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王安忆关注失落与自适两种人，表现出同情与肯定的情感态度倾向。她以深厚的人文关怀面对失落女性，体现了深切的女性生命体认和思想高度。面对边缘个体，她表现为温情关怀与热情支持，体现了她对人的独立自主的精神生活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她对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个体生命及其价值的重视和肯定。
关键词：失落 自适 生命价值
对人的关注是新时期小说的重要主题。在王安忆小说创作中，这种关注表现为欣赏与肯定的情感态度。王安忆对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从此岸向彼岸涉渡中失败者的同情，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情怀关切这些失落者，同时，也表现在对特定社会环境中追求温情生活的特定群体的欣赏。无论是失落者还是自适者，都作为特定群体而存在，他们或者无意间陷入失落状态，或者有意追求自适，对他们生命状态的关注，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情怀。作家的文学叙事具有告别过去的苦难、重塑希望的前瞻意识，同时也具有独立精神。
一、面对失落状态女性的人文关怀
王安忆以温情脉脉的女性情怀观照失落状态的女性。这些女性为理想奋斗过，她们无意间失去了某些对人生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甚至在某一人生阶段失败了。王安忆并没有责备她们，而是在同情之中寓示了希望，这体现了作家深切的女性生命体认和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的思想高度。
王安忆在《长恨歌》《妙妙》《米尼》《我爱比尔》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失落女性：王琦瑶、妙妙、米尼、阿三。她们生活环境各异，受不同时代和社会影响，都在为实现个人生活理想而奋斗，并且都在不自觉中失败了。王安忆的文学叙事意在表达对她们失败命运的关注与同情。王琦瑶是一个旧时代的宠儿，她从旧时代中走过来，生活在新时代的感性追求中。她1946年通过竞选成为上海“三小姐”，1961年32岁时她与康明逊生下私生子薇薇，“文革”结束时刚好47岁，57岁死于长脚的劫杀。她在一生中经历了丰富的情感旅程：与程先生的朦胧之情、与李主任的失落之情、与康明逊的不由自主之情、与萨沙的游戏之情、与老克腊的忘年之情这些情感经历都没有最终结成正果。王琦瑶追求一种有个性的、自主的情感生活，虽然这种情感生活的热力不因年龄和经历而降低，但是也无法让她达到自我实现的状态。在李主任死于空难之后，她健康积极的少女光芒也暗弱了许多，以致在新社会中她无法直面新的生活机遇。她的失落是旧时代的一种“遗物”。王安忆在小说叙事中细腻地叙写了王琦瑶不自觉地陷入情感泥淖不可自拔的经过，并寓示了她不自觉地失去了理性的家庭观，从而失去了美满的家庭生活，并无法获得能让她产生自我实现感的爱情。作家以充满同情意味的笔调叙写了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一同消泯的结局。
妙妙是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女青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妙妙产生了做“现代青年”的梦想。在致力于做“现代青年”的过程中，她与上海摄制组的男职员恋爱，与大学生孙团恋爱，与有妇之夫何志华恋爱，然而都没有结果。她身处偏僻小镇，向往都市生活，追逐时尚和都市潮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独特的个性、张扬的行为受到非议，所以显得孤独。小说在叙事中寓示了妙妙因缺乏知识、才能，只好以拙劣的方式去获得刺激的后果。她因追求理想的方式不适当而陷入不幸境地，一个美好的理想最终破灭。作家将眼光聚焦于一个追逐潮流的女青年妙妙，以其的失败经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奋斗者的同情。
在《米尼》中，作家的视野从“文革”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时代的因素对个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米尼也不例外。米尼与阿康一见钟情并生下儿子查理。阿康因罪入狱，出狱后又与米尼情感不和，米尼于是与平头同居，并同时与阿康纠缠，后来在阿康和平头的诱使下成为妓女。米尼因追求与阿康正常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不得，后来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一步步走向堕落。作家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追求美好家庭生活的理想失败后，进入一种自我沦落的非理性生活状态的关注，并对她们高贵生命价值的沦落寓示了一种同情态度。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位失足女性。阿三寻求异国情调，与美国驻沪领事馆的文化官员比尔相恋，后因比尔离开上海而分手。阿三失去比尔后，除了画画毫无寄托，转而又与法国青年马丁相恋，被迫分手后，又与一个美国人相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以与外国男性发生关系为快乐，最终进了收容所。这样阿三既失去了自身民族文化情调的高雅特性，又失去了体验和融入西方文化新异环境的可能性，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与既定理想目标越来越远。作家在小说中寓示了阿三的堕落是因为自主意识与自尊意识的丧失。阿三最初寻求异国情调的愿望不乏浪漫色彩，但不断被伤害、被摧残却不自知，到后来却开始了自我伤害与自我摧残。作家在对时代浪潮的追逐者的关注中，表现出对失落女性美好理想的破灭和纯洁爱情丧失的同情。正如王安忆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女孩子在身体与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的毁灭、自毁”{1}，又如刘媛媛所说的那样：“在米尼、阿三之类形象相继的出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一种深厚的女性关怀心态。”{2}
对不同时代环境中处于失落状态女性的关注与同情，首先，体现为王安忆对社会性别秩序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及其命运的同情。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呼声并存是现实存在，在文学作品中以男性中心思想为内容的叙事，客观地呈现了这一性别秩序图景。无论是《创业史》中徐改霞对梁生宝一定程度的投合，还是《男人的风格》中罗海南对陈抱帖的被动顺从，都说明女性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男性的附庸。在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中有男主人公对责任的逃避，《荒山之恋》中有男主人公力量的崩溃，《岗上的世纪》中有男主人公自制力的丧失。而不同于以上三部作品对男性中心思想的颠覆与解构，王安忆在《长恨歌》《妙妙》《米尼》《我爱比尔》等作品中，叙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更脆弱的现实状况，这透露了女性命运的真相。王琦瑶在丧失了李主任的爱情之后，无所依从，人生成为浮萍一样的状态。妙妙失去了何志华的爱情，则走上自我毁损的一步。正如王安忆陈述的那样：“其实妙妙这个人……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可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3}米尼在无法实现与阿康的正常爱情生活之后堕落。阿三因与比尔的爱情无法持续，失去了情感上的“根”，开始情感漂泊，从而堕落。她们都缺少一个重情感、有责任心的男性的依靠。也许只要有一个重情重义的男性的保护，她们就不会走上悲剧之路。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较脆弱的地位。 其次，体现为王安忆对她们因爱情缺位导致的灵肉分裂生命状态的惋惜以及对她们重建新的生命状态的期盼。在王琦瑶毫无归宿感的情感生涯中，她努力达到一种有自我实现满足感的生活状态，并不妥协地去争取，虽然不断失败，却并不灰心。作家有对她青春消逝的惋惜，也有对她不屈服姿态的欣赏。妙妙为了实现做一个“现代青年”的梦想而拿青春作资本，作家在惋惜的同时也欣赏她执着的精神。米尼为了实现正常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而努力争取，虽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具有的美好希望仍然存在。阿三面对遗落的处女蛋时内心的觉醒与顿悟可以说明她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女性。正如王艳芳说的那样：“命运再给他们提醒，但她们就是充耳不闻，她们无一例外地怀着优雅的自恋和自尊、可怜的孤绝和不甘走向悲剧。”{4}王安忆曾这样说：“《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他们。”{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对失落女性的命运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吴芸茜指出：“作为一个女作家，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6}王安忆对失落状态中女性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正如王绯说的那样：“她在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故事的宿命和虚无的情绪里，暗示着一种女人命定的沮丧，又从这沮丧里伸展出女人打破伊甸园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7}戴锦华这样说：“对于王安忆说来，书写失败者的故事，并非为了呈现一幅悲观主义的社会和人生图景……王安忆总是选取为爱心浸染的、温情的庸常之辈的故事，她对失败者与畸零者的描摹，仍是为了‘穿过黑暗的隧道，前面是光明的颂歌’；仍是为了思索……”{8}
对不同时代环境中特定个体的失落状态的文学叙述，体现了王安忆观照人的历史生命状态时的理性态度。她们的失败局面正是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个性特点三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而她们的理想依然存在，她们的生命在跌落下去之后还能爬升起来。王安忆对她们重建理想生命状态充满了期盼，并试图在另一些作品中探索重建理想生命状态的方式和途径。
二、面对边缘个体的欣赏与支持
王安忆关注社会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个体，具有特殊的情感态度。他们不与时代政治潮流相融合，体现了个体的独立性。而正是独立状态形成了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意义就是实现个体生命状态的自主性。
在王安忆的部分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中，作家叙写了一些“游离”于政治潮流之外的人。《墙基》中的独醒和一帮小朋友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冲击，在厨房关灯开故事会；《米尼》中的米尼不管弄堂外如火如荼的“革命”，在弄堂口若无其事地洗菜，悠然自得；《“文革”轶事》中的赵志国、胡迪菁在亭子间里闲聊调情；《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和一帮朋友“围炉夜话”，而屋外则是斗争的洪流。王安忆通过这群游离于政治潮流的人描画了一种民间生活情态。民间是相对于官方主流意识盛行的区域而言。陈思和曾经说过，民间是在国家控制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是自由活泼的，以弱势形态出现，并且其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是自由自在。如果说汪曾祺笔下的民间体现了“真”，贾平凹笔下的民间体现了“善”，那么王安忆笔下的民间则体现了“美”。王安忆是在审美意义上建构了她的民间情态。对游离于政治潮流之外、营构自身温暖小天地的这些群体的生活状态的描画，寓示了作家对他们的温情关怀。
王安忆对“游离”者群体的民间生活情态的描画体现了她温情关怀的心态。这首先表现在王安忆对他们开辟新的生活空间的行为的热情支持。与《红日》《林海雪原》等作品不同，王安忆不是在作品中歌颂革命，而是描画民间生活，“游离”者逃离政治“漩涡”后的个人小天地里的生活才是“新”的生活。正因为“新”，才具有其独特价值。独醒在故事会中获得了新的生活情感体验，赵志国、胡迪菁、米尼、王琦瑶等同样如此。这是作家的一种“反常化”处理。也许，这些群体具有布尔乔亚色彩，才使他们的生活具有了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姿的特色。正如南帆说的那样：“女性的本能致使她们进入宁静的一隅，有滋有味地经营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小天地。这个温情脉脉的小天地无意之中产生了某种拒绝的功能——用温柔拒绝政治的权术……”{9}
其次，王安忆的温情关怀体现在作家对他们追求个性独立自主的行为的热情支持。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高大全”人物顺应主流意识，他们的生活是程式化而缺乏主体性的。王安忆的这些作品意在描述远离主流意识的富有个体性、主体性的生活状态。与她的另一些写任情任性人物的作品不同，这些群体的生活多了政治潮流的牵制与影响，因而他们的性格色彩更加鲜明，更有理性力量与个体主见。个体在独立自主状态中更能获得成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独醒在混乱中独立从而获得成长，米尼因独立自主而获得身心的宁静，赵志国、胡迪菁的生活因“游离”而有了声色，王琦瑶的个人小天地温馨而且热闹。他们都因有了独立自主、有个性的生活，生命才具有了某种意义。
王安忆对特定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活状态的理性观照，体现在她对人的理性生活状态的发现上。她指出了人既不与历史潮流相对抗，又不与社会相脱节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指出人的独立与自主的意义与价值。李淑霞在论述王琦瑶开辟的个人小天地的意义时说：“女性对日常生活的投入和坚持，体现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和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也体现了其生命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10}王安忆通过“游离”者群体对理想生命状态的建设实践，探索了人的生命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以文学叙事承担了一种使命和责任，即提出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设想及具体方式。尽管这是一种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方式，但作家也在表达一种具有个性与自主性的历史观点和生活观点。
王安忆以特殊群体为叙事对象，关注失落与自适两种人，他们的特殊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他们的温情关注体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王安忆的这种独具个性的视角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理解人的境遇，尊重人的选择，重视人的生命主体性，肯定人的生命价值，这些都成为王安忆文学叙事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1}{9} 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491页。
{2} 刘媛媛：《她视界 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探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3}{5}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第262页。
{4}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6} 吴芸茜：《论王安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7} 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8}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0} 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关键词：失落 自适 生命价值
对人的关注是新时期小说的重要主题。在王安忆小说创作中，这种关注表现为欣赏与肯定的情感态度。王安忆对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从此岸向彼岸涉渡中失败者的同情，她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情怀关切这些失落者，同时，也表现在对特定社会环境中追求温情生活的特定群体的欣赏。无论是失落者还是自适者，都作为特定群体而存在，他们或者无意间陷入失落状态，或者有意追求自适，对他们生命状态的关注，体现了作家深厚的人文关怀情怀。作家的文学叙事具有告别过去的苦难、重塑希望的前瞻意识，同时也具有独立精神。
一、面对失落状态女性的人文关怀
王安忆以温情脉脉的女性情怀观照失落状态的女性。这些女性为理想奋斗过，她们无意间失去了某些对人生来说很重要的东西，甚至在某一人生阶段失败了。王安忆并没有责备她们，而是在同情之中寓示了希望，这体现了作家深切的女性生命体认和关注人的生命状态的思想高度。
王安忆在《长恨歌》《妙妙》《米尼》《我爱比尔》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失落女性：王琦瑶、妙妙、米尼、阿三。她们生活环境各异，受不同时代和社会影响，都在为实现个人生活理想而奋斗，并且都在不自觉中失败了。王安忆的文学叙事意在表达对她们失败命运的关注与同情。王琦瑶是一个旧时代的宠儿，她从旧时代中走过来，生活在新时代的感性追求中。她1946年通过竞选成为上海“三小姐”，1961年32岁时她与康明逊生下私生子薇薇，“文革”结束时刚好47岁，57岁死于长脚的劫杀。她在一生中经历了丰富的情感旅程：与程先生的朦胧之情、与李主任的失落之情、与康明逊的不由自主之情、与萨沙的游戏之情、与老克腊的忘年之情这些情感经历都没有最终结成正果。王琦瑶追求一种有个性的、自主的情感生活，虽然这种情感生活的热力不因年龄和经历而降低，但是也无法让她达到自我实现的状态。在李主任死于空难之后，她健康积极的少女光芒也暗弱了许多，以致在新社会中她无法直面新的生活机遇。她的失落是旧时代的一种“遗物”。王安忆在小说叙事中细腻地叙写了王琦瑶不自觉地陷入情感泥淖不可自拔的经过，并寓示了她不自觉地失去了理性的家庭观，从而失去了美满的家庭生活，并无法获得能让她产生自我实现感的爱情。作家以充满同情意味的笔调叙写了美丽青春与宝贵生命一同消泯的结局。
妙妙是生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女青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妙妙产生了做“现代青年”的梦想。在致力于做“现代青年”的过程中，她与上海摄制组的男职员恋爱，与大学生孙团恋爱，与有妇之夫何志华恋爱，然而都没有结果。她身处偏僻小镇，向往都市生活，追逐时尚和都市潮流。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她独特的个性、张扬的行为受到非议，所以显得孤独。小说在叙事中寓示了妙妙因缺乏知识、才能，只好以拙劣的方式去获得刺激的后果。她因追求理想的方式不适当而陷入不幸境地，一个美好的理想最终破灭。作家将眼光聚焦于一个追逐潮流的女青年妙妙，以其的失败经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奋斗者的同情。
在《米尼》中，作家的视野从“文革”延伸到改革开放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社会、时代的因素对个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米尼也不例外。米尼与阿康一见钟情并生下儿子查理。阿康因罪入狱，出狱后又与米尼情感不和，米尼于是与平头同居，并同时与阿康纠缠，后来在阿康和平头的诱使下成为妓女。米尼因追求与阿康正常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不得，后来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一步步走向堕落。作家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女性追求美好家庭生活的理想失败后，进入一种自我沦落的非理性生活状态的关注，并对她们高贵生命价值的沦落寓示了一种同情态度。
《我爱比尔》中的阿三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一位失足女性。阿三寻求异国情调，与美国驻沪领事馆的文化官员比尔相恋，后因比尔离开上海而分手。阿三失去比尔后，除了画画毫无寄托，转而又与法国青年马丁相恋，被迫分手后，又与一个美国人相识，后来一发不可收拾，以致以与外国男性发生关系为快乐，最终进了收容所。这样阿三既失去了自身民族文化情调的高雅特性，又失去了体验和融入西方文化新异环境的可能性，在非理性的状态下与既定理想目标越来越远。作家在小说中寓示了阿三的堕落是因为自主意识与自尊意识的丧失。阿三最初寻求异国情调的愿望不乏浪漫色彩，但不断被伤害、被摧残却不自知，到后来却开始了自我伤害与自我摧残。作家在对时代浪潮的追逐者的关注中，表现出对失落女性美好理想的破灭和纯洁爱情丧失的同情。正如王安忆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女孩子在身体与精神都向西方靠拢的过程中的毁灭、自毁”{1}，又如刘媛媛所说的那样：“在米尼、阿三之类形象相继的出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一种深厚的女性关怀心态。”{2}
对不同时代环境中处于失落状态女性的关注与同情，首先，体现为王安忆对社会性别秩序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及其命运的同情。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呼声并存是现实存在，在文学作品中以男性中心思想为内容的叙事，客观地呈现了这一性别秩序图景。无论是《创业史》中徐改霞对梁生宝一定程度的投合，还是《男人的风格》中罗海南对陈抱帖的被动顺从，都说明女性在有意无意间成为男性的附庸。在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中有男主人公对责任的逃避，《荒山之恋》中有男主人公力量的崩溃，《岗上的世纪》中有男主人公自制力的丧失。而不同于以上三部作品对男性中心思想的颠覆与解构，王安忆在《长恨歌》《妙妙》《米尼》《我爱比尔》等作品中，叙述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更脆弱的现实状况，这透露了女性命运的真相。王琦瑶在丧失了李主任的爱情之后，无所依从，人生成为浮萍一样的状态。妙妙失去了何志华的爱情，则走上自我毁损的一步。正如王安忆陈述的那样：“其实妙妙这个人……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可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3}米尼在无法实现与阿康的正常爱情生活之后堕落。阿三因与比尔的爱情无法持续，失去了情感上的“根”，开始情感漂泊，从而堕落。她们都缺少一个重情感、有责任心的男性的依靠。也许只要有一个重情重义的男性的保护，她们就不会走上悲剧之路。这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较脆弱的地位。 其次，体现为王安忆对她们因爱情缺位导致的灵肉分裂生命状态的惋惜以及对她们重建新的生命状态的期盼。在王琦瑶毫无归宿感的情感生涯中，她努力达到一种有自我实现满足感的生活状态，并不妥协地去争取，虽然不断失败，却并不灰心。作家有对她青春消逝的惋惜，也有对她不屈服姿态的欣赏。妙妙为了实现做一个“现代青年”的梦想而拿青春作资本，作家在惋惜的同时也欣赏她执着的精神。米尼为了实现正常的爱情和家庭生活而努力争取，虽然失败了，但是她所具有的美好希望仍然存在。阿三面对遗落的处女蛋时内心的觉醒与顿悟可以说明她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女性。正如王艳芳说的那样：“命运再给他们提醒，但她们就是充耳不闻，她们无一例外地怀着优雅的自恋和自尊、可怜的孤绝和不甘走向悲剧。”{4}王安忆曾这样说：“《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中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他们。”{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对失落女性的命运怀着一种惋惜的心情。吴芸茜指出：“作为一个女作家，王安忆对女性生存现状和价值取向有着近乎本能的关注和理解。”{6}王安忆对失落状态中女性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正如王绯说的那样：“她在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故事的宿命和虚无的情绪里，暗示着一种女人命定的沮丧，又从这沮丧里伸展出女人打破伊甸园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7}戴锦华这样说：“对于王安忆说来，书写失败者的故事，并非为了呈现一幅悲观主义的社会和人生图景……王安忆总是选取为爱心浸染的、温情的庸常之辈的故事，她对失败者与畸零者的描摹，仍是为了‘穿过黑暗的隧道，前面是光明的颂歌’；仍是为了思索……”{8}
对不同时代环境中特定个体的失落状态的文学叙述，体现了王安忆观照人的历史生命状态时的理性态度。她们的失败局面正是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与个性特点三个因素共同造成的，而她们的理想依然存在，她们的生命在跌落下去之后还能爬升起来。王安忆对她们重建理想生命状态充满了期盼，并试图在另一些作品中探索重建理想生命状态的方式和途径。
二、面对边缘个体的欣赏与支持
王安忆关注社会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个体，具有特殊的情感态度。他们不与时代政治潮流相融合，体现了个体的独立性。而正是独立状态形成了边缘化，这种边缘化的意义就是实现个体生命状态的自主性。
在王安忆的部分以“文革”为背景的小说中，作家叙写了一些“游离”于政治潮流之外的人。《墙基》中的独醒和一帮小朋友为了掩人耳目，避免冲击，在厨房关灯开故事会；《米尼》中的米尼不管弄堂外如火如荼的“革命”，在弄堂口若无其事地洗菜，悠然自得；《“文革”轶事》中的赵志国、胡迪菁在亭子间里闲聊调情；《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和一帮朋友“围炉夜话”，而屋外则是斗争的洪流。王安忆通过这群游离于政治潮流的人描画了一种民间生活情态。民间是相对于官方主流意识盛行的区域而言。陈思和曾经说过，民间是在国家控制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是自由活泼的，以弱势形态出现，并且其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是自由自在。如果说汪曾祺笔下的民间体现了“真”，贾平凹笔下的民间体现了“善”，那么王安忆笔下的民间则体现了“美”。王安忆是在审美意义上建构了她的民间情态。对游离于政治潮流之外、营构自身温暖小天地的这些群体的生活状态的描画，寓示了作家对他们的温情关怀。
王安忆对“游离”者群体的民间生活情态的描画体现了她温情关怀的心态。这首先表现在王安忆对他们开辟新的生活空间的行为的热情支持。与《红日》《林海雪原》等作品不同，王安忆不是在作品中歌颂革命，而是描画民间生活，“游离”者逃离政治“漩涡”后的个人小天地里的生活才是“新”的生活。正因为“新”，才具有其独特价值。独醒在故事会中获得了新的生活情感体验，赵志国、胡迪菁、米尼、王琦瑶等同样如此。这是作家的一种“反常化”处理。也许，这些群体具有布尔乔亚色彩，才使他们的生活具有了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姿的特色。正如南帆说的那样：“女性的本能致使她们进入宁静的一隅，有滋有味地经营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小天地。这个温情脉脉的小天地无意之中产生了某种拒绝的功能——用温柔拒绝政治的权术……”{9}
其次，王安忆的温情关怀体现在作家对他们追求个性独立自主的行为的热情支持。文学作品中塑造的“高大全”人物顺应主流意识，他们的生活是程式化而缺乏主体性的。王安忆的这些作品意在描述远离主流意识的富有个体性、主体性的生活状态。与她的另一些写任情任性人物的作品不同，这些群体的生活多了政治潮流的牵制与影响，因而他们的性格色彩更加鲜明，更有理性力量与个体主见。个体在独立自主状态中更能获得成长和精神境界的提升。独醒在混乱中独立从而获得成长，米尼因独立自主而获得身心的宁静，赵志国、胡迪菁的生活因“游离”而有了声色，王琦瑶的个人小天地温馨而且热闹。他们都因有了独立自主、有个性的生活，生命才具有了某种意义。
王安忆对特定社会环境中人的生活状态的理性观照，体现在她对人的理性生活状态的发现上。她指出了人既不与历史潮流相对抗，又不与社会相脱节的生活状态，同时也指出人的独立与自主的意义与价值。李淑霞在论述王琦瑶开辟的个人小天地的意义时说：“女性对日常生活的投入和坚持，体现了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和对个人生命的重视，也体现了其生命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10}王安忆通过“游离”者群体对理想生命状态的建设实践，探索了人的生命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实现的可能性，以文学叙事承担了一种使命和责任，即提出建设理想生命状态的设想及具体方式。尽管这是一种文学审美意义上的方式，但作家也在表达一种具有个性与自主性的历史观点和生活观点。
王安忆以特殊群体为叙事对象，关注失落与自适两种人，他们的特殊生存状态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他们的温情关注体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肯定。王安忆的这种独具个性的视角体现了深厚的人文情怀。理解人的境遇，尊重人的选择，重视人的生命主体性，肯定人的生命价值，这些都成为王安忆文学叙事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1}{9} 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第491页。
{2} 刘媛媛：《她视界 现当代中国女性文学探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9页。
{3}{5} 王安忆、张新颖：《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页，第262页。
{4}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6} 吴芸茜：《论王安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页。
{7} 张清华：《中国新时期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8}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
{10} 李淑霞：《王安忆小说创作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