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盛大阅兵的日子里，传来张震将军逝世的消息，在悼念张震将军时，40年前的往事，像格拉丹冬的万年冰峰，像长江的汹涌激流，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
迷途险情幸赖压缩饼干，
保障长江源头探查活动
1975年冬天，正是“四人帮”横行，寒凝大地的日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国务院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的林一山，带我专程到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家里。张震紧紧握着林一山的手，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接过工作人员递上来的一杯热茶送到他的手里，连声说道：“这大冷的天，你还跑来看我。”
林一山轻松地说：“没事儿，星期天跑一跑，看看老朋友，是一大乐事。除了大冷天，我每年还去葛洲坝工地跑几趟呢！”
一谈到葛洲坝，张震兴致勃勃，这位当年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的将军曾经兼任过葛洲坝工程指挥部政委，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葛洲坝有着深厚的感情，和那里曾经一道奋战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也结下不同寻常的友谊。
长江尾，指的是渡江战役时，他任三野参谋长随粟裕率三野八兵团、十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连克镇江、常州，直逼上海、杭州。长江腰，指的是他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当政委时和林一山一道建葛洲坝工程。现在为了探明长江源头，林一山来求助，张震焉能不管？
林一山临走时，张震扶着他一直送上汽车，说：“这点事儿还烦您专门跑一趟，以后请成同志找我的秘书就行了，您可别再亲自跑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976年6月，长江源头探险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即将从北京出发，我给张震的秘书打电话，一面感谢总后的大力支持，一面探询张副部长能否抽点时间听一下
汇报。
经约定，6月24日下午，张副部长在总后的办公室里亲自听我汇报。为了不多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我打算汇报半小时。张副部长专注地听着，不时地提些问题，没有马上要结束的意思。当我再一次表示汇报结束时，张副部长一面用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一面凝神深思，突然问道：“你说了那么多东西，准备了压缩饼干吗？”
我顿时脸红了，食品准备了不少，压根儿就没想到压缩饼干。于是回答说：“只听说过这个东西，没有见到过，更没有吃过它！”
张副部长说：“你们要深入到无人、无路、无图地区去探险，碰到陷车迷路等特殊情况，随身不带点压缩饼干，怎么能行呢？”接着又问道：“你们订了几号的票？”
我回答：“打算下个月一号离开北京。”
“还好，来得及。”张副部长转向他的秘书说：“你打电话到上海，请他们找几箱供特种兵用的压缩饼干用飞机运来。”又对我说：“路远，你们别再跑了，把电话和地址留下来，我叫他们在你们去兰州之前送到。”
我被张副部长那种亲切、细致、体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
1975年6月29日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总后的两名战士，带着六箱军绿色铁箱装的压缩饼干，送到了我们手里。
7月8日，当我和长江探源的先遣人员到达西宁时，总后青藏兵站部派来一辆嘎斯69越野车，汽油供应指标证、罐头食品、高原衣物装备、氧气袋等等，都按总后的命令准时、足量地一一落实。电台、医疗人员和解放军配属人员等，则由兰州军区和青海省军区负责
配备。
1976年7月21日，由长办、首都有关新闻摄影单位和解放军联合组成的28人长江源头拍摄采访组西上高原，挺进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我作为领队在宣布高原探险纪律时，专门要求每个队员在贴身衣袋里要装可供两天食用的压缩饼干。幸赖张震将军考虑问题周密，我们探险队果然有两个小分队遇到沼泽陷车迷路的险情，不能当天赶回大本营，全赖压缩饼干充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体会到张震将军作为一位计划严谨、组织周密、办事高效的优秀参谋长的素质。
这是我国首次长江源头探查活动，在海拔5000余米无人、无路、无图、缺氧的青藏高原，举步维艰，险象丛生。历尽千辛万苦，探查队终于查清了长江不是历史上一直误认的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而是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北麓6621米的主峰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长度从原来的5800公里延长为6300公里，其长度超过美国密西西比河，跃居世界第三大长河。我国首次长江探源，正本清源，纠正了历史谬误。世界各大媒体都先后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为庆祝成立百年，组织“中国地理百年（1909-2009年）大发现”评审活动，在评定的百年30项中国地理大发现中，长江源头的发现位居第十。取得这一重大成果，张震将军功不可没。 紧急情况调配米-8直升机，
保证大江截流拍摄工作
1980年年底，葛洲坝大江截流。为了拍摄葛洲坝大江截流的全过程，为三峡工程的截流做参考，水利部在这之前一年，商请长办调我编写《大江截流》电影脚本并约请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组织摄制。技术专家和编导人员都认为：大江截流的龙口合龙是技术上的难点，也是影片的最大亮点，一定要用米-8直升机进行航拍。
此前，工程局明确米-8直升机申请工作由他们负责，但临近截流前，他们表示不能办到，情急之下，常驻工地的水利部副部长陈赓仪要我以大局为重，力争申请到米-8直升机。
当时其他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按照计划，进行大江截流的总命令将在一周后下达。在世界大河干流上截流这还是首次，因此广受国际舆论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航拍电影的资料就显得更为宝贵。
林一山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即与武汉军区政委严政、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司令黄伯琛联系，请求武汉空军派一架直升机供大江截流拍摄之用，并派我立即赶回武汉。
黄伯琛副司令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前天老首长给我打了电话，大江截流是件大事，我们当然支持。但是调米-8直升机手续很麻烦，你们要得这么急，时间肯定来不及，弄不好要误事了。”这时作战处李处长从保密铁柜里，拿出一份中央军委的文件，递给我说：“按照你们的要求，要在龙口上空拍摄，最好的机型是米-8直升机。按中央军委的规定，调机必须经总参批准。”
我仔细看了规定，心头暗暗叫苦，申请手续这么复杂，时间怎么来得及？截流的日期是上报中央定死了的，不会因为调飞机的事而
推迟。
李处长解释说，按照规定应该由水利部给总参发函，经总参首长批示后，再转空军司令部，经空司首长批示后，由作战部通知机场，命令一级级下达。说完，他把那份文件锁进保密柜中，这是无言地告诉我，结论就是如此，无须多谈了！黄副司令一直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对面墙上的巨幅地图。我想他此时的心情不会比我轻松多少，他也爱莫能助呀！
“能不能从大江截流的特殊情况考虑，找一个通融的办法呢？”我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但也只能从几近绝望中，探求出一个商量的
余地。
黄副司令无奈地轻轻摇摇头：“情况是特殊，老首长在电话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这是中央军委规定的呀！”
作战室里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开口的李处长，也许被黄副司令和我表现出来的焦虑心情所感染，说了一句：“办法倒是有的，就怕不容易办到！”
“你说说看？”黄副司令急切地问道。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找到杨得志总长或哪一位副总长特批！”李处长说。
黄副司令听了以后，又盯着那幅地图沉思。但这个提示倒燃起我的希望：“如果能找到伍修权副总长或张震副总长行不行呢？”
李处长说：“伍副总长管政治工作，张副总长管作战，如果你能直接找他，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从他凝神望我的眼神中，我马上意识到他的潜台词是说，你能和张震将军直接对
话吗？
我和张震将军的直接接触仅有两次：一是为长江源头探查一事，1975年冬曾随林主任到他家中探望求援；二是1976年夏在江源探查队离京赴兰州之前，在他办公室向他汇报辞行。现在他已经当了副总参谋长，时间过去五年多，日理万机的将军能记得我这个小人物吗？我心中虽然忐忑不安，但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便镇定地望着李处长，不安地问道：怎么能找到他呢？
李处长没有马上回答，用期盼的目光望着黄伯琛副司令，黄副司令果断地说，马上给张副总长挂电话。李处长霍地站了起来，走到一张放了好几部电话机的桌子旁，拿起一个红色话筒：特急，请接总参张副总长。
不到两分钟，电话通了，是张副总长亲自接的。
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是林一山派到武汉空司，申请米-8直升机拍摄大江截流的。接着向张副总长谈起探查长江源头前，曾随林主任见过他，以及临离北京前还收到他派人送来的压缩饼干，为的是引起他的回忆。
想不到张副总长亲切地说：“我记得你，我也收到了你们寄来的江源照片。”我一直悬着的心顿时放下了，幸亏张副总长的记性好。
武空作战室里鸦雀无声。黄副司令、李处长和几位值班参谋都凝神屏气地盯着话筒。我尽力想把话题引到直升机上，说了时间多么紧迫，米-8直升机如何必需，可是话筒里传来的却是张副总长高亢的声音：“不忙，不忙，你慢慢说，林一山同志在哪里？大江截流，怎么个截法？好哇，葛洲坝大江就要截流了，你详细谈谈……”
我回答说：“林主任和工程技术委员会成员都到了工地，中央有关领导也要亲临。”
张副总长接着又问：“截流战役的形势怎样？采取什么样的截流方法？决战的龙口在哪里？准备的石料有多少？机动车辆有多少？万一截不住怎么办？长江现在的流量是多少？泄水闸修得怎么样？”
张震在葛洲坝干过，对大江截流的情况很熟悉，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都是有关大江截流的关键问题。
坐在一旁的黄副司令和李处长，指着墙上的挂钟，频频向我示意，我知道他们希望把问题拉到直升机上。我也几次想提直升机的事，但都被张副总长的提问打断了，他对葛洲坝工程一往情深，对大江截流兴奋不已，不停地询问相关问题。又问我，把龙口缩窄，快到合龙时的上下游水位差有多少？流速有多大？25吨、30吨的混凝土四面体能不能截得住？可以体会到他提出的问题都很关键而且步步深入。例如，他提出30吨四面体能不能截得住，这个重大问题，虽然在截流设计中已有对策，但我在写脚本时并未提及，当他问我时我就没有做出肯定的
回答。
大概是对大江截流的情况听清了，满意了，张副总长自己把话题转到直升机上。他说：“按照规定手续，时间是太紧了，现在这样办吧，你今晚上车，明天赶到北京来，请水利部给总参来个函，我马上要我的秘书，先和总参作战部以及空司作战部办好手续。你到京之后，不必到总参了，就直接到空司作战部，他们会给你办调机手续的。”最后，他还忘不了他的老战友：“请转告林主任，祝大江截流成功，请他多多保重。” 这次通话整整40多分钟，最后解决问题，张副总长只用了不到1分钟，指示得十分具体而细致。我连夜赶往北京。直赴水利部取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公函，驱车赶往空司作战部，这时，张副总长的秘书、总参作战部的邵参谋和空司作战部的杨参谋，拿着张副总长亲笔签署的调机命令，已经在等候了。他们立即办好一切手续，并向机场下达命令。我也连夜赶回武汉转赴宜昌，在土门垭机场迎接期盼已久的米-8，并陪同机组人员向陈赓仪副部长报到，然后实地了解截流现场的地面情况。
1月3日7时30分，大江截流指挥部下达截流命令。这时，张震特批的军用直升机，载着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和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电视摄像师，准时飞抵龙口上空。飞机调整好方位，渐渐下降，只见整个工地彩旗飞扬，左右两岸的戗堤像两把钢刀呈钳形攻势向江心逼近。右岸戗堤上大约有100部黄色自卸载重卡车，装满块石，排成约1000米的长龙，井井有条地一车车向龙口堤头倾泻，然后又迅速离去，推土机紧跟着把石料向龙口推进。左岸戗堤头同样有七八十部载重自卸卡车，满载块石分上下两排向江中抛去。
可是，当龙口缩窄到快要合龙时，流速骤然增大，30吨重的四面体一下子就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幸赖设计方案中已经考虑到了，立即把几个四面体用巨型螺栓联结，总重量可达到百余吨。用几台大型推土机推入龙口，才站稳脚跟，后来人们称之为“葡萄串”。事后，航拍每隔三小时飞一个航次。从直升机上向下俯瞰，明显地看到江面龙口越缩越窄了，长江像一条被激怒的巨龙，企图挣脱身上的镣铐，翻腾着、咆哮着，激起一股股浪柱。从3日上午7时30分下达截流令开始，直到4日下午6时—这是最后一个航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航次，时近傍晚，对摄影师来说，这不是理想的拍摄时间，但这是最可贵的一瞬。
龙口几乎只剩一道缝（但从地面上看大约还有十几米）。这时，金字塔形的重25吨、30吨的混凝土四面体连接成串，牢牢地把它缚住了！大江截流一举成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几十盏探照灯射向龙口，在长江上留下亿万年的一瞬！米-8也依依不舍地返航了。我和机组同志是在土门垭机场听到喜讯的，截流指挥部宣布：历时36小时23分大江截流胜利
成功！
事后，我对张副总长的预见甚感钦佩。一次和林主任闲谈时提及此事，林主任说：张震将军多年担任陈、粟大军的参谋长，他既参与重大战略决策，又亲自制定组织战斗实施。他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在葛洲坝工地待过一阵，我和他有一段交往，他政治上坚定，十年动乱中，一直坚持正确路线，他思想能力强，考虑问题十分周密，是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长江源头的发现和大江截流，多亏了他的大力支持呀！（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共长江水利委员会原直属党委副书记、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迷途险情幸赖压缩饼干，
保障长江源头探查活动
1975年冬天，正是“四人帮”横行，寒凝大地的日子。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国务院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负责人的林一山，带我专程到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张震家里。张震紧紧握着林一山的手，扶着他在沙发上坐下，接过工作人员递上来的一杯热茶送到他的手里，连声说道：“这大冷的天，你还跑来看我。”
林一山轻松地说：“没事儿，星期天跑一跑，看看老朋友，是一大乐事。除了大冷天，我每年还去葛洲坝工地跑几趟呢！”
一谈到葛洲坝，张震兴致勃勃，这位当年担任武汉军区副司令的将军曾经兼任过葛洲坝工程指挥部政委，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葛洲坝有着深厚的感情，和那里曾经一道奋战过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也结下不同寻常的友谊。
长江尾，指的是渡江战役时，他任三野参谋长随粟裕率三野八兵团、十兵团组成东突击集团，在金河口至江阴之间渡江，连克镇江、常州，直逼上海、杭州。长江腰，指的是他在葛洲坝工程指挥部当政委时和林一山一道建葛洲坝工程。现在为了探明长江源头，林一山来求助，张震焉能不管？
林一山临走时，张震扶着他一直送上汽车，说：“这点事儿还烦您专门跑一趟，以后请成同志找我的秘书就行了，您可别再亲自跑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1976年6月，长江源头探险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即将从北京出发，我给张震的秘书打电话，一面感谢总后的大力支持，一面探询张副部长能否抽点时间听一下
汇报。
经约定，6月24日下午，张副部长在总后的办公室里亲自听我汇报。为了不多耽误他的宝贵时间，我打算汇报半小时。张副部长专注地听着，不时地提些问题，没有马上要结束的意思。当我再一次表示汇报结束时，张副部长一面用手指在办公桌上轻轻敲着，一面凝神深思，突然问道：“你说了那么多东西，准备了压缩饼干吗？”
我顿时脸红了，食品准备了不少，压根儿就没想到压缩饼干。于是回答说：“只听说过这个东西，没有见到过，更没有吃过它！”
张副部长说：“你们要深入到无人、无路、无图地区去探险，碰到陷车迷路等特殊情况，随身不带点压缩饼干，怎么能行呢？”接着又问道：“你们订了几号的票？”
我回答：“打算下个月一号离开北京。”
“还好，来得及。”张副部长转向他的秘书说：“你打电话到上海，请他们找几箱供特种兵用的压缩饼干用飞机运来。”又对我说：“路远，你们别再跑了，把电话和地址留下来，我叫他们在你们去兰州之前送到。”
我被张副部长那种亲切、细致、体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深深地感动了。
1975年6月29日下午，按照约定的时间，总后的两名战士，带着六箱军绿色铁箱装的压缩饼干，送到了我们手里。
7月8日，当我和长江探源的先遣人员到达西宁时，总后青藏兵站部派来一辆嘎斯69越野车，汽油供应指标证、罐头食品、高原衣物装备、氧气袋等等，都按总后的命令准时、足量地一一落实。电台、医疗人员和解放军配属人员等，则由兰州军区和青海省军区负责
配备。
1976年7月21日，由长办、首都有关新闻摄影单位和解放军联合组成的28人长江源头拍摄采访组西上高原，挺进昆仑山和唐古拉山。我作为领队在宣布高原探险纪律时，专门要求每个队员在贴身衣袋里要装可供两天食用的压缩饼干。幸赖张震将军考虑问题周密，我们探险队果然有两个小分队遇到沼泽陷车迷路的险情，不能当天赶回大本营，全赖压缩饼干充饥。这个时候，我们更加体会到张震将军作为一位计划严谨、组织周密、办事高效的优秀参谋长的素质。
这是我国首次长江源头探查活动，在海拔5000余米无人、无路、无图、缺氧的青藏高原，举步维艰，险象丛生。历尽千辛万苦，探查队终于查清了长江不是历史上一直误认的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而是发源于唐古拉山脉北麓6621米的主峰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沱沱河；长江长度从原来的5800公里延长为6300公里，其长度超过美国密西西比河，跃居世界第三大长河。我国首次长江探源，正本清源，纠正了历史谬误。世界各大媒体都先后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2年11月第一版）。2009年，中国地理学会为庆祝成立百年，组织“中国地理百年（1909-2009年）大发现”评审活动，在评定的百年30项中国地理大发现中，长江源头的发现位居第十。取得这一重大成果，张震将军功不可没。 紧急情况调配米-8直升机，
保证大江截流拍摄工作
1980年年底，葛洲坝大江截流。为了拍摄葛洲坝大江截流的全过程，为三峡工程的截流做参考，水利部在这之前一年，商请长办调我编写《大江截流》电影脚本并约请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组织摄制。技术专家和编导人员都认为：大江截流的龙口合龙是技术上的难点，也是影片的最大亮点，一定要用米-8直升机进行航拍。
此前，工程局明确米-8直升机申请工作由他们负责，但临近截流前，他们表示不能办到，情急之下，常驻工地的水利部副部长陈赓仪要我以大局为重，力争申请到米-8直升机。
当时其他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按照计划，进行大江截流的总命令将在一周后下达。在世界大河干流上截流这还是首次，因此广受国际舆论关注。在这样的情况下，航拍电影的资料就显得更为宝贵。
林一山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即与武汉军区政委严政、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副司令黄伯琛联系，请求武汉空军派一架直升机供大江截流拍摄之用，并派我立即赶回武汉。
黄伯琛副司令听了我的汇报后说：“前天老首长给我打了电话，大江截流是件大事，我们当然支持。但是调米-8直升机手续很麻烦，你们要得这么急，时间肯定来不及，弄不好要误事了。”这时作战处李处长从保密铁柜里，拿出一份中央军委的文件，递给我说：“按照你们的要求，要在龙口上空拍摄，最好的机型是米-8直升机。按中央军委的规定，调机必须经总参批准。”
我仔细看了规定，心头暗暗叫苦，申请手续这么复杂，时间怎么来得及？截流的日期是上报中央定死了的，不会因为调飞机的事而
推迟。
李处长解释说，按照规定应该由水利部给总参发函，经总参首长批示后，再转空军司令部，经空司首长批示后，由作战部通知机场，命令一级级下达。说完，他把那份文件锁进保密柜中，这是无言地告诉我，结论就是如此，无须多谈了！黄副司令一直端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对面墙上的巨幅地图。我想他此时的心情不会比我轻松多少，他也爱莫能助呀！
“能不能从大江截流的特殊情况考虑，找一个通融的办法呢？”我不甘心就这样无功而返，但也只能从几近绝望中，探求出一个商量的
余地。
黄副司令无奈地轻轻摇摇头：“情况是特殊，老首长在电话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这是中央军委规定的呀！”
作战室里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坐在一旁一直没有开口的李处长，也许被黄副司令和我表现出来的焦虑心情所感染，说了一句：“办法倒是有的，就怕不容易办到！”
“你说说看？”黄副司令急切地问道。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能找到杨得志总长或哪一位副总长特批！”李处长说。
黄副司令听了以后，又盯着那幅地图沉思。但这个提示倒燃起我的希望：“如果能找到伍修权副总长或张震副总长行不行呢？”
李处长说：“伍副总长管政治工作，张副总长管作战，如果你能直接找他，当然最好不过了！”但是从他凝神望我的眼神中，我马上意识到他的潜台词是说，你能和张震将军直接对
话吗？
我和张震将军的直接接触仅有两次：一是为长江源头探查一事，1975年冬曾随林主任到他家中探望求援；二是1976年夏在江源探查队离京赴兰州之前，在他办公室向他汇报辞行。现在他已经当了副总参谋长，时间过去五年多，日理万机的将军能记得我这个小人物吗？我心中虽然忐忑不安，但是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便镇定地望着李处长，不安地问道：怎么能找到他呢？
李处长没有马上回答，用期盼的目光望着黄伯琛副司令，黄副司令果断地说，马上给张副总长挂电话。李处长霍地站了起来，走到一张放了好几部电话机的桌子旁，拿起一个红色话筒：特急，请接总参张副总长。
不到两分钟，电话通了，是张副总长亲自接的。
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首先作了自我介绍，说明是林一山派到武汉空司，申请米-8直升机拍摄大江截流的。接着向张副总长谈起探查长江源头前，曾随林主任见过他，以及临离北京前还收到他派人送来的压缩饼干，为的是引起他的回忆。
想不到张副总长亲切地说：“我记得你，我也收到了你们寄来的江源照片。”我一直悬着的心顿时放下了，幸亏张副总长的记性好。
武空作战室里鸦雀无声。黄副司令、李处长和几位值班参谋都凝神屏气地盯着话筒。我尽力想把话题引到直升机上，说了时间多么紧迫，米-8直升机如何必需，可是话筒里传来的却是张副总长高亢的声音：“不忙，不忙，你慢慢说，林一山同志在哪里？大江截流，怎么个截法？好哇，葛洲坝大江就要截流了，你详细谈谈……”
我回答说：“林主任和工程技术委员会成员都到了工地，中央有关领导也要亲临。”
张副总长接着又问：“截流战役的形势怎样？采取什么样的截流方法？决战的龙口在哪里？准备的石料有多少？机动车辆有多少？万一截不住怎么办？长江现在的流量是多少？泄水闸修得怎么样？”
张震在葛洲坝干过，对大江截流的情况很熟悉，他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都是有关大江截流的关键问题。
坐在一旁的黄副司令和李处长，指着墙上的挂钟，频频向我示意，我知道他们希望把问题拉到直升机上。我也几次想提直升机的事，但都被张副总长的提问打断了，他对葛洲坝工程一往情深，对大江截流兴奋不已，不停地询问相关问题。又问我，把龙口缩窄，快到合龙时的上下游水位差有多少？流速有多大？25吨、30吨的混凝土四面体能不能截得住？可以体会到他提出的问题都很关键而且步步深入。例如，他提出30吨四面体能不能截得住，这个重大问题，虽然在截流设计中已有对策，但我在写脚本时并未提及，当他问我时我就没有做出肯定的
回答。
大概是对大江截流的情况听清了，满意了，张副总长自己把话题转到直升机上。他说：“按照规定手续，时间是太紧了，现在这样办吧，你今晚上车，明天赶到北京来，请水利部给总参来个函，我马上要我的秘书，先和总参作战部以及空司作战部办好手续。你到京之后，不必到总参了，就直接到空司作战部，他们会给你办调机手续的。”最后，他还忘不了他的老战友：“请转告林主任，祝大江截流成功，请他多多保重。” 这次通话整整40多分钟，最后解决问题，张副总长只用了不到1分钟，指示得十分具体而细致。我连夜赶往北京。直赴水利部取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公函，驱车赶往空司作战部，这时，张副总长的秘书、总参作战部的邵参谋和空司作战部的杨参谋，拿着张副总长亲笔签署的调机命令，已经在等候了。他们立即办好一切手续，并向机场下达命令。我也连夜赶回武汉转赴宜昌，在土门垭机场迎接期盼已久的米-8，并陪同机组人员向陈赓仪副部长报到，然后实地了解截流现场的地面情况。
1月3日7时30分，大江截流指挥部下达截流命令。这时，张震特批的军用直升机，载着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和各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电视摄像师，准时飞抵龙口上空。飞机调整好方位，渐渐下降，只见整个工地彩旗飞扬，左右两岸的戗堤像两把钢刀呈钳形攻势向江心逼近。右岸戗堤上大约有100部黄色自卸载重卡车，装满块石，排成约1000米的长龙，井井有条地一车车向龙口堤头倾泻，然后又迅速离去，推土机紧跟着把石料向龙口推进。左岸戗堤头同样有七八十部载重自卸卡车，满载块石分上下两排向江中抛去。
可是，当龙口缩窄到快要合龙时，流速骤然增大，30吨重的四面体一下子就被激流冲得无影无踪，幸赖设计方案中已经考虑到了，立即把几个四面体用巨型螺栓联结，总重量可达到百余吨。用几台大型推土机推入龙口，才站稳脚跟，后来人们称之为“葡萄串”。事后，航拍每隔三小时飞一个航次。从直升机上向下俯瞰，明显地看到江面龙口越缩越窄了，长江像一条被激怒的巨龙，企图挣脱身上的镣铐，翻腾着、咆哮着，激起一股股浪柱。从3日上午7时30分下达截流令开始，直到4日下午6时—这是最后一个航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航次，时近傍晚，对摄影师来说，这不是理想的拍摄时间，但这是最可贵的一瞬。
龙口几乎只剩一道缝（但从地面上看大约还有十几米）。这时，金字塔形的重25吨、30吨的混凝土四面体连接成串，牢牢地把它缚住了！大江截流一举成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几十盏探照灯射向龙口，在长江上留下亿万年的一瞬！米-8也依依不舍地返航了。我和机组同志是在土门垭机场听到喜讯的，截流指挥部宣布：历时36小时23分大江截流胜利
成功！
事后，我对张副总长的预见甚感钦佩。一次和林主任闲谈时提及此事，林主任说：张震将军多年担任陈、粟大军的参谋长，他既参与重大战略决策，又亲自制定组织战斗实施。他虽然不是水利专家，但在葛洲坝工地待过一阵，我和他有一段交往，他政治上坚定，十年动乱中，一直坚持正确路线，他思想能力强，考虑问题十分周密，是一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长江源头的发现和大江截流，多亏了他的大力支持呀！（编辑 杨 琳）
（作者是中共长江水利委员会原直属党委副书记、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