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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重大变革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细节的剧情。“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的能力有目共睹。
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在30年后再看2009年,那一年,是世界在经历过金融危机后的阵痛年,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触痛人们脆弱的神经;那一年,投资者的负面情绪极其容易被各种片面的信息而激起,甚者连一个小小的迪拜危机也可能引发人们对于世界经济的再次恐慌。
那一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政府在处理金融危机时的果断、有效,让世界很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情绪。
国际机构开始物色中国人担任他们的管理层;国际大会如果没有中国领导人参与,舆论总会发出“缺了点什么”的言论;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成为第二天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时间,关于“中国角色”的讨论一发不可收拾。有人说,中国必将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也有人说,中国还不够强大。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让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感到了国家正在发生着巨变,但这并未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但无论怎样,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必定是一个转折的开始。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每一次重大变革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细节的剧情。”
金融危机的发生,让身处文明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
必须客观看待国际评价
《中国经济周刊》:危机发生后,不论从年初的达沃斯论坛还是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外界的舆论似乎都在讨论关于“中国模式”或者“中国角色”等问题,甚至有人说,金融危机让中国的优越性充分的体现出来。
李一:从很多经济指标或者物理指标来看,中国的进步的确很快,但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还没成为超级大国。我经常会遇到西方的各种人士,听到各种言论。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国际社会对于我们的评价。
事实上,这场危机带给我们真正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和战略规划方式,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工作缘故,我经常会接触到国内各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危机发生后,我发现有些地方的负责人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对待经济发展上的态度变得更加务实。
另外,很多金融机构也提高了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所有人都在谈论增长和扩张,至于说风险管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变了。
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个巨大的机遇,它更新了我们对风险、对金融市场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此外,这场危机还为我们提供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机会,同时,我们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如何走下去,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经济周刊》:的确,在看外人的评价时,首先要想到的是自身的发展。但现实情况是,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预期衰退的判断,作为投行的负责人,你如何看待?
李一:是的,之前发生的迪拜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一个600多亿美元的债务问题,能让全球的股市动荡,让很多人觉得危机又将来临。这种局部甚至是一家企业出现问题继而影响全球的事件在今后发生的频率会更多。
因为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出现了预期衰退的表现,人们表现的很不理智,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基本的判断。
从历史背景来看,这场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但是,它也反映出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社会价值的结构、对财富无休无止的追求、人类的贪婪、不称职的监管,以及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设计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现在来看,危机使得中国的改革增长模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中国政府的思路非常清晰”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看到一组数据,就是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会是全球性的趋势吗?
李一: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单纯地从图表上的量高量低来做判断呢?我觉得应该用另外一个词汇说,这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一个叫恢复,一个叫调整。
恢复是指金融一定要实实在在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把这个灵魂抓住,它的创新、监管、组织结构,乃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只要围绕这个核心点,我觉得不管它在经济总量哪个点上,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
金融业过去从产品上可能偏重于做杠杆化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这样的趋势来讲,它的组织结构应该发生变化,从监管角度、从风险控制角度都会有所限制,这是属于组织结构上的调整。
从人员上来讲,也应该更多的培养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我认为这是投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应该好好坐下来共同反思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人们往往在经历过巨变之后会进行反思,在这点上,你认为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抗击未来风险的办法?
李一:事实上,“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在哥本哈根发出强有力声音,不仅表现出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也表现出对中国未来经济非常清晰的指导性思路。
无论如何,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一定是一个转折期的开始,问题是在将来如何执行好这些清晰的思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对于这些想法是如何理解。
我特别想看到的是以后政府各个部门在协调一个问题时的配合能力,在整个战略思想的执行能力,再就是短期和未来长期结合的能力。在软实力方面将要有系统提高,这将是我们金融危机之后应该学到和掌握的最大财富。
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在30年后再看2009年,那一年,是世界在经历过金融危机后的阵痛年,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触痛人们脆弱的神经;那一年,投资者的负面情绪极其容易被各种片面的信息而激起,甚者连一个小小的迪拜危机也可能引发人们对于世界经济的再次恐慌。
那一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开始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政府在处理金融危机时的果断、有效,让世界很多国家对中国产生了各种复杂的情绪。
国际机构开始物色中国人担任他们的管理层;国际大会如果没有中国领导人参与,舆论总会发出“缺了点什么”的言论;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会成为第二天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一时间,关于“中国角色”的讨论一发不可收拾。有人说,中国必将成为新的全球霸主;也有人说,中国还不够强大。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让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感到了国家正在发生着巨变,但这并未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但无论怎样,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必定是一个转折的开始。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过,“每一次重大变革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细节的剧情。”
金融危机的发生,让身处文明世界的人们不得不再一次思考人类未来发展的趋势。
必须客观看待国际评价
《中国经济周刊》:危机发生后,不论从年初的达沃斯论坛还是最近的哥本哈根会议,外界的舆论似乎都在讨论关于“中国模式”或者“中国角色”等问题,甚至有人说,金融危机让中国的优越性充分的体现出来。
李一:从很多经济指标或者物理指标来看,中国的进步的确很快,但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中国还没成为超级大国。我经常会遇到西方的各种人士,听到各种言论。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国际社会对于我们的评价。
事实上,这场危机带给我们真正的影响在于,它改变了一些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的思维方式和战略规划方式,这是一件好事。由于工作缘故,我经常会接触到国内各个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危机发生后,我发现有些地方的负责人在经济发展的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在对待经济发展上的态度变得更加务实。
另外,很多金融机构也提高了自己的风险管理水平。在危机爆发之前,所有人都在谈论增长和扩张,至于说风险管理,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变了。
这场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个巨大的机遇,它更新了我们对风险、对金融市场以及全世界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此外,这场危机还为我们提供了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机会,同时,我们对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中国如何走下去,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中国经济周刊》:的确,在看外人的评价时,首先要想到的是自身的发展。但现实情况是,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预期衰退的判断,作为投行的负责人,你如何看待?
李一:是的,之前发生的迪拜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一个600多亿美元的债务问题,能让全球的股市动荡,让很多人觉得危机又将来临。这种局部甚至是一家企业出现问题继而影响全球的事件在今后发生的频率会更多。
因为危机的发生,让很多人出现了预期衰退的表现,人们表现的很不理智,在这种情况下丧失了基本的判断。
从历史背景来看,这场危机是一种周期性现象。但是,它也反映出了我们社会中存在的某些结构性问题。包括社会价值的结构、对财富无休无止的追求、人类的贪婪、不称职的监管,以及只是为了获取利润而设计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所有这些都是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
现在来看,危机使得中国的改革增长模式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中国政府的思路非常清晰”
《中国经济周刊》:最近看到一组数据,就是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下降,这会是全球性的趋势吗?
李一: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单纯地从图表上的量高量低来做判断呢?我觉得应该用另外一个词汇说,这可能会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一个叫恢复,一个叫调整。
恢复是指金融一定要实实在在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把这个灵魂抓住,它的创新、监管、组织结构,乃至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只要围绕这个核心点,我觉得不管它在经济总量哪个点上,我认为那就是最好的。
金融业过去从产品上可能偏重于做杠杆化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服务于实体经济。从这样的趋势来讲,它的组织结构应该发生变化,从监管角度、从风险控制角度都会有所限制,这是属于组织结构上的调整。
从人员上来讲,也应该更多的培养金融从业人员的综合能力。我认为这是投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应该好好坐下来共同反思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人们往往在经历过巨变之后会进行反思,在这点上,你认为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抗击未来风险的办法?
李一:事实上,“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上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在哥本哈根发出强有力声音,不仅表现出了中国政府的政策是非常清晰的,也表现出对中国未来经济非常清晰的指导性思路。
无论如何,2009年对于中国来说,一定是一个转折期的开始,问题是在将来如何执行好这些清晰的思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对于这些想法是如何理解。
我特别想看到的是以后政府各个部门在协调一个问题时的配合能力,在整个战略思想的执行能力,再就是短期和未来长期结合的能力。在软实力方面将要有系统提高,这将是我们金融危机之后应该学到和掌握的最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