君主认知来获利，对此，韩非有精练的总结：“臣有二因，谓外内也。外曰畏，内曰爱。”（《八经》），君主对敌国的军力是畏惧的，对内臣的言辞是信爱的，君主的畏爱皆由重臣把控，整个人都操纵在重臣的股掌中。
　　随着重臣权势膨胀，百官众吏亦趋附于他，“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奸劫弑臣》）毕竟他们的仕途是由掌握权势的人决定的，而非直接决定于法度，那他们必然全力攀附权势。由此百官对于君主来说成为虚设，韩非感慨：“亡国之廷无人焉。廷无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务相益，不务厚国；大臣务相尊，而不务尊君；小臣奉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有度》）权臣在官吏中提拔亲近自己的人，形成更多的党羽，依凭这种声势再拉拢更多官吏。
　　百官皆是利禄之徒，而受君主敬仰的饱学谈说之士亦非真正清高，至少在韩非看来是这样：“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五蠹》），可见，人们求学未必是在求道，而是更倾向于求利。他们的利禄为当途之人左右时，他们自然为当途之人摇唇鼓舌。由此，重臣勾结着他国、近侍、百官及学士联合做戏，把君主哄得团团转。

　　所以，看似高高在上的君主其实是被孤立的，这下面暗含的是公私对立的问题。君主与国家联系最为密切，“语曰：‘诸侯以国为亲’”（《难四》），在韩非看来，他代表着国家、代表着公利，限制着臣下的私家、私利。在韩非理论中，君主以“公”为核心特质，他受到群下的孤立是一种必然。可能只有国、民与君主最亲，可国家是一个概念层面的事物，而民众是与君主有距离的群体。身处深宫、时刻被欺骗的君主仍是孤独的。而当时机成熟时，赢得各方支持的重臣便会弑主篡国，君主欲求援则了无所应，《奸劫弑臣》中韩非引用了“厉怜王”这一夸张的谚语来描述君主这种险恶处境，实非虚言。甚至可以说东周乱世其实就是这种畸形政治生态一轮轮重演又毁灭的历史，这正是韩非所痛心疾首的。

法术之士的孤独与愤懑

　　君主还是有一批潜在的同盟，这便是“法术之士”。法术之士的特点在于严格推行国法、打击结党营私的奸行，作为法的推行者，他们是至公无私的化身，是斩断那张邪恶利益网的利剑。韩非称赞法术之士的价值云：“夫有术者之为人臣也，得效度数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奸臣，以尊主安国者也。”（《奸劫弑臣》）这意味着只要“主法”得以彰明，奸臣便难糊弄君主、恣意妄为。
　　但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法术之士刚踏入政治博弈场时便成为众矢之的。韩非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提到“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和氏》），他打破了原来各得其利的状态，大家岂能容下他。作为核心的当途重臣尤其要置之于死地，《孤愤》原文中提到“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法术之士）其可以罪过诬者，（重臣）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至于左右近侍自然也无法从法术之士那得到贿赂，故日以谗言向君主诋毁之。他国亦要千方百计去掉我方的法术之士，毕竟“敌国有贤者，国之忧也”（《内储说下》）。而学士虽没有暗害的手段，但他们与法术之士各自主张本来就相反，他们在与君主的谈说中便在无形地消解着法术之学的理论根基。最使人无奈的是民众也不理解法术之士的苦心，在韩非看来，民众与婴儿一样“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法术之士用政常会受到他们的阻挠与非议，难免有“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的遭遇（《显学》）。可见，在围攻法术之士的过程中，各方力量仍保持着互相呼应、各司其“职”的状态，不免让人感慨这张巨网的可怕。而有些人仍无畏地去挑战它，在众多势力的围攻下艰难前行，这大概是商鞅、吴起等法术之士变法历程的真实写照。 　　所以法术之士想要施展抱负，唯一能依靠的便是君主的重用与信任，但与君相接的过程哪有那么顺利？当途权臣便是难以逾越的一座大山。《楚辞》中有形象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坎坷：“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楚辞·九辩》）韩非则以理性的思维加以分析，通过与当途权臣的对比，将法术之士在这方面的劣势逐一罗列出来：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途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孤愤》）
　　可见，当法术之士与君主交往时，在与君主的亲密度上、内容的可接受度上、舆论的支持力度上、觐见的机会上以及其他诸多方面上都处于极大的劣势。既然连君主的信任都争取不到，那又如何与当途权臣斗，他们刚一发声，便等于自寻死路，很快便会被权臣扼杀。法术之士一心为国为君，却因为权臣一手遮天而难以觐君论道，以至身死名败，不为世所知，不为君所识，这种孤独、愤懑之感是难以言表的。
　　如果朝廷里没有权臣，那觐君论道的难度会不会小点？未必。人主旁边的左右近侍同样是巨大的障碍。左右之人长于奉迎，未必是贤智之士，法术之士的贤智之言呈与君主后，君主与左右近臣商榷之，则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境：“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羞而人主之论悖矣。”（《孤愤》）左右之人的品格、见识不足以理解法术之士的行为、主张，却有评判其可否的权力，这种怪象是让法术之士颇为无奈的。更何况法术之士不贿赂左右近侍，这些人便会以谗言诋毁之，其杀伤力可不亚于权臣的铁腕。法术之士死在与权臣的决斗中尚有壮烈之感，而像这样栽在小人手里，其孤独、愤懑之感会更加强烈。
　　那么如果没有权臣也没有左右近侍，法术之士能直接向君主谏言，是否就能得君行道？也没有那么简单，君主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韩非在《说难》中假设的正是君臣间直接对谈的情境，但即使这样也无法使法术之士袒露心胸、尽献其计，因为这个过程中还要考虑到人主自身的兴趣、忌讳、猜疑、自尊等等因素，如果其中某个环节一旦出问题，便是“婴人主之逆鳞”（《说难》），身家性命必定难保。法术之士与君主算是天然的同盟了，但盟友间仍存在着各种隔阂，甚至是杀机，这可以说是最深刻的孤独与愤懑了。

法术之士的政治理想与法家形象的新认识

　　《孤愤》是先秦法家对自身处境与志趣的一次理论总结，是法家在描述法家，更接近历史上法家的真实形象。后世人所理解的法家则越发偏离这一形象，像韩非就先后被贴上了惨刻寡恩、险躁好利、出卖宗国、专制帮凶等标签。所以我们现在在理解法家时，有必要结合《孤愤》以回到当时的那个政治博弈场，这时，法家的主张便显示了其合理性一面。他们是怀揣着政治理想的现实改造者，可以说是职业的政治家，他们的学术是围绕政治展开的，与儒家的士大夫政治尚有不同。如果说孟荀以学士身份进入政界是如同一股清流划过，那么法家以改革手段进入政界便如一场暴雨冲刷污浊。但这种方式的代价是巨大的，法术之士常落得粉身碎骨的结局，如同雨滴一定要从天堂降到人间，结果第一批接触地面的都会摔成雨痕，就像斑斑血迹。
　　那到底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地从事于此呢？是法家的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法家并非后人理解的那种唯利是图的政客，他们所讲的“利”是国家民众的大利，这便是理想、信念层面的问题。法家并非不讲仁义，他们是从“利”的角度来解说仁义，如韩非谓：“夫仁义者，忧天下之害，趋一国之患，不避卑辱，谓之仁义。”（《难一》）這种仁义便接近于为国为民所谋的大利。正是出于这种理想的感召，法家处世显示了无畏气质、决绝态度及直接手段（直接争取君主的信任搞改革），不同于道家谦柔气质、儒家中庸态度与墨家的间接手段（在下层民众中传播，形成势力后向君主表达政治诉求）。堂谿公曾劝韩非不要“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韩非做此回答：
　　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问田》）
　　如果说《孤愤》中反映了一个法术之士在困境中挣扎的抑郁，那此段便体现了他面对牺牲时的坦然与决绝。他的政治理想让他在世间经历了孤独与愤懑，但也让他在精神上找到了栖息之地。韩非的孤独和其他先秦哲人一样，都是一种伟大的孤独。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