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咨询集团不久前的一项调查表明，37%的美国企业称正在计划或积极考虑把工厂从中国迁回美国，70%的企业称外包中国的实际费用比预计的要高。与此同时，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下降的趋势。
　　如果这些是一时的经济波动，也许无足过虑。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这更像是个长期的大势。
　　《华尔街日报》曾经对此发表社论，对美国制造业进行了一番历史回顾：自1947年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了将近七倍；美国制造业也大致扩张了七倍。
　　到1970年，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所占的份额为22%。尽管有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的崛起，但这个份额40年来基本没有改变。从2011年开始，制造业经过两年的下跌后，出现了10%以上的反弹。但真正变化的是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二战结束后为25.6%，到2010年仅为11.7%。与此同时，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24%上升到一半左右。美国制造业在战后雇佣着三分之一的劳工，如今则为八分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以恒定的美元价值计算，1947年每位美国工人创造的产值为3.5万美元，如今则为15万美元。自80年代末期以来，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了103%，远远超过其他产业。
　　大卫·布鲁克斯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也指出，标准普尔500大公司每位员工所创造的平均产值，从2007年的37.8万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42万美元。两年前奥巴马许诺五年内让没有的出口翻倍。如今看来这已经成为非常现实的目标。
　　在大卫·布鲁克斯看来，美国现在出现了两种经济：一种是进行全球化竞争的经济，这当然包括制造业。这个部分的效益在不断提高。另一种是与全球化竞争比较隔绝的经济，如医疗、教育、政府等。这一部分因为免于竞争压力，所以效益停滞不前。
　　这样的区分当然不乏武断之处，至少需要详细界定。在医疗领域，医疗设备、制药业等，显然属于全球竞争的领域。但是，医疗保险业则属于鲜有外部竞争的服务业。美国的高等教育是全球化最充分的部门之一，是美国脑力进口的主要渠道。被教师工会所主宰的中小学义务教育，则大致为闭门造车，学生教育经费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但学生的表现则在发达国家中属于中下之列。
　　以上分析，至少挑战了我们多年来所津津乐道的“后工业社会”的神话：似乎制造业已经过时，服务业才代表着进步。其实，服务业包括零售业、义务教育、政府等许多低竞争性产业。
　　固然，沃尔玛有着仅次于五角大楼的世界第二大计算机中心，用以调控全球商品的采购、经销与运送，革命性地改造了服务业。但是，沃尔玛的职工大多还是第一线的售货员，一个中学生即能胜任。美国一个中小学的数学老师，也许并不懂数学，也许家长怨声载道，但靠着教师工会的保护，人家在那里照样旱涝保收，未必会被懂数学的人给替换掉。
　　与此相对，制造业则越来越需求训练有素的高技术工人，乃至大企业纷纷和当地的大学结盟共同培训职工。
　　过去30年，中国以充裕廉价的劳动力，把低端制造业几乎网罗殆尽。但是，随着中国劳动力供应量的减小、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美国制造业经过痛苦的转型后，不仅保存了有最高附加值的产业，而且不断优化提升，其“比较优势”再度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