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娘”是大连方言还是山东平度叫法我不清楚，但这个对外婆的称呼，我从小叫到现在。
　　84岁的姥娘头发早已雪白，根根晶莹剔透。那双裹过的小脚，因体型日渐矮小而显得不再像我儿时所见那样袖珍。
　　她靠在床头被褥垛旁和我唠嗑，或许是许久没有和她说这么多话的关系，她的平度口音我已经需要时间来反应了。
　　她说，你也老大不小，该说个媳妇了。我笑：“那我得做好你们之间的翻译工作，否则人家肯定听不明白你说什么呢。”
　　姥娘说：“嗯，要不你们说，我听。”
　　那是2008年，我和姥娘聊了小半天，也是最后一次与她相处那么久。
　　姥娘對子女管教很严。舅舅小时候喜欢去海里游泳，但又惮于姥娘的严厉，每次都扯谎去同学家打乒乓球。一天，姥娘堵在家门口，舅舅一进家门，她就上去舔舅舅的头发，咸。抄起笤帚疙瘩照着屁股一轮抡。
　　担心母亲跳皮筋耽误学习和劳动，她总是掀起母亲的裤腿，仔细检查有没有猴皮筋勒出的印。一旦发现，又是一顿笤帚招呼。
　　但姥娘对孙女、外孙格外疼爱。以前每次带我出门，她总要点上几根火柴，吹灭后沾着吐沫给我描眉，边描边叨叨：“看我家外孙多待人亲（招人喜欢）。”而我总往后躲，嫌她的口水风干后让人觉得眉毛像假的。
　　正月都过快完了，她还时不时变戏法一样，从炕头拽出一盘小鞭炮给我和弟弟，叮嘱我们：拆了一个个放，别一下子秃噜了，不解馋。
　　姥娘卧床期间，母亲和老姨从各家拿来相册，轮流陪她。相册里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的照片。
　　那张1962年的，是一家五口的合影。姥爷笔挺地站着，中山装，英气逼人。姥娘坐着，扯襟布衫，梅花扣，扶着前面的3个孩子。听母亲说，那时家里有好多小金元宝，半截拇指大小，都是姥爷的地主父亲从山东老家带过来的。“文革”时怕抄家抄出来定罪，每天夜里，姥娘都要包上一小包，借着上茅房的机会丢进粪坑。
　　即便如此，姥娘还是陪着丈夫住了一年“猪棚”。全家人积极要求“进步”，却总也得不到机会。母亲上小学时，每到放学，总盼望老师能喊自己的名字，让她留下劳动。但因为姥爷出身不好，她总是含泪跑回家跟姥娘诉苦，埋怨自己为什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姥娘只能安慰母亲：咱以后争取做党员，那时就好了。
　　姥娘不识字，手上活计却样样出彩。毛衣织得飞快，补袜子补出绣花，饺子包得馅儿满皮薄，编竹篓、盖瓦房……只要是上手干的活，没有她不会做、没有做得不漂亮的。
　　2000年的照片，是姥娘和小自己3岁的姥爷穿着鲜艳的唐装庆祝金婚时拍的。其中一张照片里的姿态，被摄影师设计成：姥娘半侧着身挎着姥爷的胳膊，抬头望他。两人幸福地笑着。
　　摸索着照片，姥娘呢喃：半拉身子走了。那时，姥爷刚刚过世一年。
　　在陪姥娘的三天两夜里，我发现，她最喜欢看姥爷二十多岁的那张照片。那时，姥爷早已不是国民党宪兵，但眉宇间依然有股子军人的硬气。周正的脸庞，挺拔的鼻梁，浓黑的一字眉。
　　“那时数你姥爷最俊。”每每看着照片，姥娘的眉眼中就重现一股子少女的感怀。接着，姥娘会就着照片数落：“你个彪子（傻子）啊，洗澡感觉不中就出来嘛，也没个人在里面。这辈子就好个面子，结果走了……”
　　为了不让姥娘过多地触景生情，白天我们总带她到小区阳台上坐着、晒太阳。路过一个人，姥娘就用以前巡街队的口气招呼人家，“买菜去了啊”、“下班了啊”，只不过她胳膊上已经不缠“维护治安”的红袖箍了。
　　对方笑呵呵地说：您出来溜达腿儿啊？
　　“嗯，大外孙陪我出来转转。”
　　待人走后，姥娘一抿嘴儿，手捂着嘿嘿笑起来，“就坐坐，溜达啥啊，走不动了。”
　　姚锡珍，姥娘的名字。她们这辈的女人，生前很少被人叫名字。哪怕是居委会安排工作，姥娘坐在最前排，希望主任能第一个叫到她的名字安排任务，每次听到的却都是“老孙太太”——随姥爷的姓——她也总是欢快地答应，“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