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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画与“文化乡愁”
假如說有什么事情和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动迁有正相关性的话，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全国性收藏热潮，可算是重要的一件。
随着老街道的越拆越少，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收藏市场的热度，却于同时期节节攀升。熟悉的生活从此开始迅速远离我们，而另一种原先一般中国人并不很普遍的爱好—— 收藏，却依托各地蜂拥而起的文玩市场，凭借电视台播放的大量财经节目，走进了人们日常的视线。
作为一个曾在报社编过文史专刊的编辑，新闻出版行业的从业经历，加上对正在逝去的熟悉世界难以释怀的文化乡愁，让笔者由此对收集与“新美术”有关的老纸产生了兴趣。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成为那时尚人数寥寥的“张贴画”持续收集者。在排遣自己难以言说的文化乡愁的同时，这种找寻，也让我与原本就兴趣颇浓的一段特殊的时空，从此有了更多纠缠。
确切地讲，笔者的收藏兴趣是寻找百余年来那些与“新文化—新美术”相关的近现代美术出版物。除了当年的画册、连环图画之外，笔者尤其看重自清末民初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所谓“张贴画”。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人文价值极高且有极大研究潜力的收藏品类。这包括以往一百余年里，由现代印刷技术出版印制的月份牌广告画，现代年画，政治宣传画，等等，这些就是笔者的收藏重点。
“巨款”打车的快乐往事
收藏既是一种可陶冶人的爱好，同时也是一种常常让人牵肠挂肚欲罢不能的抓狂。所以，为收藏而能痴迷的人，往往在性格深处多多少少都带有某种浪漫与狂热。而有时，这种狂热也会传染给家人。
记得那是很多年前了，为了去一位藏友的家里交流，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我拉着太太登上了北京赵公口开出的长途汽车。
那位藏友住在一个既不通火车更遑论飞机的沿海小城，只有长途大巴可以抵达。在大雪纷飞的那个黎明，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太太和我登车踏上了仅单程就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大巴之旅。沿途的严寒和颠簸使这次旅行既充满了艰辛也饱含着乐趣，成为我和太太一次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次在朋友家的看画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总共不过两小时左右，之后，为了藏品能妥善地带回，我们选择改道去离小城最近的有火车的城市，以便乘火车返京。
我们接下来作出这么一个决定：打车奔往约300公里外的火车站。这需要400多元的打车费。这在那个还跑夏利车的年代，大约也可算是一笔小小的“巨款”了。将近28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北京。我俩没有睡眠，一直也没顾上休息，但是在心里，当时却洋溢着巨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还有那一次，有那么一批画等待转手，是一位中间人告知的，地点在上海。当时正是准备吃晚饭的时候，笔者的决定是当即赴上海拿下。那次的晚饭自然没顾上吃，之后，仅仅不到一个小时，在北京站的售票大厅，笔者就匆匆地购买了去上海的车票……
就像这样，既任性而又稍显疯狂的事情还有不少。而对一个痴迷的收藏者而言，这大概算是一种经常性状态吧。某种意义上，收藏者类似要把历史重新找回的侦探，过往的岁月，有时因此而被以全新方式重新开启。
收藏“摩登”张贴画里的新文化、新国家
笔者收藏多年，现在想来大抵可说基本是围绕着“摩登”两个字吧。这是源于我的一个观点，即认为现代文化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对“摩登”不懈的追逐。
现代的，合时的，新奇时髦的，凡此种种，在清末民初的当儿，统统被一言以蔽之为“摩登”。那时节，你被认为“摩登”才算符合潮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摩登”是不折不扣的“热词”。但长久以来，几乎所有人都习惯性地误以为这“摩登”是外来语，其实大错特错。“摩登”最早见于 《楞严经》，佛经里有“摩登伽女”的故事，所以早就有了这么个汉语词，并非来自英语modern的音译。巧的是，到了现代，它因与modern同音同义，于是添加了来自英语的表示“现代的”“新奇的”等新义项。
为月份牌加“色素”
中国人崇尚“摩登”大概是起于民国吧。民国时大量“摩登”的事物突然流行开来，这与洋货洋商大量涌入，与洋商所带动的中国商业飞速发展相伴相生。激烈的商战，随着工商业的竞争而兴起，沿海大商埠的洋商便首开用“月份牌”这种形式的商业广告画来宣传促销他们的商品。这成为以描绘“摩登”和“时尚”为画面主题的现代“张贴画”的滥觞。
那时洋商所谓的“月份牌广告”，往往是由商号的广告宣传辅以中国传统故事的图画。它们通常采用有一定观赏性的漂亮传统故事的画面作为吸引客户的手段，实际，是以推销商品或宣传扩大商号的影响为目的。以中国传统形象而又借用西方新的手法来推销商品，这一招“中西合璧”很管用，于是，在与洋商的竞争中，中国商人也竞相跟风。很快，以上海滩为代表，中外商人运用月份牌广告画来进行商品宣传渐成风气，一时间在传播新的消费与生活理念上，月份牌广告画的宣传居功至伟。
在目前可看到的资料里，为了宣传目的，那时商家聘请有才能的画家绘制月份牌广告画往往会不惜重金，其题材内容，从时装美女、儿童生活到古典故事不一而足，中国的商业美术由此步入了黄金时代。
月份牌的绘制以成功吸引眼球为能事，所以，敏锐捕捉新出现的时尚元素对这种商业美术来说是必须的。新奇事物、新的生活方式自然必须跟风，而若能成功推波助澜，就更是当仁不让了。从描绘清纯的女学生，到慵懒的时髦贵妇；从画骑在马上风姿绰约的女骑手，到刚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旗袍美女；再如打高尔夫，踩脚踏车，溜冰，游泳，牵狗，抱猫，打球，跳舞……林林总总，画尽了一时之“摩登”。
在一幅幅“活色生香”的香艳图画中，有一种趣味取向让人无法忽略，或许也揭示出“新文化—大众文化”基因里的局限。这就是无论月份牌画捕捉到何种时尚与摩登，多少在其中加进些情色元素无疑是很多画师讨好受众博取市场的“秘方”。无论是纤毫毕露地画出美女的修长大腿，还是性感地描绘少妇欲拒还迎的半掩酥胸，靠明里暗里添加“色素”，大概也是月份牌能通吃一时男女老少，一路走红主流民众的一张重要底牌。其实，所有消费社会的文化中，情色和欲望，都好似世界“通用语”，毕竟人性中的这个维度实在是中外一律，贯通俗雅。 这样子的月份牌，在无意中扮演了那个年代時新消费文化重要传播者的身份，它既不断给那时的民众营造出一个日常生活中幻想的乌托邦，也于无形中成了民国时期“中国摩登”的形象百科。
1949年后，贴在家家户户墙上的新摩登
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摩登”已由当时流行的说法——“新生事物”所取代。取代了“摩登”的“新生事物”，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量地出现在新中国由政府支持、推动，由专门出版机构负责制作发行的各种“张贴画”里面。“摩登文化”发展到1949年之后，终于翻转了自古“崇尚传统”的文化取向，彻底变为以“当下”为基准。这种价值观的反转，决定了新文化所寻求的支持人群的主体，将随之转向对新事物接受性较强的，价值观有待成形的年轻人。同时，这也就决定了宣传“新文化”与新社会的张贴画自然也就转而更多采用年轻人或儿童的形象，以期与新定位所预期的受众人群形成共鸣。
前面已说过，“摩登”指的是“新潮”与“现代”，那么，在1949年后，我们选择“摩登”这个词作为标签与意象，来描述声称要以“革命”和“改造”为主要诉求的“新社会”和“新生事物”，自然再合适不过了。
首先，看看这时期张贴画里的“新工人”“新农民”和“新的人民军队”吧，因为“新社会”之所谓“新”，把“工农兵”当作做了社会主体并大力进行宣传，乃是其重要特征。
于是在这一时期，张贴画里的如下景象便比比皆是了：粗壮胳膊、气宇轩昂豪迈的工厂工人；英姿飒爽、干劲十足的公社女社员；手握钢枪、表情严峻坚毅的解放军战士。要知道，“工农兵”是那时期艺术表现的当然主题，“工农兵”也就当然要取代“摩登女郎”，成为“张贴画”里与那时国家“新文化”相符合的新主角。
以儿童为形象主体的宣传画与年画渐渐占据了张贴画的半壁江山：幸福的儿童，爱学习的儿童，爱祖国的儿童，爱劳动的儿童，热爱集体、乐于助人、朝气蓬勃地在新社会阳光下健康成长的儿童……儿童的形象，在1949年后以“当下为基准”的新文化中，成为了最有亲和力，最能打通不同文化，并能为所有群体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于是，民国年代代言“摩登事物”的美女们，在1949年之后，被迅速替换成了在“新社会阳光下”无所不在的新少儿们活泼的身影。原先民国年代构造出“日常生活乌托邦”的那些美女画，此时基本上被表现新社会儿童“人见人爱”与“幸福新生活”的新张贴画所取代。儿童形象在新的时代的广受欢迎，既充分反映出儿童形象的亲和力，同时，它也映射出了时代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当下为基准，是这个新时代有别于以往的重大不同。
在张贴画里，当年的确大量存在着描绘所谓“新风尚”与“新生事物”的作品。“新风尚”就是新的社会风气，如：新婚姻法所号召的“婚姻自主”；又如：新农村政策所提倡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甚至推行一时的“一大二公共产风”等；再譬如“除四害”，“讲卫生”，“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奋发图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自力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以表现“新社会”之新。
至于“新生事物”，则往往是通过画面里的背景反映和表现，但也有作为画的主题的。这种画时代感很强，譬如：高大的烟囱，宏伟的水坝，现代化的交通图景，大轮船，巨型卡车，在建的铁路，还有农村里新式的耕作机械，工厂的技术革新，以及新的机器厂房，等等。在此类张贴画中这些大画特画的建设成就，都是那年代表现那时期国家“日新月异”以及“飞速发展”的新形像。
摩登文化的归宿
张贴画能在那一特定年代深刻地影响过几代人的生活，一大原因就在于它向民众直观描绘了种种“摩登”的形象，这样表现时代进步的美术，自然使它深得当时普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打一个比方，张贴画有点像后来的电视及眼下的互联网，它的功能在于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视觉的乌托邦。在张贴画的这个乌托邦里，绘画者或把现代的种种“摩登”以美妙生动的绘画悉数予以表现；或驰骋遐想，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画中想象的“完美世界”；又或借助美术技巧在作品中创造某种“视觉的华丽”，以满足受众不断渴望“完型化理想生活”的虚妄。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视觉白日梦”满足人性的渴求也好，给那个年代单调生活添加更多色彩也好，提供虚构的廉价审美对象也罢，总之，张贴画描绘的世界是热闹的，也从来是摩登的。
张贴画所描绘的“摩登”，无论其在民国，还是1949年之后，对于多数民众来讲，大多可望而不可即，说它是一个安置普罗大众美梦的“乌托邦”决非言过其实。
现代文化是一种以当下为基准，以未来为价值纵深的文化，崇尚“摩登”是这种文化重要的表征之一，它的潜台词就是“现在最重要”。
既然如此，那么追逐“现代的”“合时的”“新奇时髦的”时尚事物及人物，通常也就会被认为具有了正确性。眼下的情形即是如此，不管对错与否，这种自近代以来被认为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已根深蒂固。
自清末以来，以当下为基准，以“摩登”为表征的“同质性文化”就一直在主导这个渴望现代化的国家。我们似乎已习惯了唯时代潮流是从，唯“摩登”与时尚是尊的“新传统”。在笔者收藏的张贴画中，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近代以来整个国家对“现代主义”一边倒的热情。无论是民国，无论是新中国，在现在看到的张贴画里面，新人，新潮的事物，新流行的风尚，甚至新的城市风景，都会在画中被热情歌颂，被视为某种所谓的“进步”。这种近乎全民一致的“咸与维新”，在今天年轻人对每一款新手机的如醉如痴中，表现得同样的淋漓尽致，不啻为以“拜物崇新”为圭臬的这种“摩登文化”一个最新例证。
一言以蔽之，自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的文化这样，对时尚如此地五体投地。我们的国民大概堪称这个星球上对“摩登文化”最最狂热的粉丝，没有第二。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对国家要尽快现代化高度的认同，以致这种“厚今薄古”的新意识形态，通过现代张贴画最大限度地展现于那个时期的视觉中，无意中这类张贴画，就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这一“同质化”倾向最直观的证据。具有“同质化”倾向的文化，其发展前景注定堪忧，因为它难以避免创造力的萎缩甚至枯竭。这当然一点儿都不好笑。如何由同质性的文化复归多元文化，不但于中国，同样于也正在渐趋同质化的这个世界都是个需要思考及应对的迫切问题吧？
有趣的是，世界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比如新派年画。多数人都不曾想到，作为“同质化”年代标志性的事物，新派年画眼下竟又变身为收藏珍品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大概无可否认，这就是，“以当下为基准”的观念和价值已经主导了中国几代人，直到最近，甚至现在……
（选自《世纪》2017年第3期）
假如說有什么事情和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动迁有正相关性的话，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的全国性收藏热潮，可算是重要的一件。
随着老街道的越拆越少，北京乃至全国各地收藏市场的热度，却于同时期节节攀升。熟悉的生活从此开始迅速远离我们，而另一种原先一般中国人并不很普遍的爱好—— 收藏，却依托各地蜂拥而起的文玩市场，凭借电视台播放的大量财经节目，走进了人们日常的视线。
作为一个曾在报社编过文史专刊的编辑，新闻出版行业的从业经历，加上对正在逝去的熟悉世界难以释怀的文化乡愁，让笔者由此对收集与“新美术”有关的老纸产生了兴趣。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成为那时尚人数寥寥的“张贴画”持续收集者。在排遣自己难以言说的文化乡愁的同时，这种找寻，也让我与原本就兴趣颇浓的一段特殊的时空，从此有了更多纠缠。
确切地讲，笔者的收藏兴趣是寻找百余年来那些与“新文化—新美术”相关的近现代美术出版物。除了当年的画册、连环图画之外，笔者尤其看重自清末民初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所谓“张贴画”。我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人文价值极高且有极大研究潜力的收藏品类。这包括以往一百余年里，由现代印刷技术出版印制的月份牌广告画，现代年画，政治宣传画，等等，这些就是笔者的收藏重点。
“巨款”打车的快乐往事
收藏既是一种可陶冶人的爱好，同时也是一种常常让人牵肠挂肚欲罢不能的抓狂。所以，为收藏而能痴迷的人，往往在性格深处多多少少都带有某种浪漫与狂热。而有时，这种狂热也会传染给家人。
记得那是很多年前了，为了去一位藏友的家里交流，在滴水成冰的冬日，我拉着太太登上了北京赵公口开出的长途汽车。
那位藏友住在一个既不通火车更遑论飞机的沿海小城，只有长途大巴可以抵达。在大雪纷飞的那个黎明，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太太和我登车踏上了仅单程就长达十三四个小时的大巴之旅。沿途的严寒和颠簸使这次旅行既充满了艰辛也饱含着乐趣，成为我和太太一次难以忘怀的记忆。那次在朋友家的看画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总共不过两小时左右，之后，为了藏品能妥善地带回，我们选择改道去离小城最近的有火车的城市，以便乘火车返京。
我们接下来作出这么一个决定：打车奔往约300公里外的火车站。这需要400多元的打车费。这在那个还跑夏利车的年代，大约也可算是一笔小小的“巨款”了。将近28个小时后，我们回到北京。我俩没有睡眠，一直也没顾上休息，但是在心里，当时却洋溢着巨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还有那一次，有那么一批画等待转手，是一位中间人告知的，地点在上海。当时正是准备吃晚饭的时候，笔者的决定是当即赴上海拿下。那次的晚饭自然没顾上吃，之后，仅仅不到一个小时，在北京站的售票大厅，笔者就匆匆地购买了去上海的车票……
就像这样，既任性而又稍显疯狂的事情还有不少。而对一个痴迷的收藏者而言，这大概算是一种经常性状态吧。某种意义上，收藏者类似要把历史重新找回的侦探，过往的岁月，有时因此而被以全新方式重新开启。
收藏“摩登”张贴画里的新文化、新国家
笔者收藏多年，现在想来大抵可说基本是围绕着“摩登”两个字吧。这是源于我的一个观点，即认为现代文化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对“摩登”不懈的追逐。
现代的，合时的，新奇时髦的，凡此种种，在清末民初的当儿，统统被一言以蔽之为“摩登”。那时节，你被认为“摩登”才算符合潮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摩登”是不折不扣的“热词”。但长久以来，几乎所有人都习惯性地误以为这“摩登”是外来语，其实大错特错。“摩登”最早见于 《楞严经》，佛经里有“摩登伽女”的故事，所以早就有了这么个汉语词，并非来自英语modern的音译。巧的是，到了现代，它因与modern同音同义，于是添加了来自英语的表示“现代的”“新奇的”等新义项。
为月份牌加“色素”
中国人崇尚“摩登”大概是起于民国吧。民国时大量“摩登”的事物突然流行开来，这与洋货洋商大量涌入，与洋商所带动的中国商业飞速发展相伴相生。激烈的商战，随着工商业的竞争而兴起，沿海大商埠的洋商便首开用“月份牌”这种形式的商业广告画来宣传促销他们的商品。这成为以描绘“摩登”和“时尚”为画面主题的现代“张贴画”的滥觞。
那时洋商所谓的“月份牌广告”，往往是由商号的广告宣传辅以中国传统故事的图画。它们通常采用有一定观赏性的漂亮传统故事的画面作为吸引客户的手段，实际，是以推销商品或宣传扩大商号的影响为目的。以中国传统形象而又借用西方新的手法来推销商品，这一招“中西合璧”很管用，于是，在与洋商的竞争中，中国商人也竞相跟风。很快，以上海滩为代表，中外商人运用月份牌广告画来进行商品宣传渐成风气，一时间在传播新的消费与生活理念上，月份牌广告画的宣传居功至伟。
在目前可看到的资料里，为了宣传目的，那时商家聘请有才能的画家绘制月份牌广告画往往会不惜重金，其题材内容，从时装美女、儿童生活到古典故事不一而足，中国的商业美术由此步入了黄金时代。
月份牌的绘制以成功吸引眼球为能事，所以，敏锐捕捉新出现的时尚元素对这种商业美术来说是必须的。新奇事物、新的生活方式自然必须跟风，而若能成功推波助澜，就更是当仁不让了。从描绘清纯的女学生，到慵懒的时髦贵妇；从画骑在马上风姿绰约的女骑手，到刚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旗袍美女；再如打高尔夫，踩脚踏车，溜冰，游泳，牵狗，抱猫，打球，跳舞……林林总总，画尽了一时之“摩登”。
在一幅幅“活色生香”的香艳图画中，有一种趣味取向让人无法忽略，或许也揭示出“新文化—大众文化”基因里的局限。这就是无论月份牌画捕捉到何种时尚与摩登，多少在其中加进些情色元素无疑是很多画师讨好受众博取市场的“秘方”。无论是纤毫毕露地画出美女的修长大腿，还是性感地描绘少妇欲拒还迎的半掩酥胸，靠明里暗里添加“色素”，大概也是月份牌能通吃一时男女老少，一路走红主流民众的一张重要底牌。其实，所有消费社会的文化中，情色和欲望，都好似世界“通用语”，毕竟人性中的这个维度实在是中外一律，贯通俗雅。 这样子的月份牌，在无意中扮演了那个年代時新消费文化重要传播者的身份，它既不断给那时的民众营造出一个日常生活中幻想的乌托邦，也于无形中成了民国时期“中国摩登”的形象百科。
1949年后，贴在家家户户墙上的新摩登
在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摩登”已由当时流行的说法——“新生事物”所取代。取代了“摩登”的“新生事物”，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大量地出现在新中国由政府支持、推动，由专门出版机构负责制作发行的各种“张贴画”里面。“摩登文化”发展到1949年之后，终于翻转了自古“崇尚传统”的文化取向，彻底变为以“当下”为基准。这种价值观的反转，决定了新文化所寻求的支持人群的主体，将随之转向对新事物接受性较强的，价值观有待成形的年轻人。同时，这也就决定了宣传“新文化”与新社会的张贴画自然也就转而更多采用年轻人或儿童的形象，以期与新定位所预期的受众人群形成共鸣。
前面已说过，“摩登”指的是“新潮”与“现代”，那么，在1949年后，我们选择“摩登”这个词作为标签与意象，来描述声称要以“革命”和“改造”为主要诉求的“新社会”和“新生事物”，自然再合适不过了。
首先，看看这时期张贴画里的“新工人”“新农民”和“新的人民军队”吧，因为“新社会”之所谓“新”，把“工农兵”当作做了社会主体并大力进行宣传，乃是其重要特征。
于是在这一时期，张贴画里的如下景象便比比皆是了：粗壮胳膊、气宇轩昂豪迈的工厂工人；英姿飒爽、干劲十足的公社女社员；手握钢枪、表情严峻坚毅的解放军战士。要知道，“工农兵”是那时期艺术表现的当然主题，“工农兵”也就当然要取代“摩登女郎”，成为“张贴画”里与那时国家“新文化”相符合的新主角。
以儿童为形象主体的宣传画与年画渐渐占据了张贴画的半壁江山：幸福的儿童，爱学习的儿童，爱祖国的儿童，爱劳动的儿童，热爱集体、乐于助人、朝气蓬勃地在新社会阳光下健康成长的儿童……儿童的形象，在1949年后以“当下为基准”的新文化中，成为了最有亲和力，最能打通不同文化，并能为所有群体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于是，民国年代代言“摩登事物”的美女们，在1949年之后，被迅速替换成了在“新社会阳光下”无所不在的新少儿们活泼的身影。原先民国年代构造出“日常生活乌托邦”的那些美女画，此时基本上被表现新社会儿童“人见人爱”与“幸福新生活”的新张贴画所取代。儿童形象在新的时代的广受欢迎，既充分反映出儿童形象的亲和力，同时，它也映射出了时代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当下为基准，是这个新时代有别于以往的重大不同。
在张贴画里，当年的确大量存在着描绘所谓“新风尚”与“新生事物”的作品。“新风尚”就是新的社会风气，如：新婚姻法所号召的“婚姻自主”；又如：新农村政策所提倡的“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甚至推行一时的“一大二公共产风”等；再譬如“除四害”，“讲卫生”，“移风易俗新事新办”“奋发图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自力更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以表现“新社会”之新。
至于“新生事物”，则往往是通过画面里的背景反映和表现，但也有作为画的主题的。这种画时代感很强，譬如：高大的烟囱，宏伟的水坝，现代化的交通图景，大轮船，巨型卡车，在建的铁路，还有农村里新式的耕作机械，工厂的技术革新，以及新的机器厂房，等等。在此类张贴画中这些大画特画的建设成就，都是那年代表现那时期国家“日新月异”以及“飞速发展”的新形像。
摩登文化的归宿
张贴画能在那一特定年代深刻地影响过几代人的生活，一大原因就在于它向民众直观描绘了种种“摩登”的形象，这样表现时代进步的美术，自然使它深得当时普罗大众的欢迎和喜爱。打一个比方，张贴画有点像后来的电视及眼下的互联网，它的功能在于它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视觉的乌托邦。在张贴画的这个乌托邦里，绘画者或把现代的种种“摩登”以美妙生动的绘画悉数予以表现；或驰骋遐想，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画中想象的“完美世界”；又或借助美术技巧在作品中创造某种“视觉的华丽”，以满足受众不断渴望“完型化理想生活”的虚妄。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视觉白日梦”满足人性的渴求也好，给那个年代单调生活添加更多色彩也好，提供虚构的廉价审美对象也罢，总之，张贴画描绘的世界是热闹的，也从来是摩登的。
张贴画所描绘的“摩登”，无论其在民国，还是1949年之后，对于多数民众来讲，大多可望而不可即，说它是一个安置普罗大众美梦的“乌托邦”决非言过其实。
现代文化是一种以当下为基准，以未来为价值纵深的文化，崇尚“摩登”是这种文化重要的表征之一，它的潜台词就是“现在最重要”。
既然如此，那么追逐“现代的”“合时的”“新奇时髦的”时尚事物及人物，通常也就会被认为具有了正确性。眼下的情形即是如此，不管对错与否，这种自近代以来被认为的“政治正确”，在中国已根深蒂固。
自清末以来，以当下为基准，以“摩登”为表征的“同质性文化”就一直在主导这个渴望现代化的国家。我们似乎已习惯了唯时代潮流是从，唯“摩登”与时尚是尊的“新传统”。在笔者收藏的张贴画中，我们就能感觉到这种近代以来整个国家对“现代主义”一边倒的热情。无论是民国，无论是新中国，在现在看到的张贴画里面，新人，新潮的事物，新流行的风尚，甚至新的城市风景，都会在画中被热情歌颂，被视为某种所谓的“进步”。这种近乎全民一致的“咸与维新”，在今天年轻人对每一款新手机的如醉如痴中，表现得同样的淋漓尽致，不啻为以“拜物崇新”为圭臬的这种“摩登文化”一个最新例证。
一言以蔽之，自近代以来，没有哪个民族像我们的文化这样，对时尚如此地五体投地。我们的国民大概堪称这个星球上对“摩登文化”最最狂热的粉丝，没有第二。我们满眼看到的，都是对国家要尽快现代化高度的认同，以致这种“厚今薄古”的新意识形态，通过现代张贴画最大限度地展现于那个时期的视觉中，无意中这类张贴画，就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这一“同质化”倾向最直观的证据。具有“同质化”倾向的文化，其发展前景注定堪忧，因为它难以避免创造力的萎缩甚至枯竭。这当然一点儿都不好笑。如何由同质性的文化复归多元文化，不但于中国，同样于也正在渐趋同质化的这个世界都是个需要思考及应对的迫切问题吧？
有趣的是，世界常会有出人意料的变化，比如新派年画。多数人都不曾想到，作为“同质化”年代标志性的事物，新派年画眼下竟又变身为收藏珍品了，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大概无可否认，这就是，“以当下为基准”的观念和价值已经主导了中国几代人，直到最近，甚至现在……
（选自《世纪》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